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一路風景走向諾貝爾(孟慶龍)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6月27日13:36 來源：中國作家網 孟慶龍

　　秋天，總是令人喜悅的日子。

　　去年的金秋，我與莫言曾經一起參加了“全國作家書畫邀請展”，我的國畫人物《清韻》與莫言的書法作品不僅同時入編了《全國作家書畫邀請展作品集》大型書畫冊，而且還與國內著名作家高洪波、賈平凹、汪國真等人，一起獲得了“全國作家書畫邀請展”最高獎——“文心墨語”榮譽獎。

　　今年的金秋，似乎也來得特別喜人。我回蘇北休假之前的一天(10月9日)晚上，曾從中國作家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談到中國作家莫言與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成為了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的消息。據說，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將在10月11日由瑞典文學院向世界宣布。

　　得知這個消息的那刻，我就潛意識感覺到莫言應該比村上春樹更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我這樣認為，并非因為莫言是中國作家，是我所喜愛的老朋友，而我又偏愛他勝于村上的緣故。皆因莫言的作品——一直以來以虛幻、野性的民間風格所決定的。我始終認為，與村上相比，莫言是近年來在世界文學序列的當代名家中，土得掉渣的鄉土文學作家，更易于接近大眾；而村上春樹則是洗練的城里人，他創作的多是都市文學題材，與莫言是有著城鄉差別的。盡管，兩個人的骨子里都有著相通的東西。莫言受傳統中國文學經典《聊齋志異》影響較深，村上則受日本古典文學《雨月物語》影響較大，而日本的民間故事集《雨月物語》畢竟又是深受《聊齋志異》影響的產物，即使是日本版《聊齋志異》，但與中國的經典的《聊齋志異》也還是有其差距的。當然，我們也應該承認的是，兩個人的文學創作所表現的主題，其間的不少作品主人公自由穿越于陰陽兩界的此岸世界或彼岸世界之間，都是具有對于現實的超越性，都具有為探索通往靈魂彼岸的多種可能性開拓出了廣闊的藝術空間。莫言與村上春樹，才由此而形成了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競爭熱門人選。但遺憾的是最終的莫言，還是靠著他獲得了中國矛盾文學獎的《蛙》的民間鄉土小說的敘事風格與獨特的藝術探索，贏得了本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的青睞，也贏得了世界級文學大師的榮譽。

　　其實，我知道老友莫言喜獲諾貝爾文學獎已經是瑞典文學院公布兩天之后的事情。記得那個秋末的晚上(10月13日)，我正在蘇北老家的鄉村一個嬸子家與那家的本性叔叔看著電視，閑聊著近來釣魚島的事件，突然，新聞畫面中就出現了關于老友莫言喜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特大喜訊。

　　面對中國文人百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一次次的熱衷與不屑，一次次的談虎變色，一次次的模棱兩可，如今的中國，終于走出了一位屬于當代文學的世界級大師。莫言憑借優秀的長篇小說《蛙》喜獲了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大獎。我的高興自然也如莫言諸多的朋友一樣，自不待說——不僅僅因為莫言是老朋友，更因為我的軍旅之初曾受過莫言文學潛移默化的影響，一如亦師亦友的軍旅名家李存葆文風的氣勢磅礴，周大新文風的詩韻唯美，閻連科文風的苦情悲憫，黃國榮文風的淳樸厚重……他們的文學，他們的創作，他們筆下的故事，他們筆下的人物，都曾令我不時地在多年里的閱讀中擊節感嘆，澤心潤肺，亦喜亦憂……莫言獲獎的那一刻，我真的既激動而又感慨，為中國，為文學，為老友莫言。于是，如《蛙》去年喜獲中國茅盾文學獎時一樣，我在蘇北鄉村的夜晚，伴著喜悅，亢奮，激動，便急切地給老友莫言發了短信，表達了我對他喜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由衷祝賀。

　　《蛙》彰顯了莫言作為中國作家的膽量與氣魄

　　《蛙》是莫言醞釀十多年、筆耕四載、三易其稿、潛心創作的第11部長篇小說，2009年12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與莫言其他的重要長篇作品如《酒國》、《檀香刑》、《生死疲勞》等相比，《蛙》延續了這些作品對小說結構、敘述語言、審美訴求、人物形象塑造、史詩性反映社會變遷等方面的執著探索的同時，在整體上無不達到了極高藝術水準，并堪稱是近幾年中國原創長篇小說中最重要的巨著力作之一。

　　《蛙》這部小說的主要內容，是以新中國近60年波瀾起伏的農村生育史為背景，小說通過“姑姑”這個特殊人物形象，生動有力地揭示了計劃生育工作對于中國毀滅人性的巨大傷害。“姑姑”自稱是組織的走狗、信徒，組織上讓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她曾親手接生過一萬個嬰兒，也曾親手殺死過兩千八百個嬰兒。新政權剛建立，在鄉村推廣新的接生技術，剛剛畢業的“姑姑”接生了高密東北鄉幾千名新生兒，包括王肝、王膽兄妹和陳鼻、王手等人。后來搞計劃生育，“姑姑”同樣自愿充當了 “走狗”，帶領計劃生育工作隊抓捕超生的村民(大多是她接生的)，強行做了人工流產，而導致王膽等人的死亡。“文革”結束后，“姑姑”也從瘋狂中恢復了作為人性化的本來面目。她這才發現自己當“走狗”時做了多少邪惡的事情。她用自己的后半生來贖罪，和做泥人的丈夫一起，做了兩千八百個小泥人，供在三面墻的龕里，為他們念佛經祈禱……莫言在《蛙》這部小說中，通過講述從事婦產科工作50多年的鄉村女醫生“姑姑”的人生經歷，在形象描述國家為了控制人口劇烈增長、實施計劃生育國策所走過的艱巨而復雜的歷史過程的同時，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生動鮮明、感人至深的農村婦科醫生形象。同時，也結合計劃生育過程中的復雜現象，剖析了以敘述人蝌蚪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卑微、尷尬、糾結、矛盾的精神世界。

　　小說中還寫到了“代孕”這樣當下流行而又敏感的社會題。代孕女陳眉(為蝌蚪代孕的陳眉，按村里輩分實為蝌蚪的長輩姑姑)原是很漂亮的女人，因為火災毀壞了姣好的面容，最終決定用代孕的方式去幫助家里、幫助父親渡過生活難關。可她自己也絕不會想到，充滿戲劇性的是自己受精代孕的竟然會是村子里的晚輩蝌蚪的孩子。莫言說：“我是用看似非常輕松的筆調在寫非常殘酷的事實。這事實中包含著重大的人性問題。孩子生下來被抱走后，陳眉面臨著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當她決定‘我不要錢了，我要給我的孩子喂奶’時，一切已經來不及了。” 莫言說：“作家還是要勇于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蛙》中的蝌蚪，為了個人的前途，最終決定把自己的妻子和差不多足月就要降生的孩子推上了手術臺，最終導致了兩人的死亡。莫言的寫作，尤其是長篇，長期以來一直被讀者和評論界認為是泥沙俱下的，看似無節制的語言狂歡背后，卻隱藏著機巧的構思。然而，《蛙》的語言卻平實簡樸得叫人不敢相信。

　　《蛙》的結構有別于他以往的任何一部小說，整部小說就是來自于劇作家蝌蚪五封寫給日本友人“杉谷義人”的信，前四封信附有關于當了50多年婦科醫生的姑姑的長篇敘事，當中也加入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信則附有一部關于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話劇。因此，這是一部將書信、小說敘事和話劇巧妙地融合雜糅為一體、拓寬了小說藝術視野表現空間的作品，稱得上是莫言小說創作中的又一次具有開創意義的藝術嘗試。對此，莫言在回答記者是曾表示，很多古老的小說都是用書信體來寫的，這種寫法甚至比第一人稱敘述還自由。

　　閱讀過莫言小說的讀者都知道， 莫言的小說一直在兩個不同的時空間展開：一個是殘酷現實，細膩生動地展現當前鄉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風貌，其核心主題是“饑餓”和“不公”(比如《生死疲勞》、《檀香刑》、《豐乳豐臀》等)；另一個是浪漫世界，以強大的想象力推進到被官方歷史嚴厲遮蔽的微暗世界，關鍵詞是“生命力”和“人性”(比如《紅高粱家族》、《紅樹林》、《蛙》等)。這兩條藤蔓分別蔓延，各自結出了豐碩果實，并在彼此吸引中漸漸靠近。因為莫言文學創作的這些類別與其他作家的特點，所以他在原創性文學方面，才有了類別于其他作家的自我突破與創新。

　　其實，計劃生育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它在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復雜而又敏感的話題(或稱為問題)。作為同樣的一個寫作者，莫言所寫的有關鄉村計生工作的內容，我并不陌生。而且還特別熟悉，甚至某些方面來說，我覺得我比莫言還有生活基礎和話語權。可是，我卻沒有莫言的膽量與氣魄。我這樣說，自然是有我的道理存在的。

　　30多年前，也就是在我當兵入伍前的一年，我曾經作為鄉政府組織的計劃生育工作小組的成員，在一個村子做過三兩個月的計生工作，還與那個村子與我搭伙的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專門到麥田給追肥的鄉村婦女作過計生工作作為國家基本國策的宣傳。只是，我沒有膽量和勇氣像其他村計生辦的人員一樣，成為鄉親們所痛罵的“土匪”和“還鄉團”。我所負責的那個大隊的計生小組，也僅僅是在鄉政府很不滿意的催促下，帶著鄉村的育齡婦女到鄉政府醫院做做透視環的檢查，再給每人發上一斤潮牌(當地的一種面食)作午飯而已。由此而導致的我所負責的大隊的計生工作自然是落后的面貌，常常要受到鄉政府一次次大會的點名批評。當然，其他村子的“英雄人物”確實出了不少，在鄉政府領導眼里紅得發紫的也不少。但是，面對那些懷孕了幾個月的鄉村婦女，我真的做不出，也難以成為扼殺那些生命的罪魁禍首。我記得，當時鄉里的宣傳政策是：計劃生育工作，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而對于違反計生工作的當事人，怎么做都不過分。于是，在這種“不過分”的前提下，所衍生的種種惡習、劣跡至今都實行著。計生辦的人摸準了誰家的媳婦大肚子了，半夜三更便突襲到其家里，把女人逮著就弄走，然后就送到鄉里醫院做人流，那情景真的讓人不寒而栗。如果哪一個大肚子女人躲出去了，那計生辦的人員早晚想盡辦法也得給逮著流了——即使你要生了，也得給你弄出來，或是把男人強行弄去給扎了。直到如今，30年來沒間斷過。

　　到了土地分到戶之后，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這30余年，鄉村青年男女外出打工多了，有的甚至于不結婚就在外邊生孩子，一個，兩個，三個，只要不是兒子，就繼續生，黑孩子有多少，無法統計。但在基本國策“不過分”的前提下，鄉村的計生工作更是花樣翻新，個別村支書特權多多，若與某些鄉鎮計生負責人勾結，幾萬元的現金送上，也就萬事大吉，該生你就生，交錢就行。有的貪污，有的受賄，都在“不過分”之下，皆大歡喜。但是否真的就是按照國家計生工作的基本國策去處理，就很是值得懷疑。

　　我老家有位鄰里的外姓魏爺，他的媳婦姓孟，我叫大姑，他們的兒子曾經當過兵，后來復員回村了，大概第一個孩子生了丫頭，就想生第二個，自然沒有響應計生工作，只好如同別人一樣全家外出打工躲避。鎮上計生辦的人自然每次去抓人都找不到，于是，也就把他們家蓋起不久的三間新瓦房全部給扒了。扒了就扒了，魏爺與他的家人也就幾年再不回村，在哪里打工、做活，反正也沒誰知道。只是，每當我回到蘇北探親，看到他們家在小河橋頭附近一側被扒了的房子，經受著一年四季的風雪雨淋，我都感覺慘不忍睹。后來，直到該生的生了，孩子也大了，10多歲了，也有了相當的積蓄了，一家人才又回到小武河，又蓋了二層漂亮的小樓，把罰款交上，也就萬事大吉。

　　曾經有很多人在我回蘇北時告訴我說，在鄉村，有的計生人員為了扒房子，還在某某村、某某村打死了幾個人，死的人家里氣不過，就告到縣里、市里、省里，風餐露宿，無濟于事。聽到的，看到的，像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太多。多少次，盡管我也曾萌發過寫一部關于計生小說的念頭，也積累了二三十年的素材，可是出于我所了解的所謂的“基本國策”，搞文學這么多年來，我卻又總是忐忑不安，而無了莫言的膽量與氣魄。一次次的創作欲望即使萌發了，但也只能是一次次地“流產”了。計生工作，既讓我們看到了農民為續“香火”的愚昧與無奈，但也讓我們看到了基層計生工作人員的無奈與苦衷。計生工作的政策，一直以來就是這樣矛盾而又復雜地實施著。小說怎么寫？寫不好就出事。但是，莫言的膽量讓他寫出了矛盾的復雜性與苦痛。這是莫言文學的膽量與氣魄，也是他與人的不同之處。所以，他成功了。

