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內大街166號(屠岸)

　　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大樓，位于北京市朝陽門內大街166號，建成于1956年。

　　我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從上海華東文化部奉調到北京中央文化部藝術局，做戲劇工作。那時藝術局與中華全國戲劇工作者協會(后改稱中國戲劇家協會)合署辦公，藝術局局長和劇協主席由田漢同志兼任。當年文化部本部和劇協的地址在北京東四頭條胡同1號，同一個大院，但院內兩家有一墻之隔。東院有六座樓，一、二、三座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四、五座是劇協。1953至1954年，我患肺結核病，飲食需與健康人隔離。經聯系，可在西院文化部病號食堂進餐。共餐者中有一位勞季芳同志，她是人文社的編輯，也因有病而就餐于此。我與她每日見面，不斷交談，建立了友誼。從交談中我了解到人文社的一些情況，了解到有關馮雪峰、王任叔等社領導的性格和作風。我素來認為自己對戲劇是外行，我喜愛的是文學，所以人文社是我所向往的工作單位。從勞季芳同志口中了解到人文社的方方面面，使我對人文社更加渴慕。但我知道，劇協是不會放人的。我只好暫時放棄非分之想。

　　1955年，我不再到文化部病號食堂進餐。1956年朝內166號大樓建成，人文社從東四頭條搬出，搬進朝內166號，勞季芳也搬到新址辦公。但我與她仍有一些往來。“文革”期間，音訊斷絕。

　　1973年初，“文革”后期，我從文化部五七干校調回北京。1月13日，文化部分配組通知我：到人文社去報到。這對我而言，真像是天上掉下了餡餅！分配組對我說，人文社缺一個現代文學編輯部主任，你曾擔任過劇協《戲劇報》編輯部主任，職位相當，所以調你去擔任此職。

　　從1973年1月到1987年11月，我在朝內166號人文社工作了約十五年(此前，勞季芳同志已被調離了人文社，供職于郭沫若紀念館)。我擔任的職務有：現代文學編輯部(后改稱當代文學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黨委書記。其間，經歷了“文革”、“四人幫”倒臺，一直到改革開放新時期。自古至今，文學被稱作政治風云最敏感的反應物。我在人文社的十多年，也是在政治風云動蕩的狂濤中逐浪踏波的十多年。

　　人文社是藏龍臥虎之地，“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我在這里見到過馮雪峰，慰問過樓適夷、林辰，領教過聶紺弩，一起共事的還有嚴文井、韋君宜、綠原、牛漢、蕭乾、文潔若、馬愛農……多少友情、親情、同志情、同事情、同道情、同好情，都是朝內166號大樓給我的恩賜！

　　“文革”期間，朝內166號大樓內大字報滿天飛，派仗激烈，你死我活。我到社較晚，未能躬逢其盛，但也親眼見到了一條尾巴。

　　趙光遠原是我在劇協的同事。劇協的戲劇出版社合并到人文社，成立戲編室。趙也到了人文社。趙和他的妻子馬正秀是我和我妻章妙英的好友。馬供職于自然博物館，任講解員。“文革”中，她反對打倒黨的元老們，把標語“打倒劉少奇”改為“劉少奇萬歲！”她于1967年被捕，被造反派定為“現行反革命”，但她拒不認罪，昂首不屈，1970年1月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馬被捕后，她的丈夫趙光遠受到極大的震撼，加上所謂“社會關系復雜”，受到造反派的無情沖擊。1969年趙光遠在心神迷亂中從人文社四層跳樓自殺身亡。朝內166號大樓是這一悲劇的歷史見證。

　　“文革”期間，“上面”派一批穿軍裝的人到人文社，尊稱“軍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據了解，“上面”認為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土地容易“板結”，成為“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演變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樂部”。因此要派軍隊和其他單位的可靠分子到“板結”地帶“摻沙子”，把“板結”的土壤拆解、破壞，作為反修防修的重要手段。這樣，軍宣隊和一些“可靠分子”進駐人文社，并派到每一個編輯部(室)，進行思想監控和文稿審查。當年人文社實行書稿三審制度，即責任編輯初審，編輯室領導復審，社領導終審。經過終審人簽字后，書稿即可發排付印出版。軍宣隊中一部分人大吵大鬧，終于攫得了終審權。1976年，時任總編輯的韋君宜同志發現已經軍宣隊張某終審簽字的書稿，其中有“批鄧”內容，說要“一槍打死鄧小平，給他來個透心涼！”韋君宜立即把書稿扣下，不讓發排。張某為此大鬧公堂，聲稱韋君宜剝奪了他的終審權。此人寫了一張大字報的稿子，對韋君宜進行聲討，他請別人為他抄寫大字報，但被所有的人拒絕。他只好自己抄寫貼出來。人們一看，無不大笑，原來這張大字報語法不通，錯別字連篇。這時候，此人的素養大白于天下。這也是朝內166號大樓能夠見證的一樁往事。

　　1976年“四人幫”倒臺后，出版局領導下令：軍宣隊及所有的“沙子”全部從出版社撤走。按規定，這些“沙子”還應回社補一課，叫做“說清楚”。但“沙子”們心懷恐懼，不敢回社。社長嚴文井說，他們回來也說不清楚，為免糾纏，算了，放他們一馬吧。

　　人文社是出版文學著作的機構，編輯們總要與社外的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文學翻譯家們打交道。社內一度辟有住房，招待作家們來此，可以長期居住，避免干擾，安心寫作。天津作家馮驥才就曾在人文社居住過多時，寫作長篇小說。他又是畫家，在他居室的墻上貼滿了他的繪畫作品。一進門，便覺得是到了他的個人畫展展室。有一次，我突發腹痛，絞腸痧，馮驥才知道了，一個箭步沖到我的辦公室，把我馱在背上，從四樓直下底層，把我抱上急救車，送往醫院。

　　孫繩武同志，人文社副總編輯、文學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他生于1917年，比我年長六歲。一次，在跨過朝內大街走向人文社時，他竟扶著我過馬路！不是年輕人扶著老人，倒像是父輩攙著孩子！這“瞬間”的一幕，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下午辦公中間休息時，登上朝內166號樓頂平臺，作十分鐘的繞平臺跑步，以舒展身體，活動筋骨。憑欄俯瞰北京市區，但見朝內大街上車水馬龍，行人如蟻。朝陽門外，朝外大街向東直通東岳廟、神路街、芳草地；朝內大街向西直通東四、東單、東長安街、天安門……人文社的對面，朝內大街路北，是九爺府，清初多爾袞攝政王遺留的府邸舊址，早已人去樓空，物是人非。

　　我在1987年辦理了離休，此后不再上班，但每年總有幾次到社里。我始終把人文社當作我的家，朝內166號永遠是我魂牽夢縈的地方。

　　最近，人文社的上級領導部門決定要拆除舊樓，改建新樓。朝內166號面臨拆建的命運。有人問我：這對你是不是一種沖擊，一件憾事？我說：不！這是好消息啊！推陳出新，推倒(這里姑且把推字作“推倒”解)舊的，才能建起新的。除舊布新，同一道理。新陳代謝，是宇宙萬物的發展規律，任何事物都無法回避。一百零八歲的周有光大哥告訴我：外國有一位哲人說：人的死亡是為后來者騰出了生存空間，使人類可以永遠繁衍下去。人如此，物也如此。

2013年7月16日

于北京和平里寓所萱蔭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