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思想者”——人文精神求索(從維熙)

《行走的人》 賈科梅蒂

　　●無論你筆觸什么年代的生活，深藏在文學中的真、善、美的因子，不能因年輪相異而缺失。筆鋒要敢于撕裂假、惡、丑的五臟六腑，為社會的進步出一份綿薄之力。

　　●作為文化人，是應該在激流中尋覓自身之重的，因為文人不是隨水浮萍和長著四肢的空具人形的木偶，人有大腦可用之思，人有眼睛可用之于審視人間萬象，美者文筆贊之，惡者文筆伐之。

　　上

　　如果不是我記憶失靈的話，記得早在二十年前的1993年，我就在上海報刊上讀到過陳思和與王曉明探尋人文精神的文章。之后，在全國報刊上又陸續讀到王元化、劉再復等人的文章。雖然筆者當時沉溺于中國歷史殘月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負荷和苦難的筆耕；　但那次別開生面的人文精神大討論，還是深深吸引了筆者的眼球，因而到了二十年后的2013年，筆者還是對上述學者存有敬意。

　　何以如此？實因我們中國今日之文學走向，雖然出現了少許攀登文學珠峰的佳作，但也存在不少有失歷史真實的作品；　以及以娛樂至死為文學坐標的偽文學，喧囂于文學市場并占有相當的領地。其中，獨占鰲頭的是濫竽充數的電視劇，它們以頌揚昨天歷史與今天成就為名，酒里摻水成了失真于生活的瓷偶，盡管經不起歷史和今天的過濾，但仍然招搖過市成為人文一景。

　　今年暮春，一位東北的中年文友來訪。一次人文精神的趣談，就是從“變態”的電視開始的。友人首先詢問我如何打發晚上的時間，我說：“我已是年過八十的老朽，晚上和妻子到公園去散散步，或者和朋友通通電話，反正絕不在晚上筆耕了。”他說了聲“妙”之后，然后對我闡明主題：“我年紀雖然比您小幾歲，可是活得沒有你輕松。白天筆耕，晚上便賴在屋子里看那些虛情假意沒有骨血的電視劇。比如，一些寫抗日戰爭的劇目，看了像幼兒園‘逗你玩’的演出——裝扮上近似于今天的時尚美女，她們手拿老式弓箭，竟然箭無虛發，百發百中地射中日本鬼子。您想想小小東瀛日本，不過是個彈丸之島國，何以能占領偌大的中國國土？這些演員不反思我們國民性的殘缺，反而把中華民族之痛，當成魔幻故事胡涂亂抹！因而我常常忍不住要高聲罵上兩句：‘這些粉面朱唇的玫瑰，你們大概不知道一場血色的抗日戰爭，我們死了三千多萬戰士和同胞吧，簡直是一群沒有靈魂的白癡！’”

　　我說：“要罵首先你該罵咱們作家自身，沒有那些死了靈魂的文人和那支鉆金錢眼之筆，何以會演繹出那么多低俗作品來？沒有那死了生活真實的劇本出籠，又何以會出臺那么多肥皂劇和那些低俗的演員？如果九泉下三千多萬抗日英魂和死難同胞有知，一定會和你一樣，為褻瀆了抗日戰爭的濃濃血色，而高聲痛斥這些追求時尚的肥皂泡沫劇的。”

　　他開玩笑地用巴掌輕輕打了自己一耳光，自我解嘲地說：“對！對！主要責任不在演員，而在我們這行當里一些文壇里的混世蟲！”這是一次使我難忘的人文笑談，但其內核確是今天人文精神的滑坡。其實，我和友人談及的話題，只是人文領域墮落的冰山一角，自視我們民族缺憾的作品，可謂少而又少。自視民族殘缺和不足，這是文人精神的重大課題——可惜的是，我們文苑很少見到自審不足的作品出世。

　　記得有一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當年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所發的一張自悔斗死他們的老師，并拿走老師家文物的帖子。我感動之余，不由得想起了蘇聯時期在文壇執政的法捷耶夫，早期他按著斯大林意志整肅作家，讓許多作家流放他鄉，使其中的部分作家的文學才能連同體軀，葬身于“古拉格”及俄羅斯邊陲。后來，他的人文良知終于蘇醒了，于是便有了1956年的一天，他用一顆子彈結束自己生命的人文軼事。

