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一旦成名，批評就少了”(鄭依菁)

　　■ “創作與評論如何良性互動”交流會在滬舉行

　　對于批評家和作家時不時產生摩擦，大多數與會者認為，摩擦是正常的，“良性互動”之說反而過于理想……

葉辛 　

“老一輩的批評家，不僅有對文學的真誠、對作品和作家的真誠態度，其自身也擁有讓人崇拜和敬佩的人格力量。”

趙麗宏 　

“我覺得評論最怕四平八穩，看著又好像說好又好像說不好，最后也不知道說什么。其實作家不怕尖銳的批評。”

吳俊 　

“上海這個地方有特點，那就是很多年來，要找出上海批評家中，在上海媒體上批評上海作家，那是很少(難)的……”

　劉慈欣 　

“如果說評論的東西都是讀者不看的東西，而讀者90%的讀的東西，評論界都不來評論，最后我們的文學評論就變成一種自娛自樂的游戲了。” 　

　本版圖片 吳軼君 圖

　　今年4月，文學雜志《收獲》執行主編程永新曾發布一條微博，宣布“再也不讀《文學報》了”，原因是該報“新批評”專刊上發表了一篇評論家李建軍批評莫言的文章，在程永新看來是“已越過文學批評的底線，純意識形態的思維，‘文革’式的刻薄語言”。對此，《文學報》主編陳歆耕曾回應，“新批評”只是提供一個平臺，只要是善意的、能夠自圓其說的文章，他們都表示歡迎。這起小小的風波令文學批評的話題一度引發關注。文學批評應該如何進行？批評家與作家的關系究竟應該何為？

　　昨日，一場由《文學報》主辦的名為“創作與評論如何良性互動”的作家、評論家對話交流會在上海舉行，作家葉辛、劉慈欣和諸多評論家出席，程永新也通過電話表達了他對文學批評的看法。

　　國內文學批評名聲不佳

　　國內的文學批評似乎一直背負著惡名。一方面，但凡褒揚作品的批評總被斥為“紅包批評”，另一方面，指摘作品不足的批評又往往被視為作者借機出名。而比惡名更令人悲傷的是，大多數文學批評無人問津，成為一片比小眾文學更加小眾的文學園地。

　　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葉辛認為，文學批評的“黑歷史”或許能解釋部分原因。過去的文學批評經常和政治掛鉤，使文學批評變成了“棍子”。“我記得我們青年時代，所有的人拿起報紙來，一看到批評文章，想到的不是這個批評文章，也不是作品，是想到這個作家要出事情了。”因此到新時期以后，一大批優秀的青年作家涌現以后，批評家發出的聲音都是歡呼的、贊揚的，“即使是指出不足之處，也是私底下跟你講一講的。到了后來，批評的名聲就逐漸臭了。”

　　然而，優秀的批評家太少了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導致了國內文學批評的弱勢。《收獲》雜志執行主編程永新認為，當代的部分批評家缺乏像上一輩人對文學的真誠。“老一輩的批評家，復旦大學的賈植芳、章培恒，華師大的錢谷融不僅有對文學的真誠、對作品和作家的真誠態度，其自身也擁有讓人崇拜和敬佩的人格力量。當代的批評家程德培，為了寫一兩萬字的評論文章，把作家全部作品拿過來通讀，像這樣勤勤懇懇做學問的批評家太少了。”程永新認為，批評家首先要真正愛文學，這是批評的前提，這意味著他是愛護當代文學和作家的。其次是他是否懂文學。“有時候，批評家要比作家站在更高更遠的地方，不僅要熟悉和了解作家，還要有對藝術的敏感和領悟力，要有文學理論的功底，這樣才能做好批評。不是作家和讀者不歡迎批評，而是在復雜的文化生態環境中，存在一些依靠踐踏別人來揚名的批評家和缺乏審美趣味的外行批評家，值得警惕。”

　　對于批評家和作家時而產生摩擦，大多數人認為，摩擦是正常的，“良性互動”之說反而過于理想。作家、評論家李炳銀則認為，批評和創作永遠不應該平衡。“事情總是在矛盾當中發展，只有在不平衡的過程當中才能找到新的平衡點。只要批評家和作家都堅持了真正的理想，都接觸到了最美好的境地，而不是在低層次上相互運行就可以了。”

