大眾文化與多元文學(周思明)

　　說到大眾文化，有人認為就是低俗、庸俗，甚至是惡俗的別稱。其實，這是一種誤讀。大眾文化的基本形態不是簡單的，而是多元的、復雜的：向上，可能蝶變為精英文化(如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向下，可能淪落成庸俗、低俗甚至惡俗文化；而常態的大眾文化可能處于中庸狀態，即不雅不俗、亦雅亦俗。

　　美國哲學家奧爾特加將大眾文化定義為一國、一地區、一社團新近涌現的被大眾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眾文化一般體現幾個特質：一是商品性。它伴隨文化產品大量生產和銷售，屬于一種盈利目的買賣關系的消費行為；二是通俗性。大眾文化不是特定階層文化，而是社會散在的眾多“一般個人”的文化；三是流行性。大眾文化是一種時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變化態勢；四是娛樂性。大眾文化文本無論其結局是悲是喜，總是以取得愉悅效果為上，使公眾的消費、休閑、娛樂渴望變得輕松，得到滿足；五是依賴性。大眾文化主要是在大眾傳媒引導下發生、發展和變化，若無大眾傳媒也就沒有大眾文化。就是說，大眾文化往往會滑向傳媒文化；六是日常性。與欣賞高雅文化帶有更多個體精神性不同，公眾對于街頭廣告、電視劇、流行音樂、時裝、暢銷書等大眾文化的接受，乃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環境中進行的；七是類型性。大眾文化不是以思想性、審美性為旨歸，而是以物質性、占有性、實用性、功利性為目的，所以呈現在文本形態上，它往往具有自己相對固定的俗套方式，如武俠、職場小說和肥皂喜劇等。

　　在西方，大眾文化所賴以滋生、成長的土壤，是現代工業社會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或是后現代社會，它是民眾的“集體無意識”，是伴隨高科技生產而呈現紛繁的物質性的文化消費。現代社會追求的是物質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并盡可能為人類提供紛繁復雜的消費構成。大眾文化呈現出平面化、批量復制的特點，物質追求的多樣性與文化追求的簡單化顯然構成了大眾生存文化的悖論。

　　當然，事情并非如此簡單。換言之，不能將大眾文化與低俗、庸俗甚至惡俗機械地畫等號。大眾文化實際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其中亦不乏好的、先進的、優秀的，可向精英文化、高雅文化靠近或轉化的東西。“大眾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等概念的設定與劃分，也只是相對而言，彼此不會發生劇烈的“排異反應”。把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硬生生地剝離開來，是沒有科學依據的，既不符合文化現狀，也不符合人類文明史的實際。以傳統大眾文化的主體“大眾文學”為例，大眾文學亦稱通俗文學，最早的如唐代傳奇、宋人話本等市民文學，以及流傳于民間的口頭文學和后來的鄉土文學等，均屬大眾文學范疇，包括言情、偵探、傳奇、武俠、科幻、歷史演義等諸多文學種類。其中，帶有封建糟粕和低級趣味的作品在所難免，但經過歷史和時間的淘洗與打磨，其中不乏思想藝術都達到很高水準、雅俗共賞并成為傳世經典的精品佳作。此前論及的《紅樓夢》除外的三大古典名著，就是大眾文學的杰作，如今已沒有人將它們劃入“俗”的范疇。到了近現代，魯迅的《故鄉》、沈從文的《邊城》等杰作，開創現代鄉土文學、大眾文化之先河；在抗戰期間及其后的長期創作中，以寫農村、農民見長的趙樹理及以寫城市市民為主的老舍等人，在嘗試、探索中國現代文學的大眾化、通俗化、民族化、地方特色等方面，都作出了獨特的重要貢獻，成為大眾文化(文學)的杰出代表。這些都是大眾文化由俗向雅轉化與升華的典范。

　　所以，大眾文化在當代中國的發展，不是民族傳統文化的斷裂，而是文化發展的必然。植根于民族傳統文化土壤、反映民族文化思想、體現民族文化風格、優化民族文化人格和展示民族文化精華，也應當是21世紀中國大眾文化發展的方向。要致力于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要使我們的大眾文化代表大眾的心聲，滿足大眾的需求，符合大眾的審美習慣與價值取向，吸引并激發大眾的注意力和參與沖動。在此基礎上，對大眾文化進行科學的引導與提升，使之能夠達到并呈現出傳統與現代相融合、民主與科學相輝映的高度與特色，逐步向高雅文化、精英文化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