　　我想，不僅僅是我，很多作家似乎都是缺少莫言的膽量與氣魄的。一個有氣魄和膽量的作家，往往誕生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有爭議的作品，有爭議才有讀者，才有他的獨創性；有爭議，才是作家走向成功的基石。如果說，小說有捷徑的話，膽識與氣魄就是捷徑。莫言就是這樣一位膽識與氣魄獨具的作家。

　　此前，莫言的中篇小說《歡樂》也是在“殘酷現實”中，用了令人震驚的筆法，描寫了計劃生育工作隊強行抓捕了剛生了孩子一個月的齊文棟嫂子，去做結扎的恐怖細節。其中的母親形象因其“丑陋不堪”而招致廣泛的批判，作家余華曾為此寫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誰是我們共同的母親》，為莫言的獨特創作美學作了很好的和有力的辯護。

　　賈平凹也是這樣的一位有膽識與氣魄的作家。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賈平凹曾經寫出了后來不僅有爭議而且還被列為禁書的《廢都》，我讀后就感覺，這是賈平凹寫作以來最好的一部長篇小說，可謂是他人生無與倫比的一部代表作品。莫言說，如果他的人生里沒有了《豐乳肥臀》這部作品的存在，他的文學人生就是不完結的，文學構架是要坍塌的。那么《廢都》對于賈平凹而言，我想也是同樣的舉足輕重，賈平凹所塑造的主人公莊之蝶的種種人生際遇所遭遇的女人唐婉兒等等，似乎在《廢都》中，不僅僅是體現了文化人的糜爛生活，而更多地卻還是折射出了文人在特定歷史時期人生的信仰、價值觀的空虛乏味的境況，賈平凹的前瞻性就在于，他批判性地獨創了作為西安古都這座城市的文人與社會十年后乃至今日的整個社會狀況。時至今日，《廢都》的解禁再版，也恰恰說明了平凹君的前瞻性與小說創作的成功所在。

　　由此，這讓我們也不難看出，一個作家作品的誕生，爭議也就是向成功邁出了極大的一部。試想，平庸的作品會有爭議嗎？而但凡每位作家有所成功的作品，哪個又不是較有爭議的呢？曹雪芹的《紅樓夢》是在“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中遭禁遭爭議的文學巨著；新時期文學中的劉心武的《班主任》是爭議的最大成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是抱著甩出這顆炸彈準備離開軍旅而走向成功的……結果，他們的作品都成了新時期文學的經典。例子太多，不一而論。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是爭議的成功，《豐乳肥臀》也是，乃至他的《生死疲勞》等都是不甘平庸的爭議下的成功范本。如若不然，條條框框之下的平庸之作，何豈與諾貝爾文學獎有緣？《紅高粱家族》是膽量與氣魄造就了莫言新時期文學的獨創個性與其他作家的不同；《豐乳肥臀》亦然——在貧瘠的年代，母親為了孩子們所付出的一生榮辱、艱辛，為了諸多孩子能夠不遭受饑餓而偷食糧食，并帶著血絲從胃里吐到水盆的種種細節，它讓我們看到，莫言的描寫不僅想象力獨特豐富，而且更讓人很容易想到燕子喂養子女的泣血之美……當然，其中也包括莫言新世紀之初出版的以血淋淋的、殘忍筆法著名的長篇小說《檀香刑》和《生死疲勞》，皆是膽量與氣魄的結晶。莫言的成功，就在于自己與自己的較真，自己不斷地打破自己原有的創作模式，創造新的故事、人物與語境，并一次次地營造著中國文學的與個人文學的新的文學巔峰。

　　在《檀香刑》中，莫言通過膠東半島農民義軍奮起抗擊德國殖民軍隊的故事，乃至把自己獨特的“殘酷語言”推到了極致，不僅如此，莫言還在其中極富象征意義地植入了他自己故鄉的地方戲種“貓腔”，并通過大量令人讀之驚悚的例如“剮刑”等場景的具體描述，引發了讀者的精神和生理的劇烈反響。而借喻佛家的六道輪回創作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在莫言的小說探索上，無論是“輪回”的結構，還是語言的彈性，敘事的生動，想象力的豐富，以及小說輕松的敘事把握、人物角色轉換的能力，等等方面，他的文筆所彰顯出的汪洋恣肆與天馬行空，都不能不讓人驚嘆不已，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絕。在《生死疲勞》中，莫言向我們展示的是原地主西門鬧土改時被工作隊在河灘上崩掉腦袋后，他家的長工藍臉就變成了新時代的主人，并且娶了他的媳婦，住了他的房子。含冤死去的西門鬧深感冤屈，在閻王爺面前絕不屈服，所以，地府的裁決者為懲罰他，判決他帶著前世的記憶(不給他喝忘憂湯)輪回到陽間做牲畜，而且是投胎到藍臉的家里，親眼目睹著人世間的滄桑變化。他先變成驢子，驢子死后還不服，又被罰投胎成牛，牛死后他繼續不服，再被判投胎為豬。其中“西門豬”的章節寫得不乏汪洋恣意，想象磅礴，令人記憶猶新：高智商的西門豬帶領牲畜欄里的豬們反擊人類的統治，英勇戰斗，跳出豬圈，一路沖殺，突破人類獵手的重重包圍，勝利地渡河來到河中小島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終于自由自在地過上了無拘無束的快樂生活。在小說中，莫言讓我們看到的是現實和浪漫以及荒誕的詩意色彩，在一頭生命不止、戰斗不息的豬王身上深刻地體現了出來……可謂在莫言的筆下，被塑造得活蹦亂跳，生動有趣。這就是莫言——富有獨特想象力和駕馭小說語言豐富多姿的莫言。一個與眾不同的莫言。

　　所以我們說，莫言的所有小說創作，其實都是膽量與氣魄的結晶。他的所有小說與《蛙》一樣，盡管敘述的故事各異，人物各異，然而，一直以來它的小說探索卻又都是以題材敏感、反思尖銳、風格獨特、語言犀利、想象狂放、敘事磅礴，所著稱文壇的。并在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壇獨具個性魅力的。不然，他在中國一流作家的位置上，也不可能保持了二十多年創作不敗的業績。

　　據說，從1988年美國漢學家葛浩文教授翻譯《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起，莫言的小說被廣泛地翻譯成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瑞典語、俄語、日本語、韓語等二十幾種語言，是中國當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紐約時報》書評文章曾贊譽“莫言是一位世界級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對莫言的文學成就更是推崇備至，認為他的創作代表了亞洲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國當代嚴肅文學作家中屈指可數的、在世界文學領域少有的暢銷書作家。而對于莫言的短篇小說，大江健三郎也同樣贊譽有加，他曾說：“如果全世界評選當代短篇小說之王的話，我敢斷言，莫言一定在前五位。”這足以說明，莫言得不得諾貝爾文學獎，都不會影響他的小說創作在世界文壇大師級的地位與影響力。

　　莫言獲獎的當天，我記得，瑞典文學院在一份新聞公報中說：“從歷史和社會的視角，莫言用現實和夢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令人聯想的感觀世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之一、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也說：“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講故事。此次莫言獲獎將會進一步把中國文學介紹給世界。”

　　有人說，莫言的作品得到世界的關注是借了電影的光，比如《紅高粱家族》被張藝謀拍成《紅高粱》，并獲得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白狗秋千架》被導演霍建起拍成《暖》，《師傅越來越幽默》被改編成《幸福時光》。但另一位矛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軍旅作家周大新面對媒體采訪時卻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莫言獲獎是作家蓬勃的原創力的勝利。他說：“從上世紀80年代的《透明的紅蘿卜》到2010年的《蛙》，莫言在創作中形成了個人標識強烈、復雜多變、難以復制和模仿的文學氣質。”周大新認為，作家不但要思考自己的人生，關注個體命運，同時也必須關注民族和國家的命運。我們的民族經受了太多太重的苦難，數次沉浮，現在終于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是因為我們的民族精神中有一些寶貴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韌性”。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副主任、著名文學評論家付艷霞坦言，莫言的“高密東北鄉”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成績，也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標志，“高密東北鄉”體現了莫言的理想主義，也體現了他的中國經驗、中國風格。所以她認為，莫言的特色不僅僅是魔幻現實主義的，他的最大價值，是創造了自己的文體——“莫言體”。

　　莫言自己也說：“我一向認為，好的作家必須具有獨創性，好的小說當然也要有獨創性。”

　　“原創力”、“莫言體”、“獨創性”——這里所展現的自然就是莫言文學的個性特色以及獨有的藝術感覺。

　　毫無疑問，莫言獲獎，名至實歸。

　　《透明的紅蘿卜》到《紅高粱家族》的文學影響

　　莫言1956年3月5日出生于山東省高密市一個農民家庭，原名管謨業。1976年8月參軍，在渤海邊上生活的他，既站崗也喂豬、種菜。1979年秋天，調到解放軍總參謀部，先后任過保密員、政治教員、宣傳干事。1984年秋天，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此后，又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魯迅文學院創作研究生班，并獲文藝學碩士學位。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院院長、中國作協副主席以及國內多所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

　　莫言自1981年在河北保定的《蓮池》第5期上公開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開始，文學創作30多年，作品數量蔚為壯觀，迄今為止已發表了80多篇短篇小說、30余部中篇小說，出版了長篇巨著《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紅樹林》、《檀香刑》、《酒國》、《四十一炮》、《生死疲勞》、《蛙》等11部，以及文集、散文集、影視文學劇本、話劇作品多部。曾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就讀期間創作發表了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由此引起文壇關注。此后的1986年又創作發表了中篇小說《紅高粱》(原載《人民文學》1986年第三期)，反響強烈，被讀者推選為《人民文學》1986年

　　“我最喜愛的作品”第一名。到1987年，他又相繼創作發表了4部涉獵紅高粱的系列中篇小說《高粱酒》、《狗道》、《高粱殯》、《狗皮》，并將5部中篇小說系列組合成一部27萬余字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于1987年5月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首次出版發行。此后，1988年，由張藝謀執導，姜文、鞏俐分別擔任男女主角的電影《紅高粱》破土而出，不僅奪得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目光，但也推動了莫言在中國文學界深遠的影響。由此，《紅高粱家族》也成為了莫言從事文學創作以來富有爭議的、開拓性的、最紅火海內外的代表作之一。據說，迄今為止，已經被譯成20余種國家的文字。

　　由《紅高粱家族》產生的極大社會影響后，莫言的小說創作也一度如江河奔涌，進入了勃發期，幾乎30多年無低潮。其中，他所發表的中篇小說《紅高粱》1987年獲第四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被《亞洲周刊》選為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在上世紀90年代奪得中國首發刊物《大家》有史以來最高額的“大家·紅河文學獎”，獲得高達10萬元人民幣的獎金；《檀香刑》獲21世紀首屆鼎鈞雙年文學獎、臺灣《聯合報》年度文學獎；《四十一炮》獲第2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成就獎和成為第7屆茅盾文學獎最終入圍作品；《生死疲勞》獲日本福岡亞洲文化大獎、香港第2屆華人長篇小說紅樓夢獎；《蛙》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期間，他還先后被授予“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和法國“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勛章”等榮譽。

　　《透明的紅蘿卜》作為莫言的成名作中篇小說(1985年發表于《中國作家》第二期)，據說，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后，目前國家語文出版社中學語文教研組已經確定將《透明的紅蘿卜》收錄在高中語文選修課程中。

　　記得，有媒體采訪莫言時曾問及他的《透明的紅蘿卜》的原型，莫言說：“如果硬要我從自己的書里抽出一個這樣的人物，那么，這個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紅蘿卜》里寫的那個沒有姓名的黑孩子。”在《透明的紅蘿卜》的小說中，莫言通過黑孩來訴說他少年時代吃過的苦，生活環境的寂寞荒涼，無人理睬卻又多了幻想的那一段時光。而透過黑孩，我們自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莫言——理解莫言所有有關“高密東北鄉”的作品的內涵。莫言為什么要加上紅蘿卜這個意象呢，而且還是透明的？我想，這無疑便體現了莫言小時候的饑餓經歷，莫言的小說對“吃”、“喝”一直是情有獨鐘的。在《透明的紅蘿卜》的開頭部分，生產隊長正是一邊咬著手里的高粱面餅子，一邊去敲出工鐘的。吃，比一天內的任何一種工作都要來得早、來得重要。這里，莫言還特別地寫到隊長的吃的活動結束的情形：“走到鐘下時，手里的東西全沒了，只有兩個腮幫子像秋田里搬運糧草的老田鼠一樣飽滿地鼓著。”“老田鼠”在這里真可謂一針見血，人的最基本需求其實跟動物是沒什么兩樣的。這個比方提醒人們對自身的肉體需求和動物因素的關注。紅蘿卜每每出現在饑餓需要覓食的情況下——無論是“食物”還是“性”，第一次是出于對食物的渴望；第二次尋找紅蘿卜中出現了菊子姑娘和小石匠在黃麻地里的一幕；第三次是小鐵匠在無意中傷害了心愛的姑娘之后的困獸之舉。在這里，莫言用作為食物的紅蘿卜來統領一切應該是有道理的。它預示著饑餓與食欲的人生最起碼的雙重意識，對于欲望的展示。