　　可能是受網上那張紅衛兵懺悔帖子和法捷耶夫的良心感召之故，我產生了找一本這樣的書來讀的念頭，于是便去了圖書市場。走進書山書海，終于讓我明白：反省自我的那個紅衛兵，只是其中的鳳毛麟角。在書海中，我沒能找到一本自審自省的圖書，反而視覺神經受到強烈的刺激：一本本作為精神營養的圖書，像是得了時尚傳染病那般，除了書腰上被系上用以宣傳的腰封之外，封面上還充斥著奪人眼球的艷麗色澤，外邊還要包上一層薄薄塑料衣裙……我不無感傷地對與同來書市的妻子說：“這些書的裝幀，如同給童真的少男少女，涂抹上面油和唇膏，用以招徠目光。可是死了文化的自然本色，讓我想起古典小說《畫皮》中的妖狐。”

　　也算是巧合吧，從圖書市場空手而歸之后，適逢三聯書店的總編輯李昕到我家取稿，我不無憂慮地對他說：“時下的文學出版物，都喜歡涂脂抹粉包裝一番。我的回憶錄《黑與白》，是以真為鏡記錄下知識分子的歷史悲歡，希望在外包裝上保留與書籍內容同色。”李昕對我的認知深有同感。作為中國出版界旗手，他對我承諾說：“你說得很對，但我們‘三聯’的出版信條是，不為取樂時尚而丟失人文靈魂。”說著，他拿出一本震撼了許多讀者的新書贈我——那是在當時中國圖書榜中，排名第一的 《鄧小平時代》。

　　李昕走了。深夜靜思，深感在當今物欲橫流的世界中，人生中那種沉甸甸“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在一些精神變異的文人中，正在化作風塵飄渺而去。何以至此？文人自身的墮落是主體，客體的誘因也不能回避。筆者記得古代圣哲留下過的兩句治國名言：“假鳳虛凰誤國，臥薪嘗膽興邦。”因而，我們只著眼于對陽關大道的描述，而回避對中國歷史進程中九曲回腸的反思，是當今人文精神的盲癥。從某種意義上去解讀，不僅是對歷史的失公，更是對后人的犯罪。

　　遙想遠古封建帝王年代，漢代文人司馬遷在漢代監獄中，盡管承受了“斷根”的極端懲處，還留下讓國人代代相傳的《史記》一書，讓我們后人撫摸到遠古歷史的跳動脈絡。難道我們當代文人，在二十一世紀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就死了直面歷史真實的人文之勇，而避重就輕地寫一些應時小賣，以求自我輕松？記得從改革開放以來，每次黨中央的代表會議上，都對全黨提出要“求真務實”和“講真話”的要求，但不知何故，此要求到了一些文化部門和某些文人的筆端，總是變形走板。一些胸無強我中華之大志、又不愿去深思歷史的文苑“風箏”，隨著時尚風向，勾勒出一些“逗你玩”和“哈哈哈”之類的鬧劇——至于是否有失知識分子的良知，是否游離了中華民族自古傳承下來的人文精神，這些是當代文學史不能忽略的話題。

　　筆者在這里需要言明的是，社會生活中是真、善、美與假、惡、丑并存的，對生活中那些美好向上的事物，理應揮筆高歌。筆者反對的是失真的歌頌，像前文所述“紅顏美女一開弓，日本鬼子就應聲倒地”之類的偽作。筆者恪守的人文律條是：“圓月時當歌；殘月時當泣。”當然月圓和月殘，是指社會與歷史的變化曲線而言，絕非許多詩章中的那輪天上銀月。為了恪守這一人文精神，幾十年來我留給讀者的，大多是中國歷史一曲曲悲歌——因為近二十年的底層生活、知識分子的良知激勵著我，我必需給文革殘月時期的斑斑血色留下真實的文字圖像。而在歷史進入改革年代之后，國家用“以人為本”取代“階級斗爭為綱”之后，精神感受則支持我寫過多篇國家的頌歌。

