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官癮(路文彬)

　　古人“學而優則仕”的說法至少表明了對于“學”的這樣一種態度，即學是大可不必自始至終的，相比于學，“仕”才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如果不是因為只有讀書才可以當官，想必讀書是根本不會被視為萬般之上的。說到實處，地位最高的還是當官。即便沒有什么當官的希望，但做個讀書人多少也能算是個安慰。大概基于這個原因，結果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無數個書呆子。

　　書呆子其實就是多余人，因為他讀書本是要為當官的；當不上官，所以只能越讀便越郁悶，越讀便越發呆。所以，中國自古就有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牢騷和感慨�？梢�，在中國，讀書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行當。當然，也并非人人都不想當純粹的讀書人，事實是封建統治者始終就不允許有這樣的人存在。不然的話，他們也就不會動輒要操起生殺大權導演一場“焚書坑儒”抑或“文字獄”這樣的慘劇來了。

　　說來，知識分子可能存在的一個基本前提應該就是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權利；然而，歷史上的中國人又何曾有過這樣的權利？歷史慣性匯聚而成的集體無意識力量是極為可怕的，它不僅導致了中國讀書人悲慘命運的執拗延續，而且也讓一些知識分子落下了戒不掉的官癮。不難發現，盡管隨著歷史文明的艱難進步，我們似乎終于有了相對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可屬于這一階層的人們好像都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獨立性。就拿許多大學教師們來說吧，僅有教學和科研明顯還是不夠過癮的，要是再能當上個一官半職的那才稱得上圓滿。當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時，就很為不少教授都有這樣的欲望而惱火。他以為這樣的風氣實在是大學的災難，于是開始著手實施新政加以整治，直到教授們都再也不以有個行政官銜為榮才算作罷。

　　說到這里，不禁想起那個時代另一位讓我景仰之至的教授費鞏先生。畢業于牛津大學的費鞏當時執教于浙江大學，正值兵荒馬亂的年月，學生們的求學之苦讓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頭；故不得不經常上書校長，以求對學生們最大限度的保護。校長是竺可楨，有感于費鞏的仗義直諫和關心校務，便力勸其出任校訓導長一職。對于這種行政職務，費鞏本來就頗為不屑，更不忍為它犧牲掉寶貴的讀書寫作時間，所以堅拒。但終礙于竺校長的苦口婆心和為那些不幸的學子們所慮，經過好一番猶豫，費鞏最后還是決定應聘。對此，他在日記中這么寫道：“校中看不慣之事太多，一向只有憤慨痛恨，至多以個人之勢力求稍補于萬一。今既征聘及余，以全校學生之幸福托之，正可要求便宜行事之權為種種改革，以申其夙志，則雖犧牲亦覺值得�！焙笤谛７酱饝�他不入國民黨、不領訓導長薪俸這兩個條件之后，費鞏才接下了浙江大學訓導長兼主任導師的聘書。但上任后需要發布有關通告時，費鞏總是堅持這樣簽署上自己的名字：“政治學教授費鞏兼攝訓導長”。顯然，在他的心目當中，自己的教授身份永遠是第一位的。接下來的事實證明，由費鞏教授擔當其訓導長的浙大學子們的確是有福了。

　　今天的中國高校數量比費鞏那個時代多了不知有多少倍，可要想找到一個費鞏這樣的教授卻并不比大海撈針容易多少。愈發強烈的官癮，歸根結底不外是謀一己之利的沖動使然。誰都知道，今天的中國高校比過去絕對是富有多了，占有的利益資源也是過去所不敢想象的，職務的津貼更是令過去難以望其項背。行政職位越高，也就意味著所能享受的資源和好處越多，比如拿項目、高待遇、獲大獎、出國游等等。1980年代的中國大學教授們對于行政職務還不像今天這么趨之若鶩，原因其實很簡單，彼時尚沒有此時這么多的利益誘惑而已。

　　當然，除了利益，還有一貫的歷史地位問題。大學行政辦公樓里的某一個科長或是某一個處長，因為比教授要有權力，可以在很多方面都能管著教授，自然顯得總要高出其一等來。大學固然不是官場，然而官場的習氣在中國的大學里從來就沒有中斷過。這也便難怪，如今一些學者們在介紹自己的身份時，可以不提教授或者研究員，但什么院長、所長或主任之類的頭銜是一定要掛上的。嗚呼！今費鞏教授當年最羞于做的，竟被某些人當成了無上榮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