　　在《透明的紅蘿卜》的小說中，黑孩從一出場就被定位為弱者，他才10歲左右而且相比同齡的小孩又矮又小，在初冬的時節，身上只穿著他闖關東的父親留下的一條污漬斑斑的大褲衩。那數得出肋巴骨的雞胸脯和脊背上、腿上閃亮的傷疤，說明的是他受到后娘怎樣殘酷的虐待。他過早地背上了生活的重負，和大人一樣參加勞動掙工分，還要承受某些人的羞辱和痛打。在常人看來，在這樣的惡劣的環境下，一個毫無自衛能力的小孩是無法存活下來的，所以在開篇就有隊長的那兩句話——“黑孩兒，你這個狗日的還活著？”“我尋思著你該去見閻王了。”對于一切生存的機會，黑孩都本能地不愿放棄，所以“他在滴水成冰的嚴寒天氣里，只穿一條短褲，光著脊背，赤著雙腳；他能夠將燒紅的鋼鐵攥在手里而不叫一聲；他能夠對自己身上的傷口熟視無睹。”這樣存活下來的黑孩不僅有著堅韌的生命力，而且對于生活中的苦難，黑孩也始終沒有流露出自我的反抗意識。黑孩以巨大的毅力承受著小鐵匠的奴役、打罵和老鐵匠的冷漠無情。拉風箱的吃力、炙烤，他似乎早就習慣了這種非人的生活，他堅忍地活在苦痛的現實中。作為一個弱者的黑孩，時時都在以一種自虐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強大。正是這種隱忍才造就了黑孩堅韌的生命力。黑孩給讀者的感受最深的是他對美的追求以及豐富的內心世界，一個封閉了內心的孩子對聲、色、音、味觸覺的敏感遠遠超越常人，充滿神秘。莫言既在小說中寫出了一個孩子的內心世界，寫出了外在世界生活中的人和事在一個孩子心中的折射，也寫出了一個孩子的心態。這是一個被畸形的社會扭曲了的畸形的心靈。在他孤獨的內心中，各種感覺異常敏銳。

　　莫言曾說，一個人無論寫出多少作品，他的作品都是對童年的記憶，他所有的作品就是一個個人的自傳，因此童年記憶在作家的創作中是很重要的。黑孩的身上有著莫言童年的印記，一定程度上，黑孩是童年莫言的一個象征，莫言通過黑孩的眼睛描寫那個特殊的時代以及在那個特殊時代生活下的人們。在文中，黑孩最為在意的人是菊子，因為菊子是第一個讓他感到溫暖的人，黑孩應該是把菊子作為一個母親的象征的，但由于現實生活中后母對他的虐待，又讓他對母親這一概念產生了懷疑，所以他對菊子的類似于母親的依戀在一定程度轉變為一種朦朧的愛戀，只不過黑孩沒有得到過母親的溫情，這種愛戀在內心表現得更為明顯。

　　在莫言的很多小說中，我們都可尋覓到山東高密的影子，那里是莫言生長的地方，寄托了他深深的情結。莫言曾經在多個地方組織的個人文學創作經驗報告會上說，關于他的文學創作，故鄉就是他的一個永恒的話題。而將這個話題轉換為兒童的視角去表述，那就是他文學的最大成功所在。    

　　我們知道，在莫言的文學作品中，無論是像《紅高粱》、《豐乳肥臀》、《檀香刑》這樣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的作品；還是以《酒國》為代表的模糊地理概念的超現實色彩的作品，選用兒童視角來講述故事，一直都是莫言的偏愛。莫言說：“以前我沒有意識到，后來被別人點破后我才發現采用兒童視角講述故事原來是我的一種潛意識。我想這可能和一個作家的出身、經歷、生長環境及其創作心理有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少年歲月吃的苦，生活環境的寂寞荒涼，無人理睬卻又善于幻想，所有這些都使我從小就對周圍的世界充滿了觀望和想入非非。而在這種情況下，兒童視角就成為了我講述故事的首選。”有人曾問及他為何總把農村題材、農民生活作為自己作品永恒的主題時，莫言說：“高密東北鄉是我的故鄉，我生于斯長于斯。20歲以前的時光我都是在農村度過的，即便是當兵后前10年的時間我也是在農村生活，所以農村題材、農民生活都是我所熟悉的，農村的街道、村莊、樹木、河流深深刺激了我的創作熱情。所以，每當有大的創作計劃我都會回到我的故鄉，在那里一方面我可以避免外界的干擾，潛心寫作；另一方面也便于我直面現實、身臨其境。畢竟故鄉在我的心中是由地理概念變成了文學概念的，她成為了一種情感的產物，是我個人情感的習慣和延續。年少時的記憶是無法磨滅的，對故鄉的濃厚感情像酵母一樣總是在我創作中發酵……”

　　苦難，不僅潛移默化了莫言少年時美好的鄉村記憶；苦難，也同樣會助添著莫言少年時天馬行空的憧憬與思維。莫言以自我的想象力與對文學的嫁接所寫出的《透明的紅蘿卜》，自然也就成為了他對于少年記憶最為美好的人生解讀與人生意義的詮釋。關于這點，我想但凡有小說寫作知識的作家都會清楚這種潛移默化的記憶與美好。貧窮，不僅助添著人生意識形態的思考，也同樣會助添著每一位作家撿拾歷史記憶的生命源泉。由此也讓我想到，如果不是這樣，我想我所創作描寫兒時淳樸鄉村民情的小說《干姐》、《秋的訴說》、《歲月的河》、《秋在小武河》也就不會走進讀者的視野，潛移默化著我對故鄉小武河留有的某種美好與傷痛的記憶。盡管，失去的記憶，已經一去而不返，但故鄉的記憶和兒時的美好與傷痛，畢竟會滯留于每一個作家的心靈底處，成為人生與文學的永恒。莫言如此，每位小說家亦然。

　　在莫言的小說創作之初，具有象征意義的意象之美的“紅蘿卜”之后，“紅高粱”又作為更大的、更為廣義的象征意義的意象之美走入了莫言更大更廣的視野與記憶。于是，就讀解放軍藝術學院完成了中篇小說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之后，莫言又在文學欲望火熱的激情中，開始了極度亢奮的《紅高粱家族》的探索。除發表中篇小說《紅高粱》之外，此后，他又相繼發表了“紅高粱的系列”中篇小說《高粱酒》、《狗道》、《高粱殯》、《狗皮》，并在文壇與讀者中的影響，也由此而越來越棱角分明。尤其是后來，小說被具有先鋒意識的電影界鬼才的青年導演張藝謀的發現，《紅高粱家族》不僅造就了經典的電影《紅高粱》廣泛的社會影響與國際影響，張藝謀與莫言的珠聯璧合，也造就了一代世界級文學大師莫言的浮出水面。此后，不僅張藝謀自己由此走入了國際大導演的序列，但也推出了年輕的鞏俐在后來的歲月里成為了國際著名影星和東方美人的代言人，更有了此后鞏俐與老謀子幾十年的情感糾結；當然，也推出了中國影視圈男人味十足的姜文后來的好事連連——外國妻子、中國女人盡收囊中。而且，莫言、張藝謀、鞏俐、姜文，20多年下來，這一干人馬等，依然大紅大紫于中外影壇與中外文學界，經久而不衰。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當年《紅高粱》的電影畫面，看看高密東北鄉那些兒火紅得浩瀚如海的紅高粱，我們也就一覽無余了一代鬼才張藝謀與高密東北鄉走出的鬼才作家莫言文學藝術感覺的融合，又是多么的妙處橫生了。

　　……在出嫁的路上，新娘被趕跑劫匪的轎夫余占熬所吸引。三天后新娘回門，與余占熬在紅高粱地里激情相愛。新婚丈夫被人殺死，新娘勇敢地主持了釀酒廠，再趕走其他土匪之后，余占熬在酒缸里撒了一泡尿，竟成了噴香的好酒。9年后，日本鬼子強迫村里人砍倒高粱修建公路，并將羅漢大爺剝皮示眾。余占熬帶領鄉人報復日軍，鄉人們全死了。癡呆的余占熬，站在女店主的尸體旁，放聲高歌……

　　以上這些就是電影的畫面強烈的視角沖擊力——野性，粗獷，豪放，溫馨，浪漫，還捎帶著殘忍的血淋淋……這些充滿著蒙太奇的畫面，這些神秘的虛幻組合的畫面，在沒有完全開放的中國社會，尤其是在固守傳統意識形態思維的國人眼里，無疑令人新奇的、好色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著極大沖擊力的。這種沖擊與影響，毫無疑問，絕不亞于中國當年在西部沙漠中實驗的原子彈，那么具有穿透力和影響力——是完全徹底地改變了人的意識形態與迂腐的傳統思維模式的。既讓人恐慌、亢奮、激越，但也令人沉迷、溫暖、向往著。其影響力與滲透力之大，絕非影視圈、文壇能夠包容的。張藝謀成功的電影《紅高粱》所注入社會的思維在意識形態中，無疑是大裂變的。就像抗戰時期的美國人扔在廣島的原子彈，頃刻之間的裂變，令人的記憶永恒而又持久，忐忑而又不安。《紅高粱》對于社會的沖擊波，無論從意識形態的壓抑，還是社會進步兩方面的人性思維，都是空前的，深遠的。看過當年的《紅高粱》的電影，我有這些感覺，我更相信，喜愛與不喜愛《紅高粱》電影或是莫言《紅高粱家族》長篇小說文風的作家、評論家、讀者都會有著這樣的感覺。無論你承認與不承認，這種感覺都會潛移默化在每個人的視野與心里。

　　記得，在閱讀莫言《為什么要寫<紅高粱家族>》的一篇散文中，他曾這樣說道：“這樣一部寫歷史寫戰爭的小說引起了這么大的反響，我認為這部作品恰好表達了當時中國人一種共同的心態，在長時期的個人自由受到壓抑之后，《紅高粱》張揚了個性解放的精神——敢說、敢想、敢做。但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這一創作的社會意義，也沒有想到老百姓會需要這樣一種東西。如果現在寫一篇《紅高粱》，哪怕你寫得再‘野’幾倍，也不會有什么反響。現在的讀者，還有什么沒有讀過？所以，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一樣，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運。”《紅高粱家族》所張揚的自然就是莫言創作的不拘一格的個性色彩和浪漫主義的情懷。而獨立的個性色彩，再加上張藝謀當年所推出的電影《紅高粱》獨特的、殘忍的、血腥的蒙太奇畫面，自然也就奠定和成就了莫言在新時期文學界的影響。無論是張藝謀與莫言，還是莫言與張藝謀，這兩個鬼才的嫁接與互補，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狼狽為奸”而又相得益彰。

　　我們從中篇小說《紅高粱》到組合后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不難看到，莫言這部小說的藝術特色主要體現在小說的敘述角度——是沿著兩條線路展開的，其主線是土匪頭子“我爺爺”(余占鰲)率領的武裝伏擊日本汽車隊，輔線是在這次戰爭發生之前所發生的“我爺爺”與“我奶奶”(戴鳳蓮)之間的愛情故事。這個愛情故事，也就是“高粱愛情激蕩”的最好的意象表現。

　　《中國現代文學史》曾經在評價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時說：“莫言小說對題材的處理，體現出的是對傳統小說敘事的叛逆，是以追憶的姿態講述的故事。在莫言的藝術世界里，蘊含著中國農民的生命觀、歷史觀、乃至時空觀。莫言在小說《紅高粱家族》的整體敘事策略和語言方式所追求的是強烈的陌生化效果，小說的展開是由感覺引導，情緒推動。小說在敘事人稱上，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疊合在一起。在語言運用上，小說追求一種富有力度的表達，一切都服從主題的自由創造和審美快感。重視感覺，大膽運用豐富的比喻、夸張、動感，還有對于語言色彩的選擇和氣勢的營造。”應該說，對于莫言小說的評價準確而又到位。

