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70后”：低潮的逆襲？

　　文壇“70后”：低潮的逆襲？ “尷尬一代”社會性寫作力量正在壯大

　　最近熱門的滬產(chǎn)長篇小說《繁花》所依據(jù)的豐富時代性記憶引起“70后”作家的羨慕和反思。女作家朱文穎日前在上海表示，和評論家們不同，她并不關心作品是“傳統(tǒng)話本”還是“現(xiàn)代小說”，關心的是從中尋找答案——如何讓小說放松地呈現(xiàn)意義，如何書寫屬于“70后”一代人的時代記憶。因為這正是她和同代作家共同面臨的困境。“小說家過了一定年齡，也想在小說中寫一點意義，對社會發(fā)一點言了。”朱文穎或許不是個案，一批曾經(jīng)在文壇上因個體書寫引發(fā)過話題而又漸次沉寂的作家正在“奔四”而去。那里有一道上帝放置的檻。過了門檻，“70后”迎來了又一個春天。

　　時隔多年不想再提“美女作家”

　　生于1970年的朱文穎曾寫有《高跟鞋》、《戴女士與藍》等影響較大的作品。她說，“70后”初登文壇時幾乎一水兒的都是女作家，貼著“都市寫作”的標簽。如今朱文穎再也不想提起那時盛產(chǎn)的“美女作家”、“身體敘事”、“私人寫作”之類的“封號”。這些“妖魔化”的標簽造就了“70后”作家的成名，但從長遠來看，這在她們的成長過程中卻是一種傷害。“當時的寫作更像是文學上一種直覺式的摸索，如果能走得更長遠些，過渡到自覺的狀態(tài)，會更有意思。”她頗為悵然地假設，當時的文化環(huán)境如果能夠更理性、更耐心一些，多一點空間，少一點“催產(chǎn)”，“70后”原可以成長得更好。

　　中斷這一進程的是迅速到來的娛樂商業(yè)化時代。進入新世紀沒幾年時間，“80后”寫作者憑借一系列媒體事件吸引了文壇的注意力。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標志性人物和精神旗幟，并且十分善于利用新媒體的傳播方式。而仍然占據(jù)文壇主流的“50后”、“60后”作家又不乏態(tài)度、立場與動作，夾在其中的“70后”作家似乎失去了在時代中的適當位置，也越來越遠離媒體關注。“從妖魔化標簽到?jīng)]有標簽，我們是尷尬的一代。”朱文穎說。

　　與朱文穎同代的一些作家不再寫作。留下來的，經(jīng)歷著緩慢、艱難的成長。而到了這個年齡和閱歷的檻上，“轉型”的需要變得清晰。“我們剛開始寫作時是比較私人化的方法，采取反抗公共話語的姿態(tài)，和社會、民族關聯(lián)稀少而且淡漠。但當你再成長時，社會感自然呈現(xiàn)出來，你會要求自己的寫作對社會發(fā)生聯(lián)系、產(chǎn)生意義。見天光，接地氣，讓鳥聲、風聲進來。”朱文穎說。這并不容易。社會性的寫作是“重”的，自我性的寫作是“輕”的，輕和重如何把握，盡管“50后”作家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但她沒有找到適用于自己這代人心理結構的表達方式。

　　正在補充這個年齡段作家力量

　　評論家程永新將“70后”作家分為“新”、“老”兩代，劃分標準并非出生年頭，而是“冒”出來的時間。老“70后”作家一般成名于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他們當中現(xiàn)在還堅持寫作的代表性作家有朱文穎、葉彌、魏微、金仁順等；新“70后”作家則崛起于近些年，他們被人知曉的方式不再局限于在文學期刊發(fā)表作品，還有新媒體傳播。其中較知名的有徐則臣、阿乙、曹寇、盛可以、路內(nèi)等，他們視野寬，文學上的準備非常充分，很有實力。“他們的加入，使整個代際的寫作更加完整、寬闊，更有可能性。”

　　出生于1976年的阿乙近年來以短篇集《鳥，看見我了》、長篇小說《下面，我該干些什么》等獲得文學界好評。他讀過不少“70后”作家的作品。“‘70后’其實很難歸類，像花園，百花齊放，各有獨到之處”。他們有兩個共同點：“都是雜生的，自生自養(yǎng)的能力不錯”，“沒有過于固定的套路和死板的路線，但都有著自己的審美堅持”，比如他自己，從去年下半年到現(xiàn)在，一直在寫一部長篇，寫得非常密和緩慢，他給自己設定的寫作周期是一年，“我覺得我以前沒有的能力被激發(fā)了出來。我對世界的了解更深，敏感度也更高”。

　　“文學在‘70后’一代身上出現(xiàn)低潮是顯然的。”阿乙對記者說，“他們被忽視很久，他們?nèi)狈�機遇、運氣、環(huán)境和足夠杰出的作品。但是他們不缺激情和理想。他們中一定會有人最終成為杰出而偉大的作家。” 本報首席記者 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