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轉型之作——《工人》(管燕草)

　　提要：作為作家原本就肩負著書寫城市的歷史使命，，即便已被當下的很多作家所遺忘。選擇寫工業題材，況且是工業題材的長篇小說，多少有點“吃力不討好”的意思……

　　一直想寫《工人》，但始終沒能鼓起勇氣。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我對工人這個題材還沒有十足和完全的把握，雖然前兩年也寫了一部工業題材的中篇小說《春似走馬燈》，在雜志上發表并被轉載了，知名作家和評論家為之寫了評論，受到了圈內外的好評，但我覺得自己仍處于醞釀和積累之中。因為我知道，想要駕馭工業題材的長篇小說，終究并非易事。

　　然而，我的父親卻無比堅定，好多年前他便想寫這個題材，這個想法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強烈起來，因為那是他所熟悉的生活，因為“工人”仿佛成為了他的代名詞，因為他想為“工人”正名一些東西，“工人”似乎成了他的某種責任。

　　直到有一天，我看著書櫥里端放著的那13本自己創作并出版了的長篇小說，心中不知為何猛然抽動——那些書大多是白領小說、青春文學，從我2000年出版的第一本長篇小說《一個高三女生的日記》，到2011年的《偷窺男女的雙重自白》。

　　我難道只能寫青春文學嗎？難道只能刻畫我所熟悉的那些人物嗎？難道我的作品只能給年輕人看嗎？

　　不，一定不是這樣！

　　我面臨著轉型。如同我們當下的時代，正處于大轉型的關頭。

　　好在，我已經有了《春似走馬燈》的嘗試，該是拋棄一切私心雜念的時候了！于是，我決定寫《工人》，我決定寫以前從未觸及過的工業題材長篇小說，我決定突破和超越自己。因為任何題材的文藝作品，說到底，它的根本便是刻畫人，揭示人性，展示人性的善或惡，尤其在當年那樣一個轟轟烈烈的大時代，更能凸顯人的本質，矛盾更為突出，沖突更為尖銳。如此一想，工廠忽然便成為了一個很給力的載體。我雖然沒有在工廠做工人的直接體驗，但我完全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方法間接接觸了解工廠生活工人生活，比如去工廠下生活采風，比如書本，比如檔案，比如當下在廠里做工人的朋友，還比如我那有著四十余年工廠生活積累的父親。有時，劣勢也會轉化為一種優勢，比如我可以不太拘泥于工廠，比如我可以不太拘泥于那些冰冷的機器操作和工藝流程，于是創作的空間豁然變得很大。

　　何況，與父親一同創作三卷本的工業史詩長篇小說，之前從未有過，以后也未必還會有，雖然我知道那注定了《工人》三卷本會風格迥異。但風格大相徑庭，豈不恰恰可以體現我們旨在凸顯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語境變化嗎？這，也正是我們的追求所在。

　　下一個決心很容易，但是，將決心變為作品，就有些難度了。

　　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事情，那便是創作這部小說能讓我重溫上海的歷史，重溫工運的歷史，重溫中共的黨史，完全是一個向歷史致敬的難得機遇！好在我以前創作過長篇電視連續劇《南下》，去往上海警備區司令部采訪過不少老首長、老革命、老軍人以及中共上海地下黨的老領導，有過些許的積累。

　　隨著構思的成熟，那些我想要在《工人》第一卷《天之光》中塑造的生活，在那個時代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們也開始逐漸清晰起來，我發現自己的欲望也變得愈來愈強烈——我要通過手中的筆刻畫、描繪那些工人形象，因為有一點是相通的，他們和當下的年輕人一樣，懷揣著夢想和激情來到上海，因為上海原本就是一個給人們展示夢想的城市！

　　是啊，一群生活在底層的鮮活小人物，一段宏偉壯麗的歷史畫卷和一座東方的大都市，那便是我想要寫的。我甚至可以感覺到他們在這座城市度過了他們的青春歲月，他們在這里真實地活過，愛過，恨過，哭過，追尋過，執著過，掙扎過，也歡笑過，更奮斗過。

　　每座城市都有屬于她自己的文化特質。我生在上海，長在上海，我文化的根也牢牢地扎在這里。我和每一位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人一樣，每天都呼吸著上海的空氣，行走在上海喧嘩的大街小巷，穿梭于擁擠的上海地鐵車站……這是當下的上海，然而上海有著她特有的記憶——她曾經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發源地，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紅色圣地，她，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然而，那些紅色的記憶卻常常被文藝作品中的 “百樂門跳舞廳”、“幫派械斗”等舊上海的形象等同、替代。

　　我覺得，作為作家原本就肩負著書寫城市的歷史使命，這是這個職業與生俱來的，即便已被當下的很多作家所遺忘。當然，之所以被遺忘有很多的因素，譬如：市場有嗎？讀者在哪里？銷量如何？

　　我知道，選擇寫工業題材，況且是工業題材的長篇小說，多少有點“吃力不討好”的意思，它面臨著創作難、出版難、市場更難的局面，而那些都市情感類、懸疑魔幻類、宮廷穿越類等題材的小說一不小心便暢銷了起來，誰都想“不吃力又討好”，于是才發展到了今天——工業題材的長篇小說處于越來越艱難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