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同理心去想象與書寫（鄭娜 蘇醒）

中國諾貝爾文學大師對話美國青年作家

莫言

　　莫言說，文學的任何想象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可能是憑空的想象，都是從生活當中得來的。一個作家的描寫不可能是對生活進行一種簡單的照相式的描寫，而是要通過想象、加工賦予其藝術性，通過塑造人物，用優美的文學語言展示出來。

　　一個中國人，一個美國人；一個“50后”，一個“90后”；一個是諾貝爾文學大師，一個是寫作新銳。兩個非常特殊的人，一場看似不可能的對話。6月30日下午，由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主辦的文學對談系列活動“世界如何想象與書寫中國——跨越大洋的文學對話”在北師大新圖書館舉行。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著名作家莫言與美國“90后”青年作家桑頓，就文學、文化、文明進行了一場跨越大洋的“對話”。

　　文學不能是對生活照相式的描寫

　　約翰·蘭多夫·桑頓，是哈佛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的學生。14歲那年，他在父親的建議下到中國游學一年，在北京和中國的青少年生活在一起，并根據在中國的生活體驗創作了《美麗的國家》一書。談起這本小說，他說：“書中很多東西來自我在中國的一年。我在寫作之初有一個框架，大部分故事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然后，這些生活素材被加工、被擴充。沒有辦法說它是完全真實的，因為它是一個想象的結果。小說里有美的、有丑的，但總體說來，整個圖景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對于這位美國青年的作品，莫言說自己最欣賞他對人的關照：“我很認真地看了一遍桑頓的小說，他來中國時是十幾歲的小孩子，也就是說實際上，他是用兒童的心理、用兒童的眼睛來感受這個對他來講完全陌生的國度。他主要把他的眼睛盯在人的身上，用心靈來感受這些人，感受到這些人的善良、純樸，當然也有狡猾、膚淺，他把這些寫出來了，還是不錯的。如果僅僅描寫中國外部的高樓大廈、遍地垃圾，我覺得不應該是一個小作家所做的事情。

　　用同理心去想象中國與世界

　　在桑頓的眼中，中國是美麗的，但也存在交通擁擠、污染等“丑”的一面。在他看來，中國人、中國少年所看重的東西以及他們的努力等許多方面，與美國人、美國少年是共通的。在對中國的認識上，桑頓認為自己比一些美國人看得更為全面：“因為我來中國的時候年紀還非常小，我對中國已有的印象和知識不是特別多，沒有太多先見的影響。我通過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一個正在發生很多改變的中國，其實也是很復雜的中國。”

　　其實無論是外國人看中國，還是中國人看世界，莫言都希望大家能用歷史的觀點，用不同的坐標，不同的角度來探照。“一個人如果不能正確地看待自己的國家，也不能正確地看待別人的國家。”莫言如是說。

　　莫言特別欣賞桑頓書中寫到的父親教育他要有同理心。所謂的同理心就是希望一個人能夠站在別人的立場上，替別人著想。“做生意，人際交流，甚至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只要有同理心就會變得順暢許多。”莫言說，“現在外國對中國有各種議論和看法，但如果對中國的現實沒有認真調查，只是根據個人喜好來妄加評議是不負責任的。中國有一句古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句話對，反過來說，己之所欲也不能強加于人。即便你認為這是對的，這個問題這樣的處理方式，在你們家庭里、在你們國家里是實驗過多少年的，都是正確的，但你也不能強行加到別人頭上或者別的國家頭上。我們還是應該相信，中國能有今天，這和中國人民的集體智慧是分不開的，處理中國面臨的一切問題也離不開中國人民的集體智慧。”

　　人性層面大家都是一樣的

　　一直以來，莫言的作品被有些人批評為迎合西方人想象的揭丑之作，特別是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獎之后，批評聲更大。對這個問題，莫言很無奈也很坦然：“那個時候，無論是作為寫小說的我，還是作為當導演的張藝謀，我們都沒有出過國門。我不知道西方人到底喜歡中國的什么。而且我在寫這個小說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我的小說將來要翻譯成外文給外國人去看，更沒有想象到我的小說會被拍成電影給西方人去看，我寫作時就是用我自己的內心來寫作，同時我也要為歷史上的祖先們來寫作，這是我寫作的動力和初衷。”

　　莫言說：“很多批評是一廂情愿，西方人在揣測我們，我們也在揣測人家。其實從人性的層面上來考察，大家都差不多。為什么我們的作品翻譯成西方語言能打動他們？為什么西方的文藝作品翻成中文能感動我們？是因為人性有很多最基本的層面是一致的。這也是文學交流與一般交流相比之下的巨大優勢，因為文學的著眼點是在寫人。作家在寫作時也要懷抱著同理心去寫。”對于這一點，桑頓深表認同。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作家

　　桑頓現在正抓緊時間多看中國作家的書，說起最喜歡的作家，自然還是莫言。而莫言對美國作家也是不吝溢美之詞。他說美國優秀的作家像滿天星斗一樣，數不勝數。

　　“海明威是我非常喜歡的作家，他的語言在美國文學中是簡潔的一類，有人說他是傻瓜的語言，非常簡短。與他相對應的，走向他反面的是福克納，福克納的語言即便翻成中文也能感受到句子的累贅、拖泥帶水。但這兩個作家都是美國偉大的作家，他們兩個的語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寫作風格非常不一樣。”莫言說。

　　在這一點上，莫言認為美國給了中國啟發，那就是一個國家的文學應該有一個國家文學獨特的面貌。在同一個國度內，用中文寫作的作家都要努力地形成自己的風格。因為作家的文學語言就是他風格最鮮明的外衣。所以從語言的角度來講，中國作家應該向美國作家學習。

　　在被問到中國文學未來的走向時，莫言表示，每一個時代都應該有每個時代的作家，每個時代也都有每個時代的作者。中國當下的生活應該由年輕人來寫，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性。面對越來越大的受眾群，莫言說讀者越多越是應該堅持寫作的初衷：“我現在還是應該寫，我還是寫寫我的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