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話劇《格桑花》是盛情難卻還是職責使然(梁秉堃)

　　大約是在2011年的冬日，全總文工團話劇團邀我寫一個劇本，并且明確提出是寫修建青藏鐵路題材的。由于我曾經幾次去過青藏高原體驗生活，對那 里的情況(特別是修建公路的過程)還算是有所了解，有所感受。盛情難卻，也就答應下來。在為時一年多的寫作過程中，一邊收集有關資料，一邊聆聽親歷者介 紹，一邊翻閱老筆記本，我依然被那些英雄們的高尚行為吸引了，感染了，打動了。成千上萬人的修建隊伍，多數人要“拋家”，有的人還要“舍命”，為了圓漢、 藏兩個民族修建一條“天路”的偉大夢想，獻出了青春獻終身，獻出了終身獻子孫，貢獻出自己的一切而在所不辭。當年，在“到了西大灘，氣短腿發軟；過了五道 梁，哭爹又喊娘；六月雪，七月風，一年四季分不清”的惡劣條件下，大家心里只有一個念頭：“拼上命修好路，把光明帶到西藏去。”有多少干部、戰士已經長眠 在風雪高原上，而沒有留下墓地，沒有留下碑文，以至沒有留下姓名。當時，就連最高指揮者“老政委”，也在使用的鐵鎬把子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加上“之 墓”兩個字，以表示最大的犧牲決心。甚至，他們說出這樣豪邁的話來：“青藏建設機會難得，你不來就要后悔一輩子。”……我似乎就是在這些英雄們事跡的不斷 推動下，心潮澎湃地寫完了劇本的最后一個字。真的，我越來越覺得不寫出他們那驚天動地的事跡來，就對不起他們，就是一個戲劇工作者的失職。

　　今天我們把青藏高原各族人民修建“天路”的尋夢、追夢和圓夢的過程，編演成話劇《格桑花》奉獻給觀眾，就是要讓中國夢進文藝、進劇場、進大家的頭腦，為深化中國夢的宣傳教育、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提供有力支撐。

　　這里引述中鐵建集團員工李澤文、趙鑫等人看戲以后說出的幾段話，或許是有代表性的。

　　“一開始看到《格桑花》的字眼，由此想到了永遠披著神秘面紗的西藏，并沒有想它會表達什么更深的含義，于是在有意無意間欣賞著劇情。然而隨著情 節的不斷深入，心里也開始起著變化，我被里面那些高尚的人所感動。他們不是為了什么回報，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遇到再大的難題，很難實現，也會盡全 力想辦法。再想想現實中的我們，放不下許多喧囂的羈絆，每天在無病呻吟，為了房子、工作、地位等心力憔悴，當我看到他們時，再想想自己……我們在無盡追求 物質欲望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在遙遠的天邊還有這樣一群人，他們遠離自己的故鄉、親人，生命時刻都處在危險之中，但他們無怨無悔。我做不到他們這樣，但我 的心時刻被他們感動。現在的我們，人情冷漠、麻木，人人時刻都在保護著自己，心靈上缺少太多的彈性，但愿我們在看到他們以后有些許的改變”。

　　“該劇始終把焦點對準當代人真實的內心，貼近時代、貼近現實，大膽剖析他們情感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諸多矛盾，深刻揭示他們真實的生存狀態、真實的內心困惑、真實的精神訴求，在平凡中領略崇高的力量，像開在高原上的那些格桑花，搖曳著，在我們每個人的心底”。

　　“時代話題是該劇的視點。《格桑花》關注的是人的精神與信仰、崇高與高尚的時代話題。到底還信不信有真愛？要不要追求崇高？在消費主義盛行的年 代，這樣嚴肅的話題看似有些另類、不合時宜，許多人可能會不屑一顧，但靜心細想，它卻是每個人幾乎每天都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也是當今時代客觀存在又不可 回避的話題。該劇直指人物的內心，追求內在的情感真實，營造出一種主客觀相互印證的真實氛圍。這部話劇給我們帶來的不單是審美，更多的是震撼，從而讓一些 人們有意無意遺忘的崇高在心中復活”。

　　我讀了觀后感言，首先是十分感動，其次是深受教育。文藝界乃至社會上，有一種看法，認為“主旋律”作品是不受歡迎的，是沒有人看的。觀眾的這些 觀后感證明，這種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確的。如果把“主旋律”作品寫成“說教式”的教科書，那自然要失敗。但是如果按照藝術規律，把“主旋律”作品寫的有思 想、有感情、有人生醒悟，那肯定是會受歡迎的。

　　近些年來，文藝創作在“金錢拜物教”的影響下，“主旋律”作品受到了冷落，甚至是排斥，愿意寫的人越來越少，愿意演的人也越來越少。一些“弘揚 核心價值觀”和“提高道德水準”的作品，成了“需要政府扶持的作品”，曲高和寡。而某些搞笑、作秀、現怪、虛假、低俗、胡鬧的作品卻招搖于市。為此，推動 文化發展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真有些難。然而，“作品要有市場，作家不能當商人”。文藝作品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純商品，它主要的功能在 于提高和凈化受眾的靈魂，引導人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斷前行。這是一個自古以來不可更改的藝術法則。

　　曹禺老師的話不能忘記：“一部好戲絕不是追求現場的熱鬧，而是讓觀眾離開劇場以后去思索，思索未來、人生和人類”！(梁秉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