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書業的版圖上,兒童文學一直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從當初的不太為人重視、市場低迷,到開始尋找自我、走出困境,再到不斷自我提升、漸漸向世界兒童文學發展主潮匯合、以占據童書市場半壁江山之勢引領童書業發展。這中間,值得總結的東西很多。兒童文學究竟以怎樣的出版業績展示自己的存在?其出版業績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視點
一
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兒童文學圖書板塊持續發力,增長幅度之大、發展速度之快,為其他圖書類別所不多見,以至于凸顯成為了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出版現象”。兒童文學圖書的發展,自然與整個少兒圖書,乃至整個書業的消長演變密不可分。可以說,沒有整個少兒圖書的發展就不可能有兒童文學圖書的發展。
我們先來看看整個少兒圖書的表現。
本圖表根據北京開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提供的數據繪制而成(按:開卷自1999年起開始提供全國圖書零售市場終端數據。本文所采用的數據均來自開卷)。從本圖表可以看出,1999年以來,少兒圖書的發展,除2002、2003、2004三年略有下降,余均保持持續增長態勢。從1999年的所占比重8.60%,到2012年的所占比重15.09%。十四年間,少兒圖書在整個圖書零售市場增幅幾近翻了一番。
如果我們將最近七年少兒圖書的增幅與整個圖書的增幅作一比較,我們會發現,前者的優勢更加明顯。
2006年,整個圖書增幅為10.33%;少兒圖書增幅為12.96%。2007年,整個圖書增幅至高峰,為11.18%;少兒圖書的增幅則更為搶眼,竟高出整個圖書增幅一倍多,達24.42%。即使是到了2012年,整個圖書呈負增長態勢,為-1.05%;少兒圖書的增幅依然保持在4.71%。
很顯然,無論是絕對增幅還是相對優勢,少兒圖書都優于整個圖書的發展,呈明顯領跑整個書業大盤態勢。2007年,整個圖書的增幅為11.18%,少兒圖書的增幅則為24.42%,相對優勢高達13.24%。即使是2012年書業大盤呈-1.05%負增長,少兒圖書仍保持了4.71%的增長,相對優勢達5.76%。這表明,少兒圖書已成為了推動中國書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兒童文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示自己驕人業績的。
由圖表4可見,1999-2012年,除了2004年比之2003年、2006-2008年比之2005年增幅略有下降,其他十一年兒童文學的增幅均呈上升態勢。其間,1999年兒童文學在少兒圖書中所占比重為21.89%,至2012年兒童文學在少兒圖書中所占比重已達41.51%。增幅已翻了近一番。
相比少兒圖書之于整個圖書,兒童文學之于整個少兒圖書的比重顯然又高出了一大截。十四年間,少兒圖書在整個圖書中年均所占比重約為11%,兒童文學在整個少兒圖書中年均所占比重則約為34%。高出了三倍多。十四年間,兒童文學以十分之一板塊占據了年均超三分之一的圖書份額。
倘以2012年為例,整個圖書增幅為-1.05%,少兒圖書增幅為4.71%;在少兒圖書中,兒童文學所占比重為41.51%,占了四成多。這也就是說,在少兒圖書4.71%的增幅中,有1.96%是兒童文學所貢獻的;兒童文學以約占百分之二的比重成為了推動中國書業發展的重要存在。
中國書業離不開兒童文學,中國少兒書業更離不開兒童文學。
二
那么,是何種力量助推著中國兒童文學出版持續向前發展?換句話說,促就這一出版現象的動因何在?
我想,我們不妨從素質教育的推行、市場化的推進和作家的付出努力這三個方面予以探究。
素質教育的推行
國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開始推行素質教育。一系列法規意見和實施方案的出臺,為素質教育的全面推行提供了政策保障。很難設想,如果國家教育部門一概推行的是應試教育,我們的兒童文學能有今天的業績。應試教育,強調的是應對考試。一切的“教育”都是圍繞著“應試”而展開。在應試教育面前,兒童文學這種與應試無直接關聯的閑書是不能進入兒童的視野的。即使兒童自己想看,學校、老師,乃至相當數量的家長也是不允許的。而素質教育強調的是綜合素質的培養和提升。按照素質教育的要求,教育部門優化整合優質教育資源配置,逐步實施幼兒園、小學、初中的就近入學制等舉措,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會(教育)的不公。
正是由于素質教育的提倡和鼓勵,為兒童讀者提供了極大的閱讀空間。可以說,這是兒童文學得以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
當然,也無須諱言,我國推行的素質教育還遠不徹底。還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從實際的閱讀狀況看,年齡越小,閱讀兒童文學的時間越寬裕。小學生閱讀兒童文學的時間明顯多于初中生,初中生閱讀兒童文學的時間則明顯多于高中生。越接近中考、越接近高考,閱讀兒童文學的時間就越少。但這正好反證了素質教育對兒童文學閱讀和兒童文學出版的重要性。
市場化的推進