　　莫言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的首版小說，我是1991年才得到的。不是莫言相贈(因為這之前雖然我特別喜歡莫言的小說，也讀過他發表后被文學選刊選載的大量中短篇小說，但是我與莫言還不熟悉，只能說是個人意愿的相識與相知)，也非我個人所買。而是1991年元旦期間，我有緣在濟南軍區部隊基層走進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昆侖》大型文學雙月刊幫助工作的時候——在作為幾個月的處理大量來搞回部隊前，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領導為了感謝我的不辭辛苦，當時就讓我到圖書倉庫選擇一些我喜歡的圖書，作為幫助工作幾個月的獎賞。走進倉庫選書的我自然很挑剔，一般沒有印象的和不喜歡的作家的作品我是不選的。后來在大量出版的圖書中我一眼就看到了書架上擱置的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精裝本，那一刻真的是有點欣喜若狂，于是就有了莫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從擁有到至今，它已經相伴我20多年(去年搞活動與莫言見面時，我同時帶去讓他簽名的長篇小說還有我購買的《豐乳肥臀》、《生死疲勞》、《檀香刑》第一版的書，莫言簽字時也是吃驚不小，大概他沒有想到我還有這么一本他最早的長篇“古董”《紅高粱家族》)。此外，我當時還選了后來我所熟悉的著名老作家馮德英的長篇三部曲《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等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推出的現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品。

　　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敘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間抗日武裝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小說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但這不是主要的。作為這部小說精神主體的，卻是展現出的強烈的生命意識——對有著原始野性、質樸強悍的生命力的贊美，以及對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這種生命意識，使那個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在莫言的筆下才重新獲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紅高粱，就是這種生命意識的總體象征——是激情而浪漫的“生命圖騰”。

　　“我爺爺”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性而又浪漫地完成了神圣的結合，“我奶奶”又是在高粱地里流盡了最后一滴血——小說把“我奶奶”30年的生活比作“紅高粱般充實”。莫言用他獨有的個性化藝術語言，寫得詩性、奔放而又唯美。還有，“我爺爺”帶著高密東北鄉人應有的英雄氣概，坦然赴死的時候，放聲高唱的是“高粱紅了”；任副官在槍聲中、子彈下坦然前行的時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調也是“高粱紅了”……在這種描寫中，人與高粱獲得了同一種品格。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在莫言小說中的極端表現形式，就是用冷靜乃至審美的態度來描繪生命的痛苦與毀滅——比如劉羅漢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剝了皮；“我奶奶”讓“我爺爺”和冷支隊長喝下摻了羅漢大爺鮮血的酒，隊員們那慘烈的死亡，等等。因為人只有置身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臨死亡的時候，才能強烈地意識到生命的存在。這種描繪一方面強化了生命意識，同時也使小說呈現出新奇、殘酷的美。

　　小說對于強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時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倫理評價。“我爺爺”與“我奶奶”的野合，為了占有“我奶奶”將單家父子殺死，這以中國傳統的倫理尺度來評價是不道德的，盡管作品對此作了肯定“性”的描寫。即使是對“我爺爺”這個貪財好色的人，莫言也贊美了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氣概。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個特殊角色——“我”的誕生。在作品中，“我”不僅是一個敘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于“我爺爺”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著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對“我爺爺”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與仰嘆。“我爺爺”等人與“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距離，一種對比。在這種距離與對比中，莫言一方面強化了對“我爺爺”等體現的那種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對那種生命力在今天的人們身上已經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說中“我”才慨嘆：“先輩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我爺爺輩的好漢們，都有高密東北鄉人高粱般鮮明的性格，非我們這些孱弱的后輩能比。”

　　評論家董炳月在評論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時認為：“從藝術的角度看，小說打亂時空結構的意識流式的敘述方式，對于當時的讀者來說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是借鑒了馬爾克斯等人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以奇特的感覺為動力，改變客觀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靜態的變成動態的，把無生命的變成有生命的，使讀者從習以為常的事物中獲得全新的審美體驗……”董炳月的評論無疑是貼切而有深度的。

　　《豐乳肥臀》走紅后對于莫言文學人生的喜憂參半

　　莫言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創作完成后，1995年10月開始，分兩期首刊于《大家》文學雙月刊，同年12月獲得了“大家·紅河文學獎”和獎金10萬元。此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單行本。而我所購買并收藏至今的后來又由老友莫言簽名的《豐乳肥臀》，也就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首卷本。

　　記得，那時我還在濟南軍區政治部機關工作時，云南《大家》文學雙月刊創刊后，我就開始了個人的訂閱，《大家》作為云南沖出的一匹文壇黑馬，除了每期刊登一位引人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大家作為封面外，它所刊載的小說與評論文章都比較先鋒性和個性化，令人受益匪淺。此后，我訂閱了大約七八年。而在此之前，除莫言之外，大家還專門約稿了魯軍領軍人物之一、山東作協副主席、著名作家李貫通的中篇小說《天缺一角》，發了其中一期的頭題。后來，李貫通的中篇小說《天缺一角》還喜獲了首屆魯迅文學大獎。

　　莫言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的橫空出世，在當時來說，不僅是莫言文學的亮點，但也是他文學創作生命的重大突破。其在文壇與讀者中的影響之廣，爭議之大，可謂空前高漲。對于莫言的文學與人生來說，我想都是喜憂參半的。此后不久，也就是在莫言的文學人生進入巖漿一樣高噴的時候，他卻突然離開了軍旅，作為總參政治部一級創作員而最終轉業到了中國檢察日報社做了一名記者和影視編劇。我想，這也必然是莫言的無奈之舉。這個舉動也為文壇與熱愛莫言的好友們留下了一團團撥不開的迷霧。

　　那么，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到底寫了什么東西？讓熾熱文壇的莫言突然迷霧重重地置于朋友和讀者的心目中，難以自拔？

　　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出版之后，便被文壇稱之為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性”大書，是莫言進行民間史詩性書寫的成功試驗，也是莫言所有的作品出版以來最為飽滿的長篇小說。這部以大地母親為主題的小說，奇詭瑰麗，汪洋恣肆，令人嘆為觀止。莫言在這部小說中，從抗日戰爭一直寫到改革開放之后，描繪了一部波瀾壯闊的歷史。書中的母親和瑞典人馬洛亞牧師生下了上官金童，和其他人生下了其他姐妹，這些姐妹親屬是貫穿中國20世紀的權力高層和民間勢力，通過描寫家庭來反映中國政治氣候的變遷，也表現了莫言對于女性的愛戴、同情和贊頌。

　　莫言在《豐乳肥臀》中，傾情地把母親描繪成一位承載苦難的民間女神，或者就是圣母瑪利亞的化身。但命運多舛，她生養的眾多女兒構成的龐大家族與20世紀中國的各種社會政治勢力和民間組織以及癲狂歲月下的官方權力話語發生了枝枝蔓蔓、藕斷絲連的聯系，并不可抗拒地被裹挾卷入20世紀中國的政治歷史舞臺，而這些形態各異的力量之間的角逐、爭奪和廝殺是在自己的家庭展開的，造成了母親獨自承受和消解苦難的現實：兵匪、戰亂、流離顛簸、親人死亡，以及對單傳的廢人似的兒子的擔心、焦慮，而母親在癲狂年代用胃馕巧偷生產隊里磨坊里食物的行為，則體現了鳥兒吐哺的深情……母親是一種意象符號，體現的正是《紅高粱家族》的作品中“我奶奶”式女人的集合，同時，也涵蓋了“作為老百姓的寫作”的莫言對民間苦難及其承受者的愛戴、同情和關懷。

　　小說通過母親含辛茹苦、艱難地撫育一個又一個兒女，并且視上官金童為生命一般重要，來說明這樣一個道理：人永遠是宇宙中最寶貴的，生命具有無可爭辯的意義是第一本位的。生命的承傳、沿襲是人類賴以永恒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顯示了自身的價值和意義。莫言在《豐乳肥臀》的小說中，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揭示了“人不僅是歷史的主體，也是美的主體，生命的承傳、延續，是當最受到禮贊的。”沒有生命的宇宙和世界，無論美與丑、純潔與骯臟、卑鄙與高尚，都不再具有任何意義。小說的深刻性也就在于將這個看似簡單又普泛深刻的道理蘊含在母親率領兒女們的頑強的“求生保種”的生命過程中。那么生命的創造者——母親，無疑要受到尊敬與贊美。母親是無私，是愛，是奉獻，是生命的載體。對母親由衷的尊敬與感恩，也表明了人們對生命的終極崇拜和熱愛。由此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作者的母性意識或說女性意識在小說中起著主導作用。創造社會歷史的可能是男性為主，創造生命歷史的，或說人類歷史的卻是母親生命源初的女性。這里似乎既體現了作家的心靈深沉的戀母情結。而上官金童，作為作家思想意識的化身，他對母乳的依戀——戀乳癥，在這里也找到了情感的回答，它源自于作家本人的一種生命情結。

　　長篇小說《豐乳肥臀》是一道藝術想象的巨流，一瀉而下的50余萬言，輝映出了北方大地近一個世紀的歷史風云。這也是莫言小說創作的突破，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次突破。《豐乳肥臀》是莫言早期創作中的一座高峰，也是篇幅最為飽滿的一部長篇力作。小說所書寫的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同時，小說中情愛的排他性與階級的對抗性相互交織，命運的無定性與政治的無情性，相互交織，在以人物關系為線索的故事敘述，充滿了懸念叢生的情節性、盤根錯節的渾樸性，從而由多個通俗的男女情愛故事，完成了一個嚴峻的人生大主題的演繹，并使作品在引人入勝中啟人思忖。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評論家白燁在《文匯·讀書周報》撰文認為，《豐乳肥臀》是莫言雅俗融合的成功力作。白燁說：“我以為，《豐乳肥臀》是莫言小說中最有分量，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作最讓人為之稱奇的，是它以恢宏的結構、磅礴的敘事，由上官一家人在時運攪動中的分分合合與生死歌哭，揭示了百年中國社會演進的歷史脈絡，探悉了置身其中的人們從倫理到精神的歷練與遭際。而這一切，又都內化為一種雅俗融合的藝術表達。這使得這部作品，既令人讀來蕩氣回腸，又使人讀后難以釋懷。”他又說：“人們在通常的字面意義上，覺得‘豐乳肥臀’這個書名既過于明目張膽，又不免有些媚俗，這種感覺自然而然，不無來由；這種感覺以及它所引起的爭議，顯然又給作品增添了一種別樣的關注，一重特別的意蘊。以‘豐乳肥臀’的中心意象為基準，作者在敘述語言上，也是粗糲奔放，了無遮攔，作者以雅話俗說的方式，使作品最大程度地切近感覺和靠近生活。這些特異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作品的語言體系，在雅與俗的雙向對流上，葆有了自己的鮮明特色。”

　　可是，就是這樣一部作品，據說在海外已經不同程度地與《紅高粱家族》一樣被翻譯了20多種語言的《豐乳肥臀》，卻最終還是讓莫言無奈地經歷了喜憂參半的苦痛。盡管，《豐乳肥臀》出版不久，我已經知道莫言在爭議中離開了部隊，我也曾暗中為這位老戰友惋惜過，但是，我依然猜不出他是如何真正離開部隊而轉業到了中國檢察日報社的。我弄不明白。我為莫言惋惜，也為部隊放棄了這樣的天才作家而痛！但我知道，莫言的離開部隊，一定與《豐乳肥臀》這個長篇小說有著直接的關系——而且，這個“關系”一定還不輕快，與批評與爭議有關！

　　最近，當我讀到莫言就讀北京師范大學魯迅文學院的導師、著名文學評論家何鎮邦老在《羊城晚報》的撰文和莫言通過媒體的解釋時，我才終于將心中的迷霧驅散了。

　　何老在文章中透漏說：“莫言在文學創作道路的起步時可謂相當不容易；而到了研究生畢業之后回到總參創作室進入文學創作噴發期時，又碰到了更大的困難，可以說是一段相當艱難的經歷。這要從他的代表作之一《豐乳肥臀》的發表、出版和獲獎，以及獲獎后的遭遇說起。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在云南人民出版社主辦的大型文學刊物《大家》上發表，遂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并很快榮獲《大家》設立的首屆‘紅河文學獎’，獎金十萬元。這在當時，已是一個天文數字。因此，《豐乳肥臀》的出版與獲獎，不啻是文壇的一聲春雷。評論界，尤其是一些青年文學評論家著文熱情肯定這部可以作為莫言代表作的作品，并指出它是莫言創作高峰期到來的征兆。我是贊成這一見解的。現在回頭看，《豐乳肥臀》正是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的授獎辭中的所說的‘他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的重要注腳。然而，正是因為這么一部作品，莫言寫了不少檢討。而到了2003年，當他把此作修訂擴充加了有特色的插圖交中國工人出版社再出一個修訂版時，又再次遇到麻煩。每每談起《豐乳肥臀》的經歷，莫言都總是回避……”從何鎮邦老所透漏的莫言的這些內容，我也終于弄明白了心中的糾結，更加證實了我當年猜測他離開軍旅而轉業的內因所在了。

