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長篇小說《繁花》“慢”節奏與“漫”聲腔中的奇觀

　　金宇澄的小說《繁花》自發表以來收獲的榮光不少，很多人議論并激賞。《繁花》寫得從容散漫，談《繁花》的論文寫得深奧纏繞。其實，《繁花》這部小說，如果真的要做評論，可能最適合的是張竹坡、金圣嘆的點評路數，茶酒伺候，看一兩行，點下批下。

　　我們不能因為小說附刊的幾幅上海地圖，就想當然地以為《繁花》是一部地域小說。而且《繁花》不是一部滬語方言小說，不是一部裝腔作勢后撤到中國傳統的長篇小說，不是一部市民小說，不是一部沒有結構意識的小說——至少不僅僅是吧。遺憾的是，這些命名從《繁花》甫一面世就成為附著在其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和“概念”。

　　我私心揣測，金宇澄沒有向中國小說“偉大傳統”致敬的企圖。現在，談論《繁花》的一個重要參照系就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說，這樣的結果一定意義上和金宇澄自己的暗示有關。金宇澄說：“《繁花》感興趣的是，當下的小說形態，與舊文本之間的夾層，會是什么。”金宇澄想象中的《繁花》是“話本的樣式，一條舊轍，今日之輪滑落進去，仍舊順達，新異”。 我不知道這種“過于明晰”的小說觀是小說未嘗成篇之前作者的預期，還是小說齊備后的后設？

　　“中國”小說的標識從外觀上看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結構，二是敘事的態度和腔調。《繁花》共31章，前有引子，后有尾聲，每章3或4個小段落，約等于一百回的古典章回小說格局。小說前28章，奇數章節寫六七十年代，偶數章節寫八九十年代。第29章好像忽然按了快進，奇數章節和偶數章節的時間會合。其實金宇澄是可以慢下來的，但“當代”小說已經很難讓金宇澄漫無節制地“慢”。事實上，中國小說“慢”的是節奏，“漫”的是漫不經心的態度和聲腔。

　　我們可以籠統地指稱“中國”小說，或者“中國”敘事，但“中國”小說是有內在差異性的。這種差異是小說與小說之間的，也是中國古典小說批評對小說的建構與小說文本之間的。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今天談論的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很大一部分是由小說評點家通過批評和改寫活動的創造性建構。因此，一定意義上，所謂中國小說的偉大傳統其實是一個想象中的傳統。而如果我們承認中國古典小說和話本之間存在一種內源的關系，我們必須承認，話本確實是匱乏一種結構意識的，而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事實上卻不是民間藝人所為，而是文人“有意結構”的個人創作。揭示這一點，我是想要說，我們在一種什么意義上去討論《繁花》和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之間的關系？

　　茅盾在《漫談文學的民族形式》中提出“民族形式的結構”，他認為自宋人話本到《孽海花》，“其結構的變化發展顯然可見：由簡到繁，由平面到立體，由平行到交錯。……在這發展過程中，我們的長篇小說卻完成了民族形式的結構。這可以12個字來概括：可分可合，疏密相間，似斷實聯”。“可分可合，疏密相間，似斷實聯”確實可以用來表達《繁花》的“形式的結構”，但這種“形式的結構”是不是就是“民族”的？在當下中國還存在“非西方”小說嗎？這也是浦安迪在討論“前現代中國的小說”時提出的問題。沒有“西方”，何來“中國”？或者倒過來說，沒有“中國”，何來“西方”？當代小說的中國發現，正是因為有一個“西方”的潛文本。和那個“慢”而“漫不經心”的“中國”不同，那個“西方”如希利斯·米勒在《解讀敘事》中指出的：“任何小說都無法毫不含糊地結束，也無法毫不含糊地不結束。”事實上，“西方”小說不可以的，“中國”小說卻是可以的——《繁花》中好多人物的“結束”和“不結束”都被金宇澄“含糊”掉了。不僅如此，在希利斯·米勒看來，小說應該有一種“秩序”，小說的“寫”與“讀”其實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參與的意義尋找和秩序建構。但是如果像《繁花》這樣對所有的“敘事成分”充分尊重呢？如果敘事成分沒有“相干”和“不相干”的界限呢？如果小說的敘事成分不是彼此的征服和取代呢？直接的結果就是小說“秩序”的建構。

　　再有就是小說的態度和聲腔。“獨上閣樓，最好是夜里。”“否極泰來，這半分鐘，是上海味道。”“八十年代，上海人聰明……”“古羅馬詩人有言，不褻則不能使人歡笑。”金宇澄的講與評不是自說自話的，“如果不相信，頭伸出老虎窗，啊夜……”“誰”不相信？顯然，敘述者時刻意識到他的讀者在場，所以他要挑逗、激發讀者，讓讀者參與到他的故事中來。我在閱讀《繁花》中比照了它和灘簧、滬劇、滑稽戲、越劇、昆曲等在滬上流行的涉及語言的藝術樣式，也咨詢了專家《繁花》的語言是一種什么語言。《繁花》的語言是什么樣的“滬語”值得仔細辨識。現在我對《繁花》的語言是什么也還在思考中，但吳組緗說的“想來他們的運用口語也曾經經過選擇，并且受了文字的限制，未必能夠純粹，更未必與其口語符合一致”，《繁花》肯定也是這樣的。我反對的是籠統地用吳語、滬語小說來粗糙地指認《繁花》，對《繁花》的文學語言學研究是必須真正具備“語言學”的基本前提的。

　　我認同夏志清明確地肯定“四大奇書”是文人小說。因此，我不同意現在學界似是而非地認為中國小說傳統就是市民小說傳統。如果仔細辨識，中國古典小說傳統中其實發育出市民和文人各自建構的小說傳統，問題是，雖然客觀上確實存在著各自建構的市民和文人的小說傳統，但“愛以閑談而消永晝”是不是僅僅屬于市民小說傳統部分？至少金宇澄的《繁花》證明了恰恰是文人小說傳統最“愛以閑談而消永晝”。

　　話說到這里，好像都在轉圈子。我說《繁花》不是這樣一部小說，不是那樣一部小說，那么《繁花》究竟是一部怎樣的小說？我認為《繁花》是一部有著自己腔調和言說印記的，發現并肯定日常經驗和平凡物事“詩意”，而不僅僅是“史意”的小說，就像浦安迪所言：“小說本質上是對日常通識(familiar)的重建，將小說的敘事焦點及敘事步調縮小為日常經驗的參量……小說從平凡物事中辨識出非凡畸異的品質，開辟了一條重新認識日常經驗世界細節的新路。”也正是在這里，《繁花》同1990年代以來號稱寫郵票大的地方的“小歷史”的小說書寫區分開來。

　　《繁花》是2012年滬上小說奇觀，就像小說本身發微著的“日常”奇觀。(何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