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鄉野密切交融(張煒)

　　人類從跌跌撞撞地進入城市化之后，寫作者就開始分成了兩撥：一是從小生長在鬧市里的；二是出生在鄉野間的。這兩種作家的區別是蠻大也蠻有意思的。一直有人想探究他們誰能走得更遠更有高度、擁有更強的創造力，可能既不容易又不好玩。因為這種區分很危險也很復雜。

　　來自鄉野的作家如果要走得遠，也許需要一個條件，就是自身經歷一個類似于“城市化”的過程，經歷那些看起來未免繁瑣，但卻是必不可少的現代煩惱，比如什么理論的大學教育的這繁瑣的一沓子。他從這種厭煩中極力擺脫，不斷地掙脫，最后會有與過去不同的一些經驗，包括厭煩的經驗。他會發現鄉野經驗與厭煩的經驗一旦結合起來，就會產生極其特別的、強大的力量。

　　出生在城市里的作家因為離現代讀者更近，一開始就會消除一些煩惱，得到很多寶貴的鼓勵。他們漸漸會成為出生在鄉野作家的最好的朋友，相互汲取一些東西。為了走得更遠，他們總是極力開拓自己的地理空間，因為越是上了年紀就越是發現：植物都很難在柏油路和水泥地上生長，人也一樣，城里沒有土壤，氧氣稀薄。

　　現代空氣測試已經可以量化，比如對空氣中負離子數量的統計，在渤海和黃海交界的長山列島這一帶，包括萬松浦以北的這個海域和島嶼，負離子讀數最高可接近或達到兩萬。可是在一些城市如北京、濟南這種地方，讀數很低——有人說大概僅有幾千或一萬吧？不，只有二三十；一二百那是好的，即使到了郊區的樹林里，要超過一千也很難。在一個新鮮空氣如此稀薄的鬧市里生活，當然會折殺生命的生長力和創造力。

　　一個終生不愿邁出城區的作家，竟能走得那樣遠，該有多好的體力和才華。他們如果像出走修行的人士那樣，再獲得一些安靜和曠野綠地，又會是怎樣一種驚人的情形？不知道，或許一切還恰好相反，因為生命性質不同，人的機靈是不一樣的，有人可能天生就對于鬧市特別敏感。

　　比如說索爾·貝婁就是一個典型的城市動物，他一輩子沒有離開城市，作品中不停地寫知識分子和城市糾葛，但也實在偉大宏闊。確實是這樣。但是如果研究索爾·貝婁的作品，就會發現他終生在做兩種事情：一是在文字世界里暢游——大概比他讀書更多的作家是很少的，簡直什么都讀；同時他還是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委員會主席。也就是說，他在文字海洋里面暢游的廣度和深度遠非一般人可比，而且是一個好的學者。他像南非的庫切一樣，是典型的學者型作家。他在文字的世界里陶醉暢游，并讓這種生活成為虛構的重要基礎。

　　二是他仍然極度地向往自然，對客觀世界異常敏感。西方那些極度城市化的作家，和中國新興城市的作家還是不一樣——他們那個城市的一切早已化為日常生活的泥土了，擁有自己漫長悠久的歷史，有各種各樣的隱秘角落，整個的城市土壤已經淤積得很深很深了。即便如此，索爾·貝婁在寫到芝加哥的雪融化之前，小孩子在路邊探寶，一腳踢出瓶子蓋或幾分錢硬幣的那種欣喜多么簇新動人。他多次寫到芝加哥的湖，寫田野上各種植物的細部……總之他會利用一切機會與大自然親近，與大地的神經絲絲相接。

　　城市作家與鄉野作家都不忘鞏固原來的優勢——前者在人造的景觀世界里探索，在文字海洋暢游的深度和廣度非同一般，這或者是另一個基礎。鄉野作家也不能一味撒野，這會有個限度——能否掌握這個限度和分寸，會造成云泥之別。比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屠格涅夫，看起來都是生于貴族之家或城市街區的，但他們整個的生活歷程中，與平民的來往是很頻繁的。而且他們大量的時間是在俄羅斯大地上行走。普希金主要住在郊區；陀思妥耶夫斯基經歷了流放地生活；托爾斯泰不離樹木蓊郁的莊園；屠格涅夫迷戀俄羅斯大地。