　　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媒體最近也透漏了莫言在《豐乳肥臀》出版后的境況。莫言說：“《豐乳肥臀》是我的文學殿堂里的一塊最沉重的基石，一旦抽掉這塊基石，整座殿堂就會倒塌。但引起爭議最大的也是《豐乳肥臀》。”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莫言取了《豐乳肥臀》這個名字，本意是用健康豐滿的乳房和肥大壯碩的屁股來歌頌女性和生殖，歌頌母親和撫養，歌頌大地和包容，當然里面也包含著性的意識。但到了最后，好多人卻只在書名和內容上發現了不健康的“性”。據說，起初，出版社的人心懷疑慮，希望莫言能改一個色彩更中庸一些的書名，莫言也知道他們的憂慮不無道理，但經過深思熟慮之后，他還是決定用了《豐乳肥臀》的名字。《豐乳肥臀》在《大家》雜志上發表并獲得了“大家·紅河文學獎”和10萬元巨額獎金后，惹眼的書名，凌厲的小說風格，再加上一筆數目不菲的獎金，《豐乳肥臀》名揚中國，使那些關注文學和不關注文學的人都知道莫言寫了一本有意思的《豐乳肥臀》。這時，一些大腦里還殘存有“革命樣板戲”文藝觀的老作家們坐不住了，他們陣線分明，在一些雜志上大力抨擊《豐乳肥臀》，用的手法也是不講文藝只講政治，給莫言和他的小說扣上了很多嚇人的大帽子。

　　不久，莫言所在單位里便成立了兩個審查小組，每個成員分一章，連夜突擊閱讀《豐乳肥臀》，試圖做出結論。盡管莫言和工作組的大部分成員都是熟悉的，甚至算得上是朋友，但他卻依然很是無奈。于是，寫檢查不行，還得要求他要有行動，得給出版社以個人名義寫信，要求出版社停止印刷《豐乳肥臀》，即使已經印出來的也要封存銷毀……

　　莫言離開軍旅所纏繞在我心中的謎團，直到今日我才真正地弄了個明白。

　　莫言的幻象思維與語言的魔力是上帝的恩賜

　　莫言的小說成功，不僅僅是故事的獨特性的成功，他對于不同小說語言的獨創性與變化多端的戲劇性的藝術手法，更是令人望塵莫及的。閱讀過莫言早年的《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的讀者都會知道，莫言的語言是多么的富有浪漫激情和魔力。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莫言在《紅高粱家族》中充滿激情的語言描寫，那賦予紅高粱以生命的象征也就一目了然：“……我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長大后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我終于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我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醉能愛的地方……”“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愛情激蕩。秋風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游蕩著一朵朵豐滿的白云，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白云的紫紅色影子……”“……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顯然，小說中的紅高粱決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與賦予紅高粱偉大的生命相對應是作品中那些演繹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壯的活劇的英雄，他們總是伴隨著紅高粱，或者與紅高粱融為一體。

　　作家、評論家胡殷紅曾經寫過一篇素描莫言的隨筆《能說會道也莫言》，她這樣稱頌著莫言的小說語言：“莫言的作品我最先讀過的是《紅高粱》，這個小說把文法規范句式‘擰巴’著使，比如，‘高粱高密輝煌、高粱愛情激蕩’，太有詩意了，雖然看上去東拉西扯的詞堆在一起，但真能攪和得你心旌搖曳。我覺著，這就是語言才能。”

　　的確，莫言在小說中的語言駕馭是不拘一格的，僅《紅高粱家族》中小說精彩的、浪漫的語句描寫，就不勝枚舉：“金色的太陽齒輪般旋轉”；“殘缺的杏黃色陽光，從濃云中，嘶叫著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子彈在低空悠閑地飛翔，貼著任副官烏黑的頭發滑過去”；“高粱的奇譎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紅紅綠綠，白白黑黑，藍藍黃黃，它們哈哈大笑，它們嚎陶大哭，哭出的眼淚像雨點一樣……”等等，等等。小說中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規而顯得十分新奇。

　　再比如，莫言說死神有著“高粱般深紅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黃的笑臉”；說“死騾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陽的曝曬下突然炸裂，華麗的腸子，像花朵一樣溢出來”；說“有人往柵欄邊角上那個鐵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盤”等等，形象而又生動，就像魔力一樣拽著你不得不走進他的小說世界。此外，在敘述過程中，莫言有時還故意插入一些與總體敘述風格相背離的語言，例如“我”看到母親的小腳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義！人民自由萬歲”等等，都給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涂上了一層濃郁的幽默、詼諧、俏皮的色彩。閱讀時，常常會令我想起馬克·吐溫那個老頭兒的小說語言的詼諧與幽默，而無以自拔。

　　在《紅高粱家族》長篇小說出版時，莫言在小說的前邊寫下一頁類似于前言的自白小文，讀來也同樣是浪漫得令人捧腹：“謹以此書召喚那些游蕩在我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愿扒出我的被醬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里，擺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饗！尚饗！”而在《跋》的短文中，莫言又說：“寫完《紅高粱家族》第五章，我就匆匆地把五章合一，權充一部長篇濫竽充了數。長篇小說較之于中短篇小說當然有它的一些章程，但要把這章程像中藥方子一樣開列出來卻是任誰也不輕省的營生。其實，文章之道并無至理，窮途變化，存乎一心。南拳北腳，各有招數，各打各的就是了。但如此支吾，也屬妖言，雖沒寫好長篇，但也卻想寫好長篇。怎么寫好長篇呢？想了半天忽然覺得也不必談虎變色，無非是多用些時間，多設置些人物，多編造些真實的謊話罷了。對待長篇小說應像對待某種狗一樣，寧被它要死，不被它嚇死……”——從中我們不難看出，莫言的文學之初，那種語言描寫獨有的狂放、詭異、浪漫、自信的個性風格和幽默色彩，處處裸露無疑。

　　2009年9月13日，莫言曾應邀在德國文學界做了一次題為《在法蘭克福“感知中國”論壇上的演講》的報告，此報告的演講，依然別具一格，精彩異常。俏皮、幽默而又魅力無窮的語言，不僅贏得了德國文人們極大的喝彩，而且也不時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莫言說：“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開了兩天會，終于談到了文學。(笑聲)上個月，我因為胃出血住進了醫院，出院以后身體虛弱，本來想跟有關方面打個招呼，在家養病，不來參加這個會議。但我妻子說：既然已經答應了別人，就應該信守承諾，盡管你一爬樓梯就冒虛汗，但我建議你還是要去。你若不去，對會議主辦方很不尊重。聽妻子話，我來了。我臨出門的時候，妻子對我說：聽說德國的高壓鍋特別好，你買一個帶回來。(笑聲)我這才明白她讓我來的真正目的是讓我來買鍋。(笑聲)我前天上午已經完成了任務，買了個高壓鍋在床頭放著。(笑聲)這次來呢，我還知道德國某些媒體給我上背上了一個黑鍋——非常抱歉，可能給同傳翻譯的女士增加了困難，中國人將強加于自己的不實之詞稱為‘背黑鍋’——中國有一些小報經常這樣干，經常造我的謠言。我沒想到像德國這樣號稱嚴謹的國家的媒體也會這么干。(笑聲，掌聲)由此我也明白，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都差不多。(笑聲，掌聲)這次我來法蘭克福，收獲很大，買回了一個銀光閃閃的高壓鍋，同時卸下了一個黑鍋。我是山東人，山東人大男子主義，如果一個男人聽老婆的話會被人瞧不起的，我這次來才體會到老婆的話一定要聽。(笑聲，掌聲)我如果不來，第一買不回高壓鍋，第二我的黑鍋就要背到底了。我老婆的話體現了兩個很寶貴的原則，一個是要履行承諾，答應了別人一定要做到；第二個就是別人好的東西我們要拿過來。德國的鍋好，我們就買德國的鍋。(掌聲)我老婆的這兩點寶貴品質值得很多人學習。前天晚上我給她發了個短信，把我這次的行動做了匯報。她給我回短信：再買一個高壓鍋。(笑聲)兩個高壓鍋太沉了！我就給她撒了一個謊：德國海關規定每個人只能買一個高壓鍋。假如我們的德國朋友不反對，不怕中國人把德國的高壓鍋買得漲價的話，我回去會利用我在中國的影響，寫文章宣傳德國鍋的好處，讓全中國的家庭主婦都讓她們的丈夫來買鍋。(笑聲，掌聲)”——莫言的詼諧、幽默無處不在。

　　在長篇小說《豐乳肥臀》開頭，莫言這樣描寫道：“在光滑整潔的宇宙中，數不清的天體穿梭般運行著。它們閃爍著溫馨的粉紅色光芒，有的呈乳房狀，有的是屁股型。它們好像是隨意運動，其實卻遵循著各自的軌跡。吱吱哇哇，各唱各的調，各走各的道。”莫言對宇宙和天體的描寫，不僅幽默、俏皮、調侃，而且從另一個角度講，又很容易令人想到《圣經》中上帝創造萬物是那種宏大的景象——猶如吞吐八荒的宏大敘事的語言描述，其獨特性不僅豪放、大氣，而且唯美、詩性。無論它們像“乳房”，還是“屁股”，但都是有“遵循著各自的軌跡”的，是有規律的。閱讀這部長篇，我似乎還隱隱約約地有了某種感覺和啟示，莫言無疑是得到了上帝恩賜的最好的中國作家。上帝創作宇宙與世界萬物，都是有規律的，而創造和賦予人的生命體也是有規律的。萬物在規律中承載著各自的軌跡，每個人面對著各自的規律也在行走著各自的人生價值取向的軌跡。上帝賦予了莫言極大的文學天賦與智慧，上帝悲天憫人的大愛，更是在莫言的文學之旅中得到了應有的發揮。那么莫言喜獲諾貝爾文學獎并成為今天世界級的文學大師，自然也是上帝的恩賜。畢竟，諾貝爾本身就是上帝的兒子，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所以，通過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乃至《蛙》的語言描寫、故事結構、敘事風格和文體的內蘊所在，我們都不難看出，莫言對于《圣經》的解讀，對于《圣經》故事的了解是絕不陌上的。在時下的高密，無論是從鄉村還是到城市，幾十年來，可以說，很多人都是蒙受上帝恩典的虔誠的基督徒，高密也是耶穌基督圣靈充滿的地方，是時下基督教會的復興之地。在這樣基督教會復興的地方，潛移默化生活了幾十年的莫言，即使他還不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但他也不可能不對《圣經》有所研究。起碼按照我們閱讀的《豐乳肥臀》的判斷，20年前的莫言就已經通讀了博大精深的這本世界發行量獨一無二的《圣經》全書的。而且，莫言對于2000多年前的耶穌基督為救贖后人乃至今人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而又復活的故事，讓世人永得生命永恒的真理，更是有所了解的。因為《豐乳肥臀》這部小說所貫穿的馬洛亞牧師與上官呂氏的家庭、子女間從頭至尾的聯系，乃至文字中涉獵的基督徒受洗的過程，莫言都有著極其真實的描寫與交代。比如《豐乳肥臀》小說開頭后馬洛亞牧師的出現，直到故事行將結束時的文字描述，都體現了莫言對于《圣經》故事的不陌生與吸收。在小說的結尾，莫言這樣寫道：“這天正是禮拜日。馬洛亞牧師捧著一部《圣經》，站在落滿灰塵的講臺上，對著臺下十幾個白發蒼蒼的老太太，誦讀著《馬太福音》的有關章節：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圣靈懷了孕。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因她所懷的的孕是從圣靈來的。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中救出來。’”——這也正是《圣經》一書中《馬太福音》內描述的關于圣子耶穌基督降臨的故事。

　　再如，莫言在《蛙》的小說中所寫的姑姑從接生孩子到后來做計生工作對于所扼殺的那些沒有出生的生命的自責與反思，以捏泥人來期望能夠在自我懺悔的謝罪中，得到那些沒見過陽光的生靈的寬恕，更融合了《圣經》對于世人在救贖中虔誠的懺悔，體現出世人由罪惡到善良靈魂的轉變與安適。同時，也體現了莫言企圖通過《蛙》的小說，對于中國幾十年來計生工作所出現的不合理、不協調的種種弊端的批判，能夠引起決策者們的反思。這是人性靈光的體現。我們自然也拭目以待，這種反思能夠人性化地給予中國苦難而艱辛的鄉村百姓以澤惠和福祉。

