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茅盾文學獎得主、作家畢飛宇成為南京大學教授,“畢飛宇文學工作室”也在該校文學院揭牌。
作家當教授,這事兒不新鮮。閻連科、劉震云在中國人民大學當教授,二月河任鄭州大學文學院院長,王蒙是武漢大學文學院名譽院長和講座教授。這個名單可以列很長:王安憶、馬原、莫言、梁曉聲……
作家當教授,儼然成為潮流。那么,這股潮流給高校帶去什么?給學生又能帶去什么?
作家進高校,承擔著重建大學與文學關系的使命
“新文學時代,很多作家都在高校里頭。像魯迅、周作人、徐志摩這些知名作家當時都是高校教授,他們與高等院校尤其文學院緊密相連。到當代文學時代,這個傳統才漸漸沒有了,作家很少進高校。另外,在西方,很多作家也與高校有著緊密的聯系。西方沒有作協。所以無論中西,這都不是個新事物。”畢飛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徐興無認為,作家進高校之所以引起關注是因為當代作家和大學文科之間的關系長期脫離,畢飛宇承擔著重建大學與文學關系的使命。
賈平凹曾于2001年在西北大學文學院擔任中國現當代文學方向的研究生導師。 “當時學生反響相當不錯。我們也是希望把社會資源和學院的教學結合起來,加大學院的培養力度。”西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劉煒評回憶,“經過多年的文學創作,賈平凹具備了深厚的理論素養、獨到的個人思想,創作已進入了成熟期,與學院的其他老師相比,他可以給學生帶來更多實踐性的指導和點撥。”
2003年,賈平凹又擔任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的院長,領導學院的學科建設,并帶了一些研究生和博士生。該學院常務副院長韓魯華說:“賈平凹帶給學生更多文化精神上的感染,也給學院帶來了更濃厚的文化氛圍,為我們的文科發展樹立了標桿。至于他是作家身份還是教授身份,這不是我們關注的東西,我們更關注他給學生帶來了些什么。”
因為作家的到來,文學在校園里的地位發生了變化
劉震云尷尬了。那天,他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上課,題目是《夢回宋朝:林沖遇見了“拼爹”的人》。
一開始,劉震云沒講水滸,也沒講宋朝,卻花了將近一個鐘頭講《論語》。在此期間,同學陸陸續續有退場的。劉震云不高興了:“這位同學你去哪里?你去哪里?你去哪里,我問你呢……”一位同學說:“我對你講的東西不感興趣。”
對此,劉震云說:“我一講孔子,馬上有同學說,你不是說講林沖嗎?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聞一知一。雞鴨為什么不能同籠?雞犬為什么不能相寧?中國教育制度的最大問題,就是它本身需要教育。”
“《水滸傳》里主要寫的不是林沖如何受了委屈,而是在宋朝,所有社會和人生的基本觀念是如何顛倒的。它與《論語》中所記述的‘賢者’顏回的理想人生和社會觀念大相徑庭。”他說,“這便是從春秋到宋朝、從顏回到林沖所發生的一個社會轉變。”顯然,此前他那番有關《論語》的長篇大論,并非離題萬里,而是事先鋪墊、環環相扣。
掌聲響起。“沒有提前告知的框架和結構,整個過程反倒更加新鮮、更加刺激;沒有明確地給出結論,留給我們的想象空間反倒更大。”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研究生朱杉說。
“在大學校園里,已經多少年沒有沈從文的影子,沒有張愛玲的影子,甚至蕭紅的寫作都變得不那么重要。但現在的情況可大不一樣了。”閻連科提醒到,因為作家的到來,文學在校園里的地位發生了變化。
讓正統文學重新占領象牙塔
西北大學畢業生白蓓曾聽過賈平凹的講座,她回憶道:“賈老師有種特有的幽默,他的幽默也許和他的創作經歷有關,也許和他的人生閱歷有關。他和我們分享了很多創作的經驗,主要講文學觀,尤其強調目前中國文學應樹立自己的文學觀,突破舊思維樹立新思維。”
閻連科對高校文學專業的學生深表同情:“在最可以讀書、最需要讀書的時候,他們在應付考試。如果花很多時間讀《紅樓夢》,就沒有時間把分數提上去了。”所以,這些學生盡管考上了大學,進了文學院,對他們來說,文學依然是“奢侈品”。而在中學應試教育的影響下,這些學生的思維習慣也趨于簡單、直接和懶惰。
對此,北京語言大學的“作家教授”梁曉聲上課時如此啟發學生:“人的大腦區分為不同腦區,有的產生理性思維,有的產生感性思維,有的用于記憶。在應試教育的體系下,我們重點開發了理性思維和記憶的腦區,相當一部分人的感性腦區,還處于睡眠狀態。這一部分腦區在人腦中是相當寶貴的,像礦藏一樣,像禮花一樣,中文教育就是要把它開啟,一旦調動了