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中年變法”現象(李朝全)

　　不久前在山西召開了哲夫報告文學創作研討會，哲夫的創作歷程成為關注焦點。1980年至1997年，他一直以系列長篇小說為人所知。1997年，他隨寧夏電視臺去東北大興安嶺拍攝電視劇，親眼目睹森林慘遭破壞的現實，毅然決定轉向“更有力量”的報告文學創作。這一年，他42歲。從此，他的足跡踏遍大江南北祖國東西，關注生態與人，關注人的生存環境、生態狀況，重在敘事、揭示問題和反思探索，接連推出了《黃河追蹤》《中國檔案》《長江生態報告》《黃河生態報告》《淮河生態報告》《世紀之癢——中國生態報告》等作品，奠定了他作為生態文學最重要作家之一的地位。如果說，1997年前的哲夫是一位書齋里的作家的話，那么，從這一年開始，他便走出書房，深入田野、大地和民間。這次“出走”從整體上改變了他的創作風貌和品格，也給中國報告文學尤其是生態文學帶來了新氣象、新景觀。

　　觀察多位作家的創作歷程，我們都可以看到類似的創作轉向。這樣的“人到中年”以后的創作轉向可以稱為作家們的“中年變法”。譬如，朱曉軍——一位在大學里教寫作的教授，2006年以《天使在作戰》獲得魯迅文學獎之后，迅速轉向報告文學領域，接連創作了《一個醫生的救贖》《高官的良心》《讓百姓做主》等作品。以長篇小說《河床》聞名的小說家陳啟文，自2008年初親歷南方那場罕見的冰雪災害，從此改變了創作路數，實地行走，采訪思索，《南方冰雪報告》《共和國糧食報告》《命脈——中國水利調查》接連出手。還有如寫《皇糧鐘》的小說家秦嶺，日前出版長篇報告文學《在水一方——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紀實》，女作家薛媛媛寫出《中國橡膠的紅色記憶》，評論家梁鴻深入故鄉梁莊內部，接連出版《梁莊在中國》《出梁莊記》。還有如，孫惠芬走進家鄉，探究自殺者給個人及家庭所帶來的無法言喻的重創，寫下了長篇力作《生死十日談》，賈平凹偶然的“出走”，收獲了長篇紀實《定西筆記》，等等，似乎都可謂是“中年變法”的突出代表。

　　由此，或許可以說，小說家或者其他體裁作家轉向報告文學創作擁有更多的可能，而這種轉向，不僅為作家本人的創作開辟了新路、新局，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情感和思想、語言資源，也為我國報告文學創作帶來了新生機、新風貌，有力地激活或提升了報告文學創作的視野、格局和境界。

　　期待越來越多的小說家、詩人、散文家、評論家、記者，走向田野，深入民間，采寫出更多有分量有影響力的報告文學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