　　不過，莫言小說語言的豐富多彩和極具張力的表述，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依照小說創作的不同文本而來的，在《檀香刑》中，他的語言表述與描寫則是充滿著戲劇化韻味的，我們隨便打開小說一看開頭就知：“那天早晨，俺公爹趙甲做夢也想不到再過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勝過一條忠于職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個女流之輩俺竟然能夠手持利刃殺了自己的公爹。俺更想不到，這半年前仿佛從天而降的公爹，竟然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俺公爹頭戴著紅纓子瓜皮小帽、穿著長袍馬褂、手念著佛珠在院子里晃來晃去時，八成似一個告老還鄉的員外郎，九成似一個子孫滿堂的老太爺。但他不是老太爺，更不是員外郎，他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劊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頭的高手，是精通歷代酷刑、并且有所發明、有所創造的專家。他在刑部當差四十年，砍下的人頭，用他自己的話說，比高密縣一年出產的西瓜還要多。”(見“鳳頭部·第一章·媚娘浪語”)——你看，在莫言的筆下，一開頭就血腥吧？瘆人吧？幽默吧？詼諧吧？“包子溫暖著俺的手，發面的味道撲進了俺的鼻孔。俺第一口吃了那顆金絲棗，蜜甜的滋味滿喉嚨。一顆紅棗下了肚，勾出了胃里的小饞蟲。俺第二口要開了包子褶，露出了胡蘿卜羊肉餡兒紅。羊肉鮮，胡蘿卜甜，蔥姜料物味道全。為人不吃賈四包，枉來世上混一遭。”(見“豹尾部·第十五章·媚娘訴說”)——你看，隨手翻來的語言就是這么俏皮有趣，猶如戲曲唱詞般地韻味兒十足！這就是莫言小說語言不斷變化的魔力，令人在閱讀中迷醉而神往，不怕你不讀他的小說。

　　莫言喜獲諾貝爾文學獎搧了顧彬的耳光

　　莫言以長篇小說《蛙》喜獲諾貝爾文學獎后，不僅引得國內文學界與中國社會各層的關注，遂也引發了全球各大媒體的高度關注。而作為曾經一度批評莫言作品沒有思想沒有意思的德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作家沃爾夫岡·顧彬，在得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的反應，其前其后的說法，則令人不乏啼笑皆非。

　　據《深圳特區報》和《新京報》兩家媒體報道，在一個周末由一家網站主辦的“諾貝爾獎下的中國文學——對話顧彬”在北京大學舉行，活動由詩人瀟瀟主持，與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以及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分別做了對話，并對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度分析。

　　我們看看他們之間的對話，便知道作為德國漢學家顧彬對于早年莫言的批評，又是多么的不稱職。

　　瀟瀟：“在莫言獲得諾獎前，我曾經請教過您對中國小說的看法，當時您說中國的長篇很有問題，但中國有些不錯的中短篇小說，那么莫言的獲獎還會令你堅持原來的看法嗎？”

　　顧彬：“老實說，我也重新思考自己的標準了，因為我發現我所有的標準好像都是從現代主義中來的，而現代文學在德國1967年就基本結束了，從那時候開始就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我的標準可能有點過時了。如果德國最有名的作家之一馬丁·瓦爾澤公開說莫言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之一，那么我應該重視他怎么說，不應該認為因為他不是漢學家，就認為他胡說八道。另外整個德國漢學界熱鬧死了，誰都高興。如果我不思考他們的觀點和態度的話，我就有問題，我應該重視它。所以我現在需要一點時間，思考思考自己過去的觀點，看看它到底是對還是錯。”

　　——在回答瀟瀟的問題時，顧彬的說法在這里說明了一點，他看待莫言文學的標準是局限于上世紀的60年代德國文學界的思維模式，是受到了其他人的影響，而不是自我的獨立思考。這說明，他作為一個漢學家來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是不稱職的，起碼對莫言小說的理解，是沒有自己思想的偽批評家。

　　瀟瀟：“莫言是您批評得最多的一個作家，也意味著他是您關注得最多的一個作家。可能您的潛意識里面會認為他會獲獎，要不然你不會關注他。”

　　顧彬：“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可能是因為誰都說他，他在美國、德國都很成功，他有代表性。在英語國家，中國當代小說家非常紅，但詩人不一定是。而在德語國家是相反的，最紅的是你們的詩人，他們的詩集賣得很快，參加他們朗誦會的人很多。也許莫言的成功對我來說是一種刺激。另外他是我的朋友，我敢批評所有的朋友，這也是我的風格，如果一個人不是朋友，我無所謂。我不想拍什么人的馬屁，今天這是我的觀點，但可能明天我就會承認自己錯了。”

　　——顧彬這老頭的說法似是而非，解釋也無法自圓其說。因為與莫言是朋友，才批評，那么批評的標準是什么？顧彬說“我不想拍什么人的馬屁，今天這是我的觀點，但可能明天我就會承認自己錯了。”個人的文學觀點，也可以反復？你自我認為昨天對莫言的批評你是對的，今天看到別人贊譽莫言，你就又動搖了自己的批評？你還有自己的文學價值與審美尺度嗎？

　　瀟瀟：“您曾經在接受德國記者采訪時說莫言的小說沒有思想，如此說來2012年的諾獎是不是就授予了一個沒有思想的作家呢？”

　　顧彬：“上周四晚上7點03分，聽到了莫言獲獎后，記者的電話就來了，不給我時間思考，所以我所有的回答還是老套，當時的回答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中國人不要忽視的一點，我的一些觀點經常是來源于中國當代的學者，也許是中國人告訴我，莫言說過作家不需要思想，莫言的小說沒有什么思想。”

　　——你看，顧彬的解釋是記者沒給他思考的空間，所以他的回答還是老套的，可能對也可能錯。但他又說“但是中國人不要忽視的一點，我的一些觀點經常是來源于中國當代的學者，也許是中國人告訴我，莫言說過作家不需要思想，莫言的小說沒有什么思想。”這里說明，他的觀點是來自于中國當代學者的，而非自己的價值判斷，所以才說莫言的小說沒什么意思。一個冠冕堂皇名譽德國與中國文學界的漢學家顧彬，此時的解釋還不夠令人啼笑皆非，還不夠滑稽之極？

　　此后不久，《新京報》又撰文《顧彬：重讀之后再評價莫言》一文中透漏：2006年，顧彬曾因被媒體放大的“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一說，而為公眾所知。日前，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他對于莫言的一通批駁又一次引發關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甚至提出質疑，認為他并沒有認真讀過莫言的作品。這個揣測是否確實，顧彬對于莫言的作品究竟有著怎樣的判斷，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他又有怎樣的認知。對于陳曉明的異議，顧彬表示自己并不知詳情，因為自己很忙，不常上網，更很少通過網絡去關注別人對自己的評價。他表示，德國之聲記者的原文他不曾見過，但是他的夫人在看后表示，很多言辭被譯得“過于激烈”。他同時表示，采訪中提及的莫言的寫作風格是上個世紀末的看法，也并不出自他個人，而是某個德國的漢學家。他認為莫言是一個認真、內心開放的人，內心開放的標準是莫言能包容自己對他的批評。但他仍然認為莫言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很多一部分是因為葛浩文的翻譯，他認為自己的閱讀經驗是，經常會仰慕譯者的名去選擇閱讀，而他所了解到的很多國外的出版社也會因為譯者的知名度而追隨他的選擇。所以，他認為“葛浩文”這樣一個商標使得莫言在英語世界獲得了空前的影響力。他同時認為葛浩文的翻譯非常巧妙，不是逐字逐句逐段，而是整體翻譯的，而這樣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規避作者的弱點，他認為中國有很多更好的作者，如果葛浩文選擇王安憶來翻譯，也許這樣的機會就給了王安憶。對于是否細致讀過莫言的作品，他有些回避，并開始解釋個體閱讀的差異。他表示自己看過《紅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但那是在二十年前，而且是以他自己的方式閱讀。他說，就是不一定全部看完，但你同樣可以有所判斷。他表示，看莫言作品，很多時候是，翻了一部分，就看不下去了。隨后，他又補充說，最近好像還看過《酒國》，只是書中女人的形象讓他很不舒服。他還表示，最近很多媒體針對他關于莫言的爭議趕來詢問，他的態度是也許自己需要一段時期沉默下來，細致閱讀后，再發評論。他甚至提及自己還有一些資料留在德國，而受聘為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的教授后，他可能會長期留居中國授課，這給他帶來一些不便，所以他覺得有必要明年之后，在他重新閱讀莫言后，再做評議。同時他認為莫言的主要問題是沒有思想。他認為“今年諾獎頒給莫言，也許是某種政治因素起了作用。”

　　——從兩篇報道來看，我們不能不感覺到，德國漢學家顧彬的行為思想是多么的滑稽、幼稚。只靠別人的說法就認為莫言的小說沒有思想，就敢大張旗鼓批評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只能說明，顧彬一直是在獵奇，在制造輿論抬高自己的身價，借此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知名作家為自己沽名釣譽。而今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他又說自己的思想停留在了某某年代，又說要重讀莫言。并且，還在自以為是地認為“今年諾獎頒給莫言，也許是某種政治因素起了作用。”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事實面前，顧彬的解釋不僅難以成立，而且也確實是自己搧了自己一個響亮的耳光。

　　《紐約時報》認為：莫言獲獎打破了歐洲作家壟斷局面。該文說，中國作家莫言獲獎是為期一周的諾貝爾頒獎的文化高點。該報評論稱，過去10年，莫言是被出版商所偏愛的三個作家之一，他的獲獎也打破了諾貝爾文學獎歐洲作家數量占優勢的局面。

　　臺灣《中國時報》認為：莫言為中國打開一扇門。該報認為，莫言得獎并沒有太大的爭議和沖擊性，國際文壇對他的認識也不是從近年才開始。事實上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長期以來對他的推崇，已經讓莫言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的高度。他說：“這次莫言的得獎，無疑是對中國崛起的無法忽視。莫言是人民的文學家，一個中國土地里長出來的人民文學家。我希望他的得獎是為中國打開一扇門，讓全世界的人從此看到的不只是政治，而是中國人內在誠懇的心靈。”

　　英國BBC媒體贊譽：莫言作品充滿歷史厚重感。該媒體稱，倫敦大學中文教授米歇爾·霍克斯說：“莫言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擁有廣泛的讀者，是諾貝爾委員會非常愿意看到的。”BBC認為，莫言更關注中國的過去，而不是當下的問題，有大量作品涉及辛亥革命和日本侵華戰爭。他在中國被推崇為最重要的當代作家之一。

　　據上海媒體報道：諾貝爾文學獎的18位評委之一、評委會前主席、瑞典學院終身院士，82歲的瑞典詩人謝爾·埃斯普馬克在莫言喜獲諾貝爾文學獎后到滬。謝爾的此次中國之行，在談到他喜歡的中國作家莫言獲獎時說：“中國文學在瑞典一直很受關注……中國媒體把我們頒發給莫言的獲獎詞翻譯成‘魔幻現實’，我不喜歡。‘魔幻現實’是一個過時的詞，容易讓讀者把莫言與拉美的魔幻現實作品聯系起來，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獲獎詞原意是指莫言的作品具有幻想、幻覺的特質，而并非魔幻。”在謝爾看來，莫言雖然受到了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及其他一些西方文學的影響，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回歸到了中國傳統的敘述方式。“莫言講故事的方式是地地道道的傳統中國方式，就像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一樣。但他同時也將這種方式與國外寫作手法相結合，形成獨特的敘事手法。”謝爾認為，莫言創造了屬于他自己的高密。“在他創造的高密縣，出現了沙漠、高山這些真實的高密所沒有的景色。里面的人也并非現實中的高密人，而是囊括了世界上各種類型的人。高密不再是一個小縣城，而是一個微縮的世界，是歷史、空間和人物的凝聚。莫言所做的，就是帶領讀者去體驗這個世界。”謝爾表示，正是莫言作品獨特的文學價值讓他獲得了本屆諾貝爾文學獎。謝爾還說，莫言獲獎后，中國文學在國際市場上會更受歡迎，這會讓更多出版商愿意翻譯中國文學作品。

　　——面對以上這些媒體與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對于莫言小說的贊譽，我真的不知道，沒有潛心研讀完一個作家的作品的顧彬，又該如何反省自己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一說呢？

　　莫言小說為人類世界創造的財富不可估量

　　莫言喜獲諾貝爾文學獎后，不僅在高密迎來了海內外100余家媒體的狂轟濫炸，諸多老友的短信祝福，國內各種文學團體的研討會、座談會也是層出不窮。而引起更大社會關注焦點的恐怕還是莫言獲獎后與經濟相關的話題了。

　　據《中國經濟周刊》10月23日發文透漏：莫言收入或達兩億，將成中國作家首富。文章同時還進行了相關方面的實際分析：如莫言的新書已經提前上市；莫言著作的影視改編權正在激烈爭奪中；有企業家聲稱，想送給莫言一套北京的別墅……這說明，獲獎后的莫言不僅是中國人、中國文化的驕傲，也是中國極為難得的優質社會資源。

