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透視文藝批評的“熱點”

　　當代學術史研究是伴隨著學術的發展而應運而生的一門新興學科。面對紛繁的學術研究成果及其現象，如何把握自己的批評之維，如何去粗取精，往往體現出一名學者獨特的眼光和才識。《中國新時期學術熱點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便是余三定潛心于當代學術文化進行冷靜思考的產物。

　　作者在書中將宏觀掃描與個案分析相結合，突出了中國當代學術研究中學術品質與人格之間的關系，直指當今學術界存在的學術失范所導致的人格缺失之弊端，問題意識明確，凸顯出以人為本的批評觀。

　　作者在回顧30多年中國新時期學術發展史后，強調了理論聯系實際及學者追求真理要有獻身精神之重要性。誠然，成大學問者不能讓時光在貧乏空洞中流失，對于認定的學術追求，要有鍥而不舍的韌性。“在路上”應成為科研工作者的行動指南。同時，回歸到研究“現場”，使學術真正造福社會和人民，成為時代的精神標記。對于新時期開展的關于反對學術腐敗的討論，作者認為，僅僅是“遏制”無法從源頭上防止此類現象的發生，“整治”才是根本。由此可見，作者不是簡單地以旁觀者的身份去看“熱鬧”，而是從一名學者的深思熟慮出發，從“熱鬧”中看出了端倪。關于學術評價問題，針對目前一些單位以CSSCI源刊發表的論文作為評價學者水平的惟一標準的現象，作者指出：“豈能只認衣裳不認人？”旗幟鮮明地批評了單一標準對真學問的誤判。這擊中了學術日趨功利化的現實弊端，有助于新的更加科學化的評價標準的形成。在分析了關于學術大師的討論后，作者提出了主客觀條件對于孕育大師成長的重要性。誠然，學術大師需要的是自在自為的優秀品質，自身的努力應該是首當其沖的。好像一只鷹，再廣闊的天空，如果它不去練習飛翔，也無法成為雄鷹一樣，大師成長的關鍵在于一大批學者自身的磨礪與超越自我的文化自覺。

　　作為一名關注現實的批評家，他總是能夠從文學批評的熱點中尋找到合適的坐標。面對《狼圖騰》的討論、“酷評”、“學院批評”等新銳批評的活躍，他能夠提煉出新的感悟。如他對“酷評”走向極端化的憂慮及對虛無存在觀文藝批評的辨析，都顯示出鮮明的個性色彩。

　　報刊是推動學術繁榮的重要載體，《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在新時期學術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光明日報》作為一份面向知識分子的兼具新聞性與學術性的報紙，自從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以來，一直引領著中國學術前行的航標。作者認真梳理《光明日報·理論周刊》新世紀初改版后取得的成績，充分認同了其前沿性、探索性。關于《人民日報》之《走向繁榮·哲學社會科學60年》專欄對當代若干重要學科的梳理與總結，作者在肯定其成績的同時，也指出了其“量”的不足。這雖然只是個人的看法，卻表明了一位學者實事求是的客觀批評態度，體現出明確的問題意識。

　　《文藝報》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機關報，長期以來關注文壇前沿動態，為文藝創作鼓與呼，推出了大批有影響的文學藝術家。關注《文藝報》在新世紀開展的一些爭鳴，實際上是對文藝批評史的有效追蹤。作者對該報開展的“劇作就是文學”和“文化自信與文藝創作”的專題討論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分析，認為這有利于文藝創新，也反映了文藝創作的內在規律與時代特征。

　　中國當代學術研究與新中國社會歷史進程息息相關。“十七年”時期的學術研究大都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處于一種相對滯后的狀態，許多學者都只能在封閉的環境中開展研究，個人的才華并不能充分發揮出來。十年“文革”更是對學術和廣大學者的戕害。隨著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到來，思想大解放煥發了知識分子的活力。他們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專業領域開展研究，奉獻了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優秀成果。《中國新時期學術熱點研究》正是從胡繩等學者身上所折射的學術品格出發，提煉出讓讀者為之感嘆的精神價值。作者通過對經典文本和史料的分析，剖析了他們對中國學術繁榮做出的不懈努力，時代性強。這在新世紀學術繁榮的今天，具有不可低估的現實意義。一是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需要學術精品力作，問鼎真學問成為當務之急。二是中國科研成果如何能夠真正走出國門的問題。盡管2012年中國作家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至今沒有一個中國籍的科學家問鼎諾貝爾科學獎項，這是值得中國學術界認真反思的問題。諾貝爾獎雖只是一個國際獎項，但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的高端水準。文學無國界，科學更應闊步走向世界。

　　總的來看，《中國新時期學術熱點研究》著眼于“熱點”背后的文化語境的解讀，涉及到學術評價、人才培養及現代傳媒對學術研究的推助等諸多方面，以詳實的文獻資料見長，便于讀者了解當代中國學術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