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的寫作與快樂(黃亞洲)

　　在我女兒讀大學的時候，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談談我對女兒學習寫作的一種態度，文章是這樣寫的：

　　我女兒大起來不會當作家或者編劇，這是我多年的估計。因為她寫東西，基本上是靠逼的。你說呢，出游一趟，連跑幾國，笑也笑了，買也買了，吹也吹了，就是不會想到動筆寫點什么。若不是我照例扮紅臉嚴厲地講一番道理(并不光是心疼出國旅游費)，她是不會主動寫下任何文字的。

　　“好好好，我寫我寫。”她這樣說，然后一下子從上海寄回來五篇。我妻子讀了后，對我大嚷：“比你寫得好。”

　　我女兒上網、買手機、讀書之余，總是想到哪兒打打工(兼玩玩)，甚至于客串影視劇小角色，甚至于悄悄報名“選美”，對于這些“酷”她都樂此不疲，心向往之，而動筆寫文章這種苦差事，絞腦汁的事，沒有扮紅臉的人在一旁叱責，她不干。

　　這不是作家應有的品性。作家的青少年大約都不是這樣的。

　　雖說她近幾年發表了不少散文，最近《萌芽》第五期上又是一篇，題目被編輯改為《旅途上五個可愛的家伙》。其實題目不標明可愛整篇東西也很可愛，這是我后來的讀后感。“我自己投稿的！”從上海打來的電話很得意，“我可不認識任何編輯，我也沒說自己是你女兒，我就是個普通大學生！”

　　其實我也不奢望她成為作家。女兒說過，生活就是為了快活。這話有點尼采的味道。說到底她快活了我也快活。世界上最快活的絕不是作家，最憂愁的倒可能是。作家的自殺比例相對高一點東半球與西半球全是。

　　關鍵是她沒有壓力，她現在感受到的壓力那不叫壓力。

　　在以后的日子里，如若生活或時代取代父親給她“扮紅臉”了，她真正感受到什么叫“酷”了，她倒也許會在寫文章之中尋找出“快活”來，“生活就是為了快活”到那時會解讀出多重意義。

　　但是我仍舊不奢望或者說不希望她當作家。我只希望時代不要太酷，女兒能保持平常心，按時玩她的年齡，快活一生。

　　女兒后來大學畢業，去莫斯科大學讀研了，回國以后在北京工作了，現在專做影視劇的策劃、編輯、引進、發行、制作之類。她先是在中央電視臺的一個直屬企業當“國內部副主任”，幾年后就來電話“通知”我她要“下海”，我說好端端下什么海，但她還是投身于一家民營企業去當什么“總監”，近來頻頻代表這家企業在各地的頒獎會上領獎，許多七七八八的獎杯砸到他們的電視劇《懸崖》和《北京愛情故事》上，她飛來飛去致答謝詞，忙得不亦樂乎，我打電話去她經常是拒接，說“現在不要來電話，沒時間聽”，而后她的來電中喉嚨十有八九是沙啞的。

　　她果然沒有成為作家，現在文章也寫得少了，只寫策劃書之類，她只是跟作家、編劇打交道，做他們的“星探”，跟他們簽約。她當然一直不跟我簽約，嫌我老套，只曉得“主旋律”，而且把“主旋律”也彈撥得音色單調，這當然使我慚愧，知道自己離人民大眾的需要很遠了。

　　其實女兒最終不成為作家我也是很高興的，盡管她自小對文字的感悟力不低。我覺得，只要她自己快活就行了，她喉嚨沙啞著并快活著，這也是一種不壞的生活方式。她的“下海”完全是自找的，她在電話里對我說，“我都三十了我可不愿意就這么安安逸逸一輩子。”所以她跳下去了，我知道她是在找自己的快樂。

　　說實話，一個人，也就這么幾十年。

　　再說實話，我當我的作家也很快活，老套著并快活著。我按照自己的思路虛無縹緲地摸索著中國的歷史風云，盡管這一過程經常伴隨憂愁、驚愕、拍案，但也快活著。我跟歷史簽約，用我老花的視力一句一句解讀它們。

　　所以，做不做作家都是可以快活的，只要有一顆主動尋找快活的心，哪怕喉嚨沙啞一點，也不要緊，多備點胖大海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