　　莫言的第一筆收入是約合750萬元人民幣的諾貝爾文學獎獎金。據說，我國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國際組織頒發的科學、文化等方面的獎金可以免征個稅。有人說，這僅僅是開始，而更大的一塊收入則來自于莫言作品的版稅收入。

　　據了解，莫言被宣布獲獎后第7天，他的新作《我們的荊軻》面市。此后，莫言作品在國內唯一全版權簽約商家——北京精典博維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將與作家出版社聯手出版全套20部作品《莫言文集》。該文集包括莫言的11部長篇，《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四十一炮》、《蛙》等；兩部中篇集《白狗秋千架》、《與大師約會》；3部短篇集《歡樂》、《懷抱鮮花的女人》、《師傅越來越幽默》；以及散文、文論和劇作共20本。其中，劇作集《我們的荊軻》共收錄了莫言的三個劇本《我們的荊軻》、《霸王別姬》、《鍋爐工的妻子》；此外還收錄了不少演出劇照。《我們的荊軻》2011年夏天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反響強烈。莫言訪談錄《碎語文學》記錄了他和評論家王堯在2002年底的一次談話，較全面、完整地展示了莫言對文學、小說、創作的態度和想法。莫言演講錄《用耳朵閱讀》收錄了他自1998年至2009年在各類場合發表的演講41篇，體現了莫言對文學、人生、文化、世界的諸多看法和態度。也充分體現了作家演講的魅力。新修訂的散文集《會唱歌的墻》則收錄了莫言從1981年至2011年間的優秀散文。據了解，20卷本的《莫言文集》，準備印刷上百萬冊，整體定價大概在700元至800元。按照100萬冊，每套700元來算，《莫言文集》的定價總額就有7億元之多。按照精典博維的工作人員的說法，莫言的版稅(即稿酬，按照圖書銷售總額的一定比例獲取)屬于商業機密，“至少在10%以上，絕對是國內作家中最頂尖的。”《莫言文集》一項就能給莫言帶來7000萬元的版稅收入；此外，除《莫言文集》外，《我們的荊軻》等五本莫言新作，按照每本36元的定價、每本220萬冊的銷量計算，則能給莫言帶來近4000萬元的版稅收入。僅新書版稅一項，莫言即可獲得1.1億元的收入。除此之外，還有影視版權改編費。莫言獲獎后10幾個小時內，就有20多家電影公司向精典博維詢價。一家影視制作公司曾透露，如今國內知名作家的版權改編費在二、三十萬元，莫言至少得100萬了。精典博維的出版策劃人張軒洋則告訴媒體，莫言作品的版權改編費現在已經達到千萬元了。

　　在作家麥家看來，莫言獲獎對于中國作家群體意義非凡，“感覺就像在奧運會上許海峰拿了首塊金牌一樣。”他說，今年倫敦奧運會上大放異彩的中國奧運冠軍孫楊，家鄉省、市兩級政府對他的獎勵近500萬元。而莫言喜獲諾獎，在許多人看來，含金量絕對超過孫楊，山東省各級政府對莫言的獎勵會比孫楊的獎金高很多。

　　莫言數年前創作的一部電視劇劇本，一直沒有開拍，獲獎后第二天，已有人出價120萬元買下這部手稿。如果再加上已出版作品今年的版稅收入、海外版權收入等，莫言2012年的收入達2個億，似乎不成問題。

　　據說，莫言獲獎的當晚，精典博維陷入一片忙亂，整個營銷部門甚至總裁陳黎明本人的電話幾乎被打爆了。今年5月，精典博維才買斷了莫言在中國內地所有作品，包含新作品及延伸品的出版權。“決定簽約莫言之前，我們已經考察了好幾年，當時我們認為莫言讓人充滿想象力，當然也考慮到了獲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但是沒想到來得這么快，”精典博維營銷部副主管唐娟說，“他居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個意味著什么，就相當于經紀公司簽的電影明星獲得了奧斯卡獎。”唐娟說，莫言獲獎將會給他們公司主要帶來了兩個影響：首先是關于莫言作品版權的售價，包括電子版權和影視改編，可能會更有話語權；第二是印量上的飆升，其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的《蛙》此前市場印量大概20萬冊，獲獎之后，莫言新書起碼要印刷到50萬至100萬冊。“我們現在不需要做太多工作，出版商、影視劇公司就主動來找公司合作。”該公司總裁史翔說。

　　除了精典博維外，擁有莫言相對完整作品版權的上海文藝出版社無疑也是“莫言概念”的受惠者之一。該社稱，近期出版的莫言全套文集在獲獎后三天內，訂單達10萬套，按每套標價600多元，總價超過6000萬元，訂單還在不斷增加。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曹元勇表示：“這兩天，原有的11本長篇小說系列也在加印。”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薛勝文表示，莫言對文化產業的商業價值和經濟效應主要體現在：首先，莫言的書籍銷量在國內外將出現井噴式增長，出版社能夠獲得豐厚利潤；其次，將有更多的莫言小說改編成為影視作品，票房和收視率成績預計非常可觀。為防止黃牛趁機炒高價格破壞市場，有的書店甚至推出憑身份證實名制購書，人均限購兩本，并需提前10天排隊預約登記。除了實體書店，國內多個圖書網上商城，莫言的多數作品均顯示售罄。當當網的銷售數據顯示，自莫言成為諾碑文文學獎得主熱門人選后，其代表作品《檀香刑》、《紅高粱家族》等日銷量增長早超過以往20倍，每天銷量超過萬冊，大多數書籍已經處于缺貨階段。

　　精典博維工作人員日前還透露，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后，已有20余家公司洽談影視版權開發；10余家大型電信、網絡運營商前來接洽購買莫言作品電子版權。業內人士表示，莫言的小說是一座影視題材富礦，故事性比較強，相比其他作家的作品，他的小說改編成為賣座的電影、電視劇，比較具有可行性。

　　莫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說：“《豐乳肥臀》、《生死疲勞》、《檀香刑》都可以拍成大氣磅礴的大片，但是，至今沒有導演發現這些小說里隱藏的巨大戲劇沖突。”莫言表示，雖然有多家影視公司談過改編的事情，但全部沒有下文。莫言自稱，他對編劇工作不自信，但如果哪天能把上述3部作品搬上銀幕，他愿意擔任編劇。

　　據某網站所做的網友調查中，多達26%的網友期待《豐乳肥臀》能被改編成電影作品。《蛙》這部莫言的長篇小說，成為第二期待改編作品，得到15%的網友歡迎。另外，《生死疲勞》、《檀香刑》也獲得不少網友的期待。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已經一個多月，但是圍繞著莫言及其作品的熱評、熱議、熱賣，依然是高燒未退。在學界專家的解讀中，莫言的文學世界也逐漸清晰、鮮活起來。同時，熱度早已蔓延到作品之外的出版、旅游、文化產業、股市上市公司、注冊商標……可以說，這些行業只要能沾上邊的，都在趕這股“莫言熱”。

　　由此，也讓我們看到，莫言喜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不僅僅是莫言個人經濟與榮譽的收獲是空前的，他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也是超越時空跨越的。他的小說就彷佛挖掘不盡的“夢幻工廠”一樣，既曠日持久，又充滿著滾滾不盡的資源與財富。那么，這個極具價值的“夢幻工廠”到底會為中國，為整個人類世界創造的精神、經濟兩方面的財富有多少？我想，真的是不可估量的。首先，莫言的老家高密市是當仁不讓的受益者——據說，高密市目前已經開始借力莫言文學品牌 ，深挖紅高粱資源，并傾力打造當地民俗民藝旅游勝地，這種文化旅游產業的形成，為莫言的故鄉所帶來的社會價值，經濟價值，精神價值，無疑是是曠日持久的；其次是國內國外的出版業、簽約代理商、翻譯界所推動的世界性的社會與經濟財富也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說，地球只要存在一天，人們只要讀小說，海內外的出版社就要出版莫言的作品，畢竟，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們，在世界文學的某些方面是有自己獨特的東西存在的，不是空穴來風的。那么由此推斷，莫言對于社會的價值就是源源不斷的，曠日持久的；再是影視業的改編也會創造不可估量的社會經濟效益，甚至還會如《紅高粱》一樣地大紅大紫，乃至更火，并不斷地推出一位位的世界級的國際大導演“張藝謀”、國際影星“鞏俐”、“姜文”等等……但無論哪行哪業借助莫言的小說“夢幻工廠”所產生的社會價值與財富利益都是千絲萬縷的。毫無疑問，莫言的喜獲諾貝爾文學獎，必然間接地推動和解決了世界上一些人的就業、生存問題，這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實際的。畢竟，人類的生存，離不開吃飯，而莫言則恰恰有意識與無意識之間，靠著他暢銷的小說改變了自我生存環境的同時，也讓世界更多人解決了吃飯的問題。他的小說，讓各行各業受到了益處，他的社會貢獻甚至可以說，絕不亞于社會上的任何一家大的企業與財團。所以我說，莫言小說為人類世界創造的財富是不可估量。他為人類的貢獻也是不可估量的。

　　我曾批評過莫言但也贊譽過莫言

　　與眾多喜歡和熱愛過莫言的讀者一樣，我也批評過莫言。那是1999年6月的一天，是周末休閑的日子，我走進了當地的一家新華書店，并看到了莫言剛剛出版的一本散文集，于是我翻閱起來，其中在莫言的前言中，有關于莫言對于散文“虛構”的一說。后來，針對莫言關于散文的“虛構”一詞，我專門寫了一篇批評莫言的文章《莫言，請你悠著點兒》，并刊載于1999年6月15日的《濰坊晚報》文化版，后來，還收入了2005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個人散文隨筆集《歲月消磨的記錄》一書。內容如下：

　　十余年前，讀莫言的《紅高粱家族》長篇小說，間或觀看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電影，人們無不感到莫言就如一座噴發的火山，咄咄逼人，既攪動得文學界霧氣蒸騰，又使人沉湎在他的故事中難以自拔。于是，莫言的《紅高粱》就像當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一樣，在中國大地盡人皆知。也讓他的故土高密東北鄉盡人皆知。莫言對中國文學的貢獻可謂功不可沒。

　　此后，莫言沉默了一段時間，又向讀者推出了氣勢恢宏的《豐乳肥臀》，此作的推出無疑像一顆定時炸彈一樣，再度震撼了中國文壇，還獲得了《大家》創刊后的首屆文學大獎，喜得了《紅高粱家族》也難比擬的10萬元大獎。雖說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在文藝界產生了褒貶不一的種種說法，但莫言就是莫言。是文壇任何人也無法取代的莫言。莫言之所以被文壇看重，并成為焦點人物，最根本的還在于他反傳統的獨特藝術視角和野狂的創作風格，使他奠定了自己在文學界的深遠影響和地位。

　　199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爾摩發表的獲獎答辭中，曾贊揚中國作家莫言對小說形式的貢獻。國內一位評論家也稱贊莫言“有資格進入中國當代偉大作家的行列，也足以和20世紀世界文學大師們比肩。”這都足以證明了莫言在文學領域的開拓性。

　　當然，莫言沒有固守在原有的風格上停滯不前。轉業到地方工作之后，莫言經過再次的調整心態，他一改往日反傳統的風格，而推出了現實主義作品《紅樹林》的長篇。盡管《紅樹林》的出版，經歷了文壇和新聞界的熱炒，然而，《紅樹林》的發行和產生的影響卻遠遠不及《紅高粱家族》與《豐乳肥臀》那么令讀者看重。盡管如此，鄙人認為，莫言仍然還是位不同尋常的作家——于探索和變化中求新，并善于打破自己固有的創作模式，走出自我，這又恰恰是莫言的個性所決定的。從《紅樹林》的出版，讀者可以看出莫言早已認識到了這點，而且也確實在改變和調整著自己的創作心態和思路。無論這種新的嘗試與改變能否使莫言真正地沖出自我，相信文學界自有公論。不過，莫言的的確確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而且，這錯誤發生在莫言身上，也自然是喜愛莫言的讀者所始料不及的。更是不愿看到的。

　　莫言散文集的出版，本是一件好事，讀者不僅可以通過莫言的散文集，全面、真實地了解他的生活狀況及多年的創作經歷，同時也可以更好地認識莫言。然而，莫言對其散文創作觀點的論述，卻又實實在在引起了文學界的不滿和喜歡莫言的讀者的傷心。鄙人也和讀者一樣，不知莫言是出于什么目的！

　　記得，作家王安憶在闡述小說創作時，曾經把小說歸類為個人感情的產物。

　　這種歸類非常貼切，也非常真實。恐怕沒有一位讀者和作家不認同她的這一觀點的。如果當年的《紅高粱家族》沒有莫言個人感情的投入，那么故事再真實，再有可讀性，而缺乏藝術生命的話，作品怕就難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那么同樣，散文無論作為記事、敘事、抒情的文本，如果離開感情的投入，離開“真實”，她還能稱其為散文嗎？

