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中的人性風景——讀長篇小說《黃雀記》(韓晗)

　　只要讀到香椿樹街，毫無疑問與蘇童有關。這部《黃雀記》(刊載于《收獲》2013年第3期)是蘇童筆下最出彩的香椿樹街，讀來令人手不釋卷。在這個看似繁復但卻充滿著世俗氣息的故事里，蘇童用他慣用的筆法，為讀者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識卻又宛若夢境的浮世畫卷。

　　《黃雀記》采用了寫實的手法，講述了保潤、柳生與仙女各自的不同命運。對于蘇童的其他小說而言，這種寫實似乎很常見，少年的殘酷青春、市井婦女的小聰明、街坊鄰居的眾生百態，構成了香椿樹街日常生態的全部。

　　但與先前的“香椿樹街系列”以及“楓楊樹系列”相比，《黃雀記》又自有其高明之處。它在精神表達上賡續了作者先前的“女性小說系列”，顯示出了其頗具深意的性別隱喻；在敘事上獨辟蹊徑，符號化的地標體現了作者筆下的荒誕世界；同時，它在歷史內涵上豐富而又深入，彰顯了作者對于生命、社會與時代的人文觀照。種種疊加，凝練出作者敏銳而又犀利的寫作視角：通過對世俗中人性風景的描摹、刻畫，來試圖勾勒出一個正在變化著的時代背景。

　　這部小說體現出了性別隱喻。《黃雀記》里只有一個女主人公：仙女。作為一個老花匠的養孫女，她的身體與社會地位的變化實際上決定了這部小說的情節脈絡甚至所有人物的命運。

　　從她因幼時漂亮而被人關注，到十五歲時被柳生強奸，再到改名換姓、淪落歡場成為“精神病富豪”鄭老板的情人“白小姐”，以及淪為被臺商拋棄的二奶，最終在蕩漾油污的河溝里滌蕩自己已經懷孕的軀體——其實這也反映了人類因罪而“受洗”的潛意識。

　　仙女雖然看似身世不幸且言行乖戾，但小說中男人的形象又有幾人是正常的呢？懦弱的保潤、狡詐的柳生、貪圖小利的喬院長、假仁假義的臺商龐先生，以及丟失魂靈、瘋瘋癲癲的保潤祖父。事實上，整部小說中男人的角色都是扭曲、變形、不正常的，而且，他們還構成了社會的男權主導——保潤粗暴地捆住仙女、柳生霸占了仙女的初夜、鄭老板扭曲了仙女的性格、龐先生干擾了仙女的命運軌跡。

　　但仙女的變化同時也決定了《黃雀記》中所有男人的命運，比如保潤坐牢、柳生被保潤殺死。小說的大結局是男人們的死于非命與仙女遺腹子的降生。這樣的故事，在中國的市井社會里時常上演，但作者卻以寫實的筆觸揭露了一個潛在的性別隱喻：男權未必是這個社會里的絕對主導。這可以視為蘇童先前“女性小說系列”精神表達的延續。

　　《黃雀記》在敘事上獨辟蹊徑。整部小說由三章組成，以“保潤的春天”、“柳生的秋天”與“白小姐的夏天”為分章的標題。但三章卻擁有一個共同的地標，即收治精神病患者的井亭醫院及矗立在醫院里的水塔，這是整部小說邏輯性的地理坐標，并與仙女天衣無縫地構成了整部小說情節高潮的人物與地點——她的成長、她的失貞、她與柳生的再度相遇以及她一度落魄無家的落腳點等，都選擇在精神病院內，這仿佛向讀者展示出了極大的荒誕。

　　井亭醫院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地理坐標，貫穿了《黃雀記》的三章，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荒誕符號：瘋子與正常人之間沒有界限。精神病院里有青春時光里的成長、放浪與殘酷，也有成人社會里的欺騙、背叛與賄賂。這是一個展現眾生相的舞臺，當瘋癲的荒誕一旦被常態化之后，這部小說所書寫的其他巧合、偶然似乎都夠不上荒誕了，作者恰是力圖以這種力透紙背的荒誕，來揭示世俗中不同人性最隱蔽的一面。

　　如果說性別隱喻與荒誕敘事是《黃雀記》的兩個核心的話，那么其歷史內涵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看點。這部小說從“朱明瑛、鄧麗君”流行的上世紀80年代開篇，終了于河水里蕩漾著“工業油污”的當下，雖然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香椿樹街一地，但仍可以管窺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整個大時代。

　　“香椿樹街”是一條在中國南方許多城市都能找到的普通街道，它因在蘇童筆下而成其精神故鄉，猶如莫言筆下的高密高粱地與魯迅的未莊。香椿樹街所發生的一切，實際上都是當代中國世俗社會內在結構與話語政治的微觀縮影。不同階層之間的碰撞，總能造就出屬于當代中國的獨特故事，而《黃雀記》就由這樣的故事組成。只不過蘇童用別具一格的文學修辭，放大了不同故事的情節，使其成為了一部精彩的文學文本。

　　評論家吳義勤曾評述蘇童的小說有三大特色，一是“對祖宗的詛咒和發泄”，二是“對生命原始魄力的挖掘”，三是“對男女兩性關系的探索”。《黃雀記》實際上繼承但同時也超越了上述這三大特色，使其成為了蘇童諸多小說中較有代表性與生命力的作品。在小說的結尾，丟失了魂靈的保潤祖父與仙女在逃命中生下的孩子最終巧合般地相遇，這既是作家對整個世俗世界的反諷，也是對新生命力量的禮贊，反映出了蘇童對于特定時代與轉型期社會的人文關懷，其筆下世俗中的人性風景恰是由這樣的巧合與荒誕而徐徐展現。

　　(作者為武漢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