　　其中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四川汶川地震后，天安門為地震奪走眾多國人之魂降半旗之舉。在我記憶里，這是新中國開國以來，張揚人性的一聲春雷。之所以這么說，實因昔日降旗之舉，只局限于國家重要領導人的逝世。記得文革尾聲中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震后不僅讓整個城市瀕臨毀滅，而且奪走了二十多萬生靈的生命；　但五星紅旗并沒因這次驚天動地之劫難，而哀垂下其旗幟。進入“以人為本”的歷史新時期之后，盡管汶川地震的亡靈比唐山大地震的亡魂要少得多，國旗卻低垂下來與國人一起掩面而泣。記得，天安門廣場降旗那天，我正在中山公園迷離的細雨中欣賞郁金香。因而留下那篇 《流淚的郁金香》——天落淚，花垂淚，我隔墻遙望那面降下來的國旗，也悲喜交織而流下真情的淚水。

　　這種歌頌，是出自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愛國情懷，與一些文人做秀的文字，絕非同一品牌。這就是筆者一直信奉并實踐著“月圓當歌，月殘當泣”的人文信仰。

　　下

　　“上”文中對人文精神之愚見，是對老、中一代文化人的人文走向，有感而發的心語——其中包括對自身的人文剖析。

　　我個人認為，此人文精神坐標，對“90后”的文學新星具有參照價值。但不能忽視的是，他們異于老一代文人的是，他們生于改革開放年間，對往昔的歷史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陰晴寒暖，沒有親身經歷，而無從感悟。因而，筆者認知對于文學的新生代，不能苛求他們同前一代文化人的同聲同步———因為文學是生活的產兒，土地是什么色澤，必然開出什么樣的花兒來。比如文苑后起的韓寒、郭敬明等，讓他們信筆直書五七年的反右、文革初期的知青下鄉，以及文革年代“人人挨斗，人人斗人”的血色故事，難度是太大了——他們當時還沒有在中國版圖上落生。

　　但相同之處在于，無論你筆觸什么年代的生活，深藏在文學中的真、善、美的因子，不能因年輪相異而缺失。筆鋒要敢于撕裂假、惡、丑的五臟六腑，為社會的進步出一份綿薄之力。借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要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人文精神，在人生與文學的征途上，既不被金錢、仕途、娛樂至上所誘惑，筆鋒還敢于挑開其背后的故事黑幕。這是恪守人文精神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眼晴要向下看，因為在社會底層的悲喜人生中，深藏著國家的渾濁與清明。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只為自己快樂而活著，心扉中不能忘卻中華民族上個世紀被弱肉強食的苦難歷史。故而文人手中那支筆，理應為民族的偉大復興，滴下每一滴墨汁——這應該是超越老、中、青文化人年齡界限，而共同背負著的人文重責。

　　古希臘神話中，有篇名叫“偷火者”的神話：人類在那個年代，還不知道用火取暖，一個名叫普羅米修斯的人，從太陽神阿波羅那里，偷來了火種以溫暖人類苦寒的心。為此他承受了神中之王宙斯的重重懲罰，被捆綁在高加索的懸崖上不說，宙斯還派了一只老鷹，天天來啄食他的心臟。但他對偷火給人間之事，不僅沒有一絲反悔，反而為此而自豪。這則神話，讓我聯想起了勞改歲月中一個真實的“偷火者”精神肖像。他名叫姜葆森，當年在清華大學水利系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間他和為胡風申辯的美學家呂熒一起被抓進勞改隊，從此就扮演起“偷火者”的角色。因呂熒一直病魔纏身，姜葆森自己雖然也有心臟病，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當上了呂熒的監號“保姆”。最為動人魂魄的一幕，發生在津北茶淀勞改農場的大蘆花蕩里：寒冬時節，呂熒病危，姜葆森拉了一輛雙輪木板車，到蘆花蕩里去割蘆葦，為彌留人間的呂熒取暖。