　　散文，可以不受條條框框的束縛，更不該有絕對的規定模式。模式規定太死，散文就難有發展。但創新也畢竟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而非莫言闡述的觀點，即：散文也可以同小說一樣進行虛構。讀到莫言對散文創作的論述，鄙人首先感到的是震驚！莫言如何形成的這種觀點？莫言肯定有自己的想法，甚或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但讀者未必就茍同。如果說，散文可以同小說一樣進行加工和虛構，那么，小說就必然失去了她存在的藝術價值。同樣，虛構的散文如果可以當小說來讀，讀者不僅要問莫言，你帶給讀者的真實感情到底有多少？如果散文集可以視為小說集來讀，那么你莫言就不該把其當作散文集，視為小說集，不提“散文”二字，讀者肯定不會認為你莫言投入的是“虛偽”的感情。相反，大家一定還會還原你一個真實的莫言的。可是，你莫言如今欺騙了讀者，讀者自然不會買你的賬。

　　由此可見，一個優秀的散文作者，無論你想表現什么主題：歷史的，當代的……只要生活的體驗能夠讓你沖動，并促使你在沖動的過程中，以真情實感記錄下你個人對生活及人生的感悟，竭力從思想的高度去認識和把握自己的作品，那么你所創作的散文，必然就會討得讀者的認可——畢竟，“真實”才是散文的靈魂！

　　莫言，請你還是悠著點兒！ 

　　1999年6月13日于武彧堂

　　此后的2001年3月，濰坊呂劇團應中紀委之邀，進京在全國政協禮堂作匯報演出大型呂劇《李二嫂后傳》和高密籍劇作家牟家明創作的反腐大戲《碧水長流》，我作為隨團記者前往北京采訪。3月1日第一天晚上演出的是《李二嫂后傳》，當晚，莫言應邀前往看戲，演出結束，還與駐軍首長一起接見了故鄉的演員。這也是我第一次認識了莫言，并讓同行的攝影記者田源專門抓拍了莫言當晚看戲現場的照片，回來后，我便寫了一篇特寫類贊譽莫言的文章《看戲的莫言》，并配圖刊載于2001年3月9日《濰坊晚報》文娛版。此后，這篇文章在年底參加全國晚報文化新聞獎評獎時，還沾了莫言這個名家之光，獲得了中國晚報2001年年度文化好新聞三等獎。內容如下：

　　3月1日當晚，離《李二嫂后傳》大型現代呂劇在京全國政協禮堂演出還有半個小時，我便透過大廳內的燈光，突然發現了在專家席位上的莫言，他正與身旁的一位將軍竊竊私語著。莫言的裝束與周圍人相比，顯得非常特別，總讓我覺得他那骨子里永遠也丟棄不了的農民本色。一身類似于粗布的深藍色對襟褂子和寬寬松松的深藍色褲子，就這么自然舒服地穿在莫言的身上，仿佛一位剛剛從寺院或是廟堂步入“塵世”的仗義俠客，寬寬的額頭，炯炯的目光，雖顯得大智若愚，但粗獷的外表，仍不時傳遞出極深的“悟道”與非凡的氣度。于是，意外的重逢，便使我毫不猶豫地走近了莫言——走近了我當年這位軍中的老戰友。

　　與其他人相比，與其他作家相比，莫言的確總是有著與他人的不同之處。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能夠在瑞典皇家學院世界級的大獎發言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國作家莫言對世界文學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我想這恐怕是大江健三郎不僅僅因為拜讀而喜愛莫言的作品，更重要的還在于他通過讀莫言的作品而從中“嗅”到了莫言為文與為人的個性色彩。

　　比如，1984年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的莫言，有一次，系里曾組織學員對當時國內幾位頗有知名度的當代作家的作品進行大談特談“真知灼見”，并品頭論足。然而，躲在最后一角旮旯里的莫言卻不吭不響，更不湊那份“熱鬧兒”。于是，指導老師頓覺莫名其妙，上前問莫言為何不談自己的看法，結果莫言卻不屑一顧地說：“這樣的小說，我也會寫！”不久，莫言就告別了“管謨業”(莫言的原名)，而捧出了被評論界看好的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這個中篇不僅一炮打響，卻也奠定了莫言從事文學創作，并走向輝煌的基礎。此后，從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畢業約一年，莫言又以驚人的毅力和速度推出了描寫高密東北鄉人抗日戰爭題材的27萬余字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發行)。比如在這部長篇小說的“跋”中，他簡短的陳述又一次展示出了他那獨有的個性色彩：“……怎樣寫好長篇呢？想了半天忽然覺得也不必談虎色變，無非是多用些時間，多設置些人物，多編造些真實的謊話罷了。對待長篇小說應像對待某種狗一樣，寧被它咬死，不被它嚇死……”

　　再比如，前些年創刊之初便載譽文壇的《大家》雜志推出了莫言43萬字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這個令莫言喜獲首屆“紅河文學獎”大獎和獲取了10萬元獎金的長篇作品，不僅讓海內外文學界人士瞠目結舌，而且卻也讓更多人有了“談虎色變”之感。這，就是莫言——一個以小說來抒發心中苦與樂的莫言。一個以表現高密東北鄉人生存為己任的莫言。一個充滿著極端個性色彩而又值得濰坊人驕傲的莫言。

　　兩個多小時演出的《李二嫂后傳》謝幕了。我們這位重量級的作家帶著還沒有散盡的劇情中的余韻，雙目濕潤望見了執導《李二嫂后傳》的導演楊鴻德先生，于是，急忙上前與其擁抱，并感慨地說：“謝謝您楊導，前些年您讓我們看到了京劇《盼兒記》，今天又給我們帶來了《李二嫂后傳》！”隨團的市領導觀此情景，便力邀莫言與將軍和專家們上臺接見劇組的演員，但莫言卻猶豫了，并再三推辭著。也許他認為上臺接見演員，的確是領導與專家們的事情，而與自己是沒多大干系的。不過，在市領導的熱情相邀下，莫言終于還是與將軍及專家走上舞臺接見了劇組的每位演員。只是，事后當我提起時，諸多的劇組人員并不曉得那位寬額大臉，穿著對襟褂，才45歲就顯得有些“老氣橫秋”，騎著自行車來回看戲的人，竟是我們濰坊老鄉——大作家莫言！

　　2001年3月6日于夢橋居

　　我把以上曾經寫過的批評莫言的《莫言，請你悠著點兒》和贊譽莫言的《看戲的莫言》的兩篇小文，融入我的這篇評論中，一起獻給當下已經獲得了諾貝爾文學大獎和走入世界文學大師序列的莫言，以作為彼此人生友情的紀念和文學人生的記憶。

　　我為莫言造像水墨國畫讓他穿唐裝

　　到瑞典參加領獎之前，媒體曾經透漏，莫言到斯德哥爾摩領獎將穿燕尾服，而且還在學交誼舞，并攜帶妻子、女兒一起參加。當時一經媒體公布，立時間便在網絡引來軒然大波。據說，那時莫言也在高密東北鄉正為穿什么而大傷透腦筋。但按照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的傳統，男士是應該穿燕尾服或本民族服裝的。所以，隨和的莫言就打算入鄉隨俗，覺得既然是去西方國家領獎，那就穿著最正統的燕尾服去領獎。于是，莫言就在家準備燕尾服的同時，也在學起了跳交誼舞。因為在他看來，典禮上少不了要舉行舞會，莫言擔心領獎時被人邀請入舞池而不會跳舞，是有失體面的，畢竟他這次是代表中國作家去的。

　　此消息通過媒體發布后，很多讀者與網友卻不答應了。一大批讀者的觀點是：莫言要代表中國作家，但中國作家平時從來不穿燕尾服，想象他穿著燕尾服跳舞，很快就會淹沒在眾多燕尾服里，毫無新意。讀者同時認為，莫言到老外那邊領獎就應該穿民族服裝，比如唐裝、長衫、中山裝，乃至漢服，才能體現出中華民族的風格和氣度。

　　說實話，作為老友，我當時也特別期待著莫言能夠穿著民族服裝的唐裝或者漢服前去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這不僅僅代表的是中國風格，也更代表著中國人的個性。多么氣派啊！何況諾貝爾文學獎也有關于穿著本民族服裝的這一規定呢。

　　結果卻是，莫言在瑞典參加頒獎的所有活動中，除了領獎時穿的是燕尾服之外，像答記者問等重要活動場所，他基本著裝的都是大方得體的中山裝與西服(而唯獨沒有穿唐裝)，既顯示了中國服裝中山裝的莊重大方，也展現了他穿著西裝的個性色彩與灑脫自如，并沒有失卻一位中國作家的尊嚴與風格。

　　我記得2011年夏末，莫言曾應邀在故鄉濰坊作了一場關于個人文學創作的報告會。會上，他曾經坦誠地打趣道：“無論我走到哪里，我想濰坊的父老鄉親都是最知道莫言是個什么樣的人的……”莫言的本真與樸實，給參加莫言文學創作報告會的濰坊作者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所以當時我也期待著瑞典頒獎的那一刻，莫言若真是穿著樸實而個性的本民族服裝前去參加諾貝爾文學獎的盛大頒獎，同時在現場再用特有的左腕潑墨、狂舞代表中國藝術的書法，送給與莫言見面的那些外國的大文豪們作以紀念，那么，我相信，諾貝爾文學頒獎的歷史長河中，必然又讓莫言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會如激情奔放的紅高粱一樣，占據著很有歷史分量的一頁。這一頁自然就是高密的莫言，濰坊的莫言，山東的莫言，中國的莫言，留下的。盛景空前，一如他的文學創作個性獨運。結果，我的這個期待實現了——在瑞典，莫言專門抽出了自己一定的寶貴時間，不僅與瑞典當地的中學生進行了文學的互動，而且還瀟灑自如地握著手中的毛筆，教起了瑞典的中學生如何學習書寫中文的漢字書法。

　　記得10多年前，我第一次接觸看戲的莫言時，他就是穿著藍色對襟褂子出現在全國政協禮堂的，那時的他盡管才45歲，但身著藍色樸實的對襟褂子的莫言，讓我無形地感覺到，他不僅文學是別具一格的，而且穿著也同樣別具豐采，張揚了自我獨有的個性與灑脫。今天，莫言已經喜獲了世界影響深遠的諾貝爾文學大獎，圓了中國作家的百年之夢，作為老朋友，我心里自然也同老友莫言一樣激動和快慰。而且，這種由衷的喜悅似乎一點也亞于莫言自己。在這種由衷的快慰與喜悅之余，我想我確實是應該為莫言的獲獎作一份祝賀的。哪怕是為彼此人生的記憶留點兒美好的紀念也好。于是，在行將完成這篇《莫言，一路風景走向諾貝爾》一文的同時，我的大腦便也立時涌進了高粱激情如火的畫面，并在這火辣辣的意象畫面里，我便愉快地拿起了手中的畫筆，以穿著唐裝的莫言為背景，畫了一幅紅高粱為題材的水墨畫——《高粱紅了·莫言水墨造像》，同時題詩：“高密東北管謨業，熱血青春軍旅情。文壇驕子傲骨在，激情高粱舞勁風。豐乳肥臀引爭議，喜憂參半亦人生。生死疲勞檀香刑，蛙聲一片舉世驚。我寫老友水墨潤，留給后人賞永恒。”以紀念和祝賀老友莫言2012年的喜獲諾貝爾文學獎。                 

2012年11月2日—2013年1月6日于夢橋居

　　(此文全文刊載于2012年6期《風箏都》“濰坊作家寫莫言專輯”和臧克家詩歌研究會《故土》10輯；2013年，解放軍《后勤文藝》雙月刊2期、3期全文連載)

　　孟慶龍，1963年生，江蘇邳州人。小說家、文藝評論家、文人畫家。在濟南軍區工作14年。某日報編輯、記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會員、中國藝術文化普及促進會會員、中國國際文藝家協會會員、臧克家詩歌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當代藝術協會終身名譽主席和中國作家網專欄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說選集《干姐》、長篇小說《感覺》、《赤色煉獄》(上、下部)和散文隨筆集《歲月消磨的記錄》(上、下冊)等300余萬字。曾獲《中華文學選刊》獎、《散文選刊》獎、中國散文學會獎、軍旅文學獎等軍內外各種文學獎30余次。作品及傳略先后入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辭典》、《中國散文家大辭典》等書。國畫作品曾應邀參加全國“2011學術迎春展”(同時入編畫集)、“全國作家書畫邀請展”(獲此次展覽最高獎——“文心墨語”榮譽獎。同時入編大型書畫集)、“中國藝術文化普及促進會會員國畫展”及受邀入編安徽省美協出版的“2012·當代書畫名家精品臺歷”等各種展覽及入編畫集。并出版、發表小說插圖、國畫作品100余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