改革開放國策下市場機制的引入對兒童文學出版的拉動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市場機制的核心是競爭,是優勝劣汰。市場機制下催生或激活的種種市場的行為,看似與創作關系不大,實則不然。
其一,版權(著作權)意識。這當然涉及到競爭主體,但版權意識根本的指向是保護、尊重作家的創造性。對于作家來說,沒有什么比自己的創造性勞動得到保護和尊重來得重要了。過去,作家創作的作品往往不經作家本人同意就可以被任意使用,甚至連作家的署名都可以被任意省略或更換。作家的尊嚴遭到了嚴重的踐踏。而版權意識的凸顯,讓作家重拾了自信與自尊。這顯然是作家繼續創作更多更好作品的最大動力。
其二,稿酬(版稅)意識。稿酬是市場經濟環境下作為供給方獲得市場回報的一種形式。這種回報是物質的,但也有非物質的意涵。因為這體現了人們對精神勞作的一種認可,表明從事腦力勞動的作家可以通過自己的創作獲得物質回饋。物質回饋的背后是對精神付出的肯定。
其三,銷量(印數)意識。銷量意味著版稅的多寡,但又不盡然。因為在銷量的背后,還有一個重要的指向,即有多少讀者在購買自己的書。也就是說,關注銷量,實際上也是作家讀者意識一種展示。現如今,恐怕很少有作家創作時會全然不介意市場的存在了。從一吐為快到尊重讀者,從無視市場到在意讀者,這是中國社會市場化進程中文學發展的必然。
作家的付出努力
討論兒童文學出版的發展,無論如何是繞不開作家的付出和努力這個環節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國門進一步打開,以往隔膜、神秘、似知非知的世界兒童文學,特別是當代世界兒童文學,變得漸漸清晰了起來。過去,我們很多東西,自以為是,自我感覺良好;如今,不全那么認為了,開始重新審視了。中國當代兒童文學除了縱向的中國經典兒童文學的參照,更有了橫向的世界經典兒童文學,尤其是當代世界兒童文學的參照。
首先是兒童本位觀的逐漸確立。中國兒童文學本位觀的逐漸確立,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周作人就倡導過“兒童本位”說,五十年代陳伯吹提出過“童心”說,但由于社會、文化大背景的制約,本位觀一直未能被普遍認可。“文革”結束后的八十年代現實,也決定了人們無暇顧及“本位”。由于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與十年“文革”有著最為直接的因果制約關系。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相當程度上可以說就是對十年“文革”的抨擊,及其對“文革場”的沖決與剝離。八十年代崛起的一代兒童文學作家,有相當一部分自身就受控于“文革”非常態“少年情結”的制約。他們對人生、對社會的理解、認識和感悟,往往落腳在那個揮之不去的“少年情結”上。說實在的,從某種意義上言,他們無法“本位”,他們追求的就是那份歷史的“厚重”與“深刻”。當然,這類我稱之為“泛本位”的兒童文學作品自有其存在的價值。進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國社會開始步入市場經濟,“文革場”逐漸消解,生活的嚴肅、沉重開始為休閑、輕松所取代,作者非常態的“少年情結”明顯淡出。這可以說是兒童文學開始向“本位”轉變的社會原因。同時,由于這一社會原因與兒童文學作家強調讀者的年齡特征、思考作品如何真正為讀者認可和喜愛有著內在的共通性和一致性,加之世界經典兒童文學對“本位”不斷呈現的示范效應,于是“本位”的兒童文學開始成為了可能。
其次是“本位”作品的不斷涌現。由于兒童本位觀的確立,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對兒童讀者的尊重。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讀者對象的不同。沒有特定的兒童讀者,兒童文學也就不復存在了。因此,尊重兒童讀者,其實是在尊重兒童文學。作家對兒童讀者的尊重,就必然要調度、探試、找準創作的聚焦點、對應面和適應度。唯有這樣,所創作的作品兒童讀者才可能喜歡看、看得進,并從中獲得藝術的啟迪和審美的熏陶。不可否認,進入九十年代以后,這樣的作品越來越多了。而正是因為這樣的作品的不斷涌現,吸引、聚集并贏得了一大批兒童讀者,兒童文學出版的繁榮才成為了可能。當然,“本位”不是迎合、不是屈就、不是裝嫩。“本位”是兒童眼光的洞悉,是兒童行為的打探,是兒童思維方式的把握,是有針對性的、有成年人高度的積極引導。同時,本位作品也并非獨指“輕松快樂”、“風趣幽默”一類風格的作品。本位作品完全可以是抒情、反諷、哲思等不同風格的作品。真正優秀的本位作品,從來都是既好看好玩又力透紙背的,從來都是既輕又重的。“本位”作品變得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和關注了。
我這樣說,并不表明我對我們的兒童文學出版就很滿意了。事實上,市場的突出表現,也帶來了不少問題。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兒童文學出版的速度和印量,嚴重忽略了圖書內在的品質要求。作品完全成了沒有價值評判的商品。我們有一個壞毛病,一種類型火了,一批人立馬擁了過去。其實,一窩蜂絕對是文學創作的大忌。盲從或者強迫自己創作不熟悉的題材和類別,不可能產生好作品。
如果我們對這一現象不加以警覺,那么,單一化的創作最終要被讀者所唾棄;了無新意的內容到頭來傷害的還是兒童文學出版自身。
期待既有品質又有市場的兒童文學圖書不斷涌現。期待兒童文學出版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