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作：“集體懷舊”還是面對當下？

　　近日，文化媒體紛紛刊登或轉載一線作家創作上“集體懷舊”的新聞。中國一些著名作家創作趨向“集體懷舊”，這的確是需要關注的文壇現象。

　　日前出版的今年第三期《收獲》發表了蘇童的最新長篇《黃雀記》。這部小說最引人注目之處就是，蘇童又回歸了多年前的“香椿樹街系列”，寫起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故事。韓少功和梁曉聲在上月分別推出了新長篇《日夜書》和《返程年代》，寫的都是他們差不多近30年前就開始涉足的“知青題材”。廣獲贊譽的金宇澄的《繁花》，雖采取遠近兩條線并進的敘事結構，但遠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近的也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于作家夏商的《東岸紀事》、葉兆言的《一號命令》等新作，全部寫的是幾十年前的往事。

　　這些作家的作品中，最新的情節大都止步于1990年代，基本上都是從記憶中尋找創作素材，寫的都是一些往事，是懷舊的內容。

　　作家回望過去，集體懷舊，是文學創作上的巧合，還是文學趣味的表達，抑或創作規律使然？有文化評論認為，中國的這些一線作家，雖然生活在當下，享受著現代生活的各種便利，面對著現代生活的各種困擾，但這段生活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集體抹去了，作家們似乎仍然沉寂在描寫自己年輕時代的狂喜之中。

　　從創作來看，作家的寫作需要生活的積累，需要經驗，需要記憶，這些生活積淀和生活記憶，構成了他的豐富的生活的礦藏，深厚的文學創作的源泉。作家在創作中，喚起對自我生活體驗積累的自覺，再出于這種自覺而進行反思，而試圖表達，從而激發起強烈的文學創作的沖動，在這樣一個靈魂探索的過程里，思想的內涵和美學的品位逐漸萌芽、摸索、發展而成型。所以，作家寫什么、怎樣寫、為什么寫，是表達著他的文學的自由、文學的趣味和文學精神的追求的，也是由其精神創造力決定的。

　　所以，作家們寫“懷舊”的題材，固然是他們的文學趣味、文學觀念、文學價值的追求和創作能力的反映，而且，這樣的回憶性的、懷舊性的作品，也會有小眾讀者，但是，要喚起普遍廣泛的共鳴，恐怕就很困難了。作家如果說“我的作品就是寫給那些喜歡懷舊的讀者的”，那么，這樣的文學又怎能體現出“時代的精神，也是反映社會的鏡子”這樣的作用呢？

　　對這些作家寫出的“懷舊文學”，很多讀者是失望的，“現在的讀小說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輕的讀者，全部是生活在當下的，他們很希望從那些新長篇之中看到當下生活的影子，看到著名作家對于現實生活的態度和思索。”

　　這可見，文學讀者更關注的是他們所生活的這個外在的大千世界，希望從文學中看到反映普通人生活的悲歡離合、酸甜苦辣，以及作家們對當下焦點事件的感觸和看法。文學如果缺少這些內容，就不免使人覺得缺少“在場精神”，與大眾生活、與社會現實，有著距離和隔閡，而且很難反映時代精神，觸動當下讀者的心靈，當然也很難出現為時代和大眾所期許的文學作品，而這樣的文學，將很快被人遺忘。

　　曾有一些文學批評者、讀者，批評當下的一些作家，缺乏思想的鋒芒，關注現實的氣概和進行社會思考的銳利，而這則正是當下文學最明顯的軟肋。

　　這不禁又讓人想到鐵凝論述當下文學的責任和作家的使命的幾句話：“中國處在這么大的變革當中，中國作家可寫的東西太多了。我覺得中國作家應該拿出不平凡的作品，應該不斷地拿出不平凡的作品。我捫心自問，作為一個寫作者，個人的寫作配得上這個偉大時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