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與時代(弋舟)

　　寫作十余年，仍然是青年作家陣營中的一員。所謂“青年作家”，想必首先是以年歲計，盡管此間的尺度模棱兩可——沒人能夠告訴你，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刻，你便不再“青年”；其次，所謂“青年作家”，必然也影射著某種創作狀態，不出所料的話，“不成熟，有待提高”，乃至“有活力，堪可期許”，這樣正反兩個方面的辯證，都是評價一個“青年作家”的題中應有之意。年歲的事兒，無可辯駁，誰都是只能坐等年華老去；至于“青年作家”的創作狀態，由于事關“辯證”，就有了可說的余地。

　　2000年，我開始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創作，是年我28歲，很“青年”。千禧之年，我在那個被強調出來的時光門檻前，提筆寫下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跛足之年》。今天看來，對于時代的敏感，正是我這樣一個青年提筆之時最大的動因。

　　有沒有罔顧自己所在時代的寫作？對我而言沒有。作為一個書寫者，我的情緒、經驗與世態炎涼之間必定難以斷然切割；我的痛苦何來、歡樂何來，必定首先需要還原到具體的世相之中。于是，我這個青年，在“時代”的感染下，被那個以整數紀年的年份蠱惑著寫起了小說。十多年來，我寫下了大約300萬字左右的作品。之所以羅列這樣一些數據，首先是為了切題，我想弄清楚自己這樣一個青年作家與時代之間的關系；其次，在梳理的過程中，意義也仿佛翩然來臨。當我去回溯，除了會必然地感傷自己此“青年”已非彼“青年”的事實，尤為令我吃驚的是，面對“時代”這個背景，針對我這樣一個青年作家的寫作，竟具有更為切題的意義。

　　“時間”是小說藝術最不可或缺的要義之一，它在形式與內容上，素來是這門藝術最為器重的利器。在這里，我想表達的不是這一利器在小說中所向披靡的普遍性意義，我想說的是，當我以“千禧年”來策動我的寫作時，“時間”已被置換為“時代”這樣一個變格。

　　和任何藝術一樣，小說從來就在“單純”與“復雜”之間抻拉著她的張力。“單純”關乎天賦，是上帝給予一個小說家的不二法門；而“復雜”只能來自塵世，來自個人所處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我懷疑本雅明那個著名的判定：“小說誕生于離群索居的個人……”離群索居，一個多么難以完成的指標，我非不愿，實不能。我們所處時代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幾無轉圜余地地剝奪你離群索居的權利；而我們在這個時代也幾乎沒有了爭取這種權利的勇氣。我們呼吸著這個時代的空氣，貪戀著這個時代的貪戀，被這個時代的呼吸和貪戀滋養與戕害，在這個時代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訓練著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技藝，被規定與侵襲，還需要額外的說明嗎？

　　那么，在這樣一個奔跑著的、一切皆在“提速”的時代，我們的文學品質發生了怎樣的位移？對于文學而言，最為致命的是，她本是一個應當何其緩慢的姿勢，被裹挾在峻急的時代里，文學難免步履踉蹌，事故頻發。文學現場里的事故，必定會傷及我們每一個書寫者，無論如何，不管你是一個看客還是肇事者，你都在場。離場虛構，在某些時刻象征性地實現離群索居，這是上帝恩賜給小說家的最好禮物。如何讓現在進行時的“場”，成為我們一切虛無感的起點？答案是，你必須到場糾纏。讀寫經年，我當然首先是在臨場輾轉。我體會了所有這個時代應該體會的況味，感染了這個時代文學現場一切能夠感染的積弊。我自認是一個敏感者，否則不會去寫小說，何況我還“青年”，一個“青年”敏感者，過分地感知世界，這亦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自認不是一個健碩者，大口呼吸的同時，有著一切文學細菌都能將我感染的風險。由此，極有可能，這個時代的文學事故對我更具殺傷力。如今回溯，十多年來，我的寫作堪可當作一份厚厚的病例，一個青年作家所能夠犯的一切毛病，我幾乎都犯過。可我并不想因此沮喪。人情練達、世事洞明，被這樣復雜地訓練過之后，變得世故，是一個青年作家最大的陷阱，而過分沮喪，恰是導向世故的致命根源。

　　如今我惟一懼怕的是在寫作中被同一條壕溝反復撂倒。就我而言，最容易撂倒自己的那條壕溝在自己的骨子里——就是所謂的“天性”。當然，我珍愛我的“天性”，但我必須承認，全然依靠“天性”所寫下的那些作品，如今已很難令自己感到安慰。它們曾經對我堪稱重大的支撐，如今已日漸崩塌。靠著天性發言總是相對簡單與輕易，就好比石器時代總是容易涇渭分明。作為一個年逾不惑的小說家，我還能夠被允許以“青年”為口實、僅憑著天性來書寫嗎？如果我足夠尊重小說這門藝術，足夠尊重這個已經遠非石器時代的今天，我就只能向著更為艱難和復雜的方向跋涉，不憚以一種矯枉過正的態度來修正我的道路，因為，不過正，不足以矯枉。也許，當我竭力以整全的視野來關照時代大氣質之下的個體悲歡時，才能捕捉到我天性中力所不逮的那些破綻，這也許會賦予我的寫作一種時代的氣質，惟有此，才能解決我天性中根深蒂固的輕浮。(弋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