　　貼近山川土地，似乎具有了強大的優勢。這是上帝賜予的不可剝奪之物。但可怕的是自我放棄，固守一孔之見，或者因此而鄙視文明修養。學習，廣泛的見聞和游覽，這一切都會一點點積累起來，成為終生受用的財富。

　　有人認為中國沒有純粹的城市作家。他們大概以現代作家們為例，卻沒有以今天的作家為例。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城市化程度很低，即便看起來是一座大城市，實際氣質也還是一個大鄉村。它的本質內容跟鄉村的交接邊緣不是特別清晰，有時候似乎是介于二者之間。所以中國作家更多地置身于城市和鄉村之間。有些看起來已經相當繁華的大都市，從形式到內容仍然是處于對西方都會的摹仿，外洋內土。這些城市還沒有稱得上自身的獨特文化與歷史，嚴格講還算不上真正的現代都會。所以聰明的城市寫作者一生都在省悟這個生活主題，盡一切機會與鄉野密切交融。

　　到了當代，情況就稍稍改觀了，這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關。我們漸漸會發現比較純粹的城市作家在出現。由于中國對西方城市的模仿，對其生活狀態的模仿，時間日久，也會衍生出很特殊的、中國當下的一份城市生活。這種生活培植起來的寫作自有優勢，那就是在模仿中的忘我狀態、一種與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的西方都大為不同的特殊生活情狀。他們的心理不同，描述也不同。他們在不難察覺的自卑中與世界對話，居然也能對得起來。這就是當今的鄉野作家所不具備的生活內容和文化視野。這就呈現了表述身份和表述內容的極端復雜性，這種復雜性也許是只有第三世界的中國才具備的。但是他們和西方那些純粹的城市化作家所面臨的困境仍然是一樣的，就是同樣需要大地和鄉野，需要去見識大風景——那些地方氧氣充足。

　　這里的“氧氣”當然不光是指化學分子式的意義了。

　　對文學研究者可能也是如此。一個完全不了解鄉村與土地的人，也就處在了長期缺氧的環境之中。西方的個別研究者依賴于學府傳統和流派，可以在那個研究的小圈子里名聲日隆，因為他們掌握了一個體系，掌握了一種現代解剖方法，有學術家族的密碼。這個密碼和鑰匙似乎攥在他們手里，有時候是近親私授，靠血緣關系傳遞。這種游戲由于看上去過于認真，也就顯得有些荒誕。

　　這一類高深晦澀的西方學院派，其實與文學的簇新感動和真正的詩意是對立的。但是他們可以在對立中快活地繁衍，正像塑料化纖布景與真實的自然風貌對立，卻具有很大的市場一樣。商業主義時代什么都可以成功，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對于有一部分較真的人來說，他們卻不會滿足這些，一定還要吸收被世俗落葉所覆蓋了的、廣袤大地上的營養。這是另一類令人尊敬的學院派。

　　關于鄉野與成長的話題，還可以再擴展開來說。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俄羅斯是觸目的，給人震撼最大。它橫跨歐亞大陸，與歐洲其他國家的狹促地理環境很不一樣，跟北美國家也不一樣。它有西伯利亞，也有歐洲的部分，在它廣闊的國土上有很蒼涼的地區：冬天很冷，白雪無垠。可是春夏天的圣彼得堡鮮花遍地，又是浪漫之都。它的東部城市也非常浪漫，這是從它的西部蔓延過去的。但是它給人整個的感覺還是寬闊和蒼涼。這樣的民族很容易產生嚴肅的思想，他們生長在一片憂郁的土地上，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一類作家，赫爾岑那樣的思想者，普希金、萊蒙托夫那一類的歌手，他們的出現絕非偶然。推理起來，從一個民族到一些個體，道理全都一樣：沒有開闊蒼涼的大野，生命的求索和想象就成了另一番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