　　后來呂熒離開了人世，他又在呂熒的土墳前，立上一塊紅磚，用粉筆在紅磚上寫上呂熒的名字。他怕粉筆筆跡被雨水沖刷一凈，又跑到木工房里偷拿來黏合劑，將其噴射于粉筆字上，以求呂熒英名長存。瞧！這不是續演了“偷火者”的中國故事嗎？因而在右派平反后，我和他成為最親密的朋友——在他因心臟病復發離世后，我特意到他的墓地前默哀，并流下了思念的淚水。之后我將這寫成專文，悲泣當年在文聯大禮堂批斗胡風時，唯一為胡風辯護的呂熒，并為中國版“偷火者”姜葆森的美好心靈，畫了一幅逼真的肖像。從文學的角度去闡述姜葆森，可謂是苦難中真、善、美的人文典范。

　　除了古希臘神話中的“偷火者”讓我得到人文精神的啟迪之外，意大利雕塑家羅丹用他的雕刻刀給人類留下的一尊“思想者”的雕像，更是讓我高山仰止：他微微弓著身軀，用手背托著他的下顎，神態莊嚴肅穆，似在審視著宇宙中的一切，包括審視自身靈魂。這尊“思想者”的雕像，酷似十月里成熟的向日葵，低垂著它沉甸甸結滿果實的頭顱，沉思默想著人生。我每每仰望這尊雕塑時，都會感受到心靈之沉重，自身生命的輕飄，從而向往著人生臻美的成熟。一個人——特別是文化人，如果自身不去主動追求生命之重，不正視自身的盲區，精神就會成為隨水而去的無根浮萍。浮萍隨水雖然可以輕松并風光一時，但可悲的是不知自己的人文歸宿。作為文化人，是應該在激流中尋覓自身之重的，因為文人不是隨水浮萍和長著四肢的空具人形的木偶，人有大腦可用之思，人有眼睛可用之于審視人間萬象，美者文筆贊之，惡者文筆伐之。“思想者”激勵人，做搏擊風浪的勇者，而不做弱者懦夫。當然作為一個時代前行者的文人，更應蔑視那些以鉆金錢眼為人生極致，而忘卻國家和民族復興的人。

　　當今世界上有如下的兩種動植物，可以與中國社會對號入座：動物中有一種名叫象虱的寄生蟲，它是依附于大象皮毛中，隨大象穿過熱帶密林而遠行千里的物種；植物領域中，有一種名叫風流草的家族，它自身不會跳舞，但是一旦風起云涌，它則會聞風起舞。筆者以人文視覺去剖析此宇宙奇觀，無論是象虱依附于大象行走千里，還是風流草在風潮中舞姿百媚，都不是靠自身力量生存，因而只能獲得臨時的美麗瀟灑——在“思想者”面前，這些瞬間的逍遙和輝煌，都是自卑自賤靈魂失重之行徑。

　　在這里之所以提及“象虱”和“風流草”，并非“無的放矢”的孟浪之言。如果將其人物化之后，現實生活中這種人實在太多了。比如新出爐的啃老族，天天鉆進網吧的浪子群體，加上坑、蒙、拐、騙和黑色暴力事件的頻發……都是有志于民族復興和強我中華文化的人的筆墨應當關注的對象。筆者特別希望后來的文學新人，成為“思想者”精神的傳承火炬，而警惕跌入精神的黑谷。之所以這么說，實因文化界也不乏丟舟棄漿、從弄潮兒到“風流草”的例證。據報紙刊載：有的剛剛綻放光彩的女歌手(還是攻讀相當好的專業的女大學生)，竟然自輕自賤地舍棄奮斗之志，心甘情愿地做了“三陪”，將其本來可以演繹出的流光溢彩的青春戲劇，化為依附于寵然大物體軀上的“象虱”。何其悲哉？

　　凡此種種，“思想者”若同是人生的透視機，更是一面勵志的明鏡。特別是對文人來說，在自審其形，自正其影的同時，理應弘揚“思想者”的內在神韻，“橫眉冷對”假、惡、丑時，筆鋒利如三尺青鋒；對真、善、美“俯首為牛”時，當為其兌現而鞠躬盡瘁。千萬不能把這種人文精神，置之于稿紙方格之外——如果心口不一，文人就成了俄國作家果戈里《死魂靈》中的那具活尸了。

　　當然要實踐這一人文標準，對于文人來說是艱難的“馬拉松”。筆者奉上這篇人文精神求索的心語，一是向二十年前人文精神大討論表示敬意；二是與當代文苑的攀登者——特別是文壇后來人互勵共勉。

　　2013年炎夏于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