　　國內批評體制的不完善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吳俊如此評論上海的文學批評：“上海這個地方有特點，那就是很多年來，要找出上海批評家中，在上海媒體上批評上海作家，那是很少(難)的。從這個歷史現象可以看出，一個是上海的作家很強大，一般來說別人找不出他的缺點；另外一個上海的批評家很尊重上海作家，覺得不好意思說；還有一種(原因)就是上海的媒體覺得不能說。”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肖鷹認為，國內批評現狀不佳必須考慮到整個文化體制市場經濟化的背景。“在市場經濟化的大背景下，文學創作也變成了普遍性的商業化生產。在這個情況之下你對別人的作品挑刺，那是要砸人家的飯碗。不僅作家本人受到犀利批評后名譽受損害，作品銷量會下降，還有他背后的雜志、出版社以及背后支持的財團等都要跟你拼命。”

　　批評不僅僅是為作家負責，更重要的是為讀者負責。“我們每年有4000多部長篇小說誕生，讀者怎么有能力去選擇4000多部作品，批評家就需要用靶標精準的作品告訴他們，什么樣的作品是我們應該推崇的，哪一部的作品應該是你們應該讀的。在這里就要建立一個面向市場化的靶標精準的文學批評。”國外的文學批評為何如此有信譽？《紐約時報》發一個書評就可以決定這本書的銷量。肖鷹認為，“因為國外的批評家是專欄作家制，他們是對媒體負責，媒體負責的背后是對讀者負責。批評家拿了稿酬之后會對媒體有一份責任心，你不能忽悠我，背后(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忽悠讀者。”

　　作家渴望何種文學批評

　　作家葉辛31年前出版長篇小說《蹉跎歲月》，他始終記得一些批評家在肯定他小說的同時所指出的小說的不足，認為對他后來的寫作很有幫助。“然而，作家一旦成名后批評就更少了，大家不愿去批評。作家楊沫在寫完《青春之歌》后無法寫出更好的小說了，她也希望得到真摯的批評。這是我作為一位作家的心態。”

　　上海作協副主席趙麗宏認為，批評家和作家應當是非常親密的關系，作家離不開批評家。“我不是大紅大紫的作家，沒有很多重要的評論，更加格外珍惜評論。有時候看到長篇批評文字會非常感動。我覺得評論最怕四平八穩，看著又好像說好又好像說不好，最后也不知道說什么。其實作家不怕尖銳的批評。”

　　《潛伏》原著作者龍一認為，他作為作家，最喜歡的是那種對文本進行細讀和研究的批評，建立在文本之上的批評，是作家最需要的。“漢語言文學的語言在簡單化，傳統性的內容越來越少，對文學本身會產生一種傷害。作家對語言的自我要求，語言有泛濫的傾向，有限的文本空間內如何更準確和妥帖地表達思想，避免空泛的內容，既需要我們自律，也需要批評家給我們指出。”

　　與他一樣是類型文學作家的科幻小說家劉慈欣既非“主流文學”作家，也非體制內的作家，他認為類型文學長期被文學批評忽略了，“我從事了十幾年的文學創作，但是文學評論界對我來說極其陌生，就像另一個星球。”不僅對他來說如此，對于大多數閱讀類型文學的讀者來說，這種陌生感極其相似，“文學評論的作品大多數人都沒有看過，而看得最多的類型文學不入文學評論法眼。”事實上，以科幻、玄幻、偵探、歷史等為代表的類型文學早已在大眾閱讀，尤其是基層閱讀中占了不止半壁江山。“如果說評論的東西都是讀者不看的東西，而讀者90%的讀的東西，評論界都不來評論，最后我們的文學評論就變成一種自娛自樂的游戲了。實際上我現在感覺已經在自娛自樂了。”

　　在既有的文學評論的格局下，類型文學不僅缺乏關注，也缺乏評論的語境。劉慈欣說：“這么多年文學評論形成了一個共同的語境，包括對文學的定義、文學的理念，形成了很頑固、很霸道的東西。舉個例子來說，比如說文學是人學，好像這是一個定律，只要你推翻這個定律，就沒有人認同。但是類型文學本身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在這個文學評論界的眼睛中，偵探小說的推理過程，科幻小說的科幻構思、科幻創意，都是作為一種工具來揭示人性、揭示社會。實際上據我對類型文學的了解，恰恰是反過來的。偵探小說中的那些推理鏈，科幻小說中的科幻構思，就是類型文學表現的主題。而主流文學里表現的人性的東西，反而被作為一種工具來襯托。如果說文學評論沒有看到這一點，那你對類型文學的評論，肯定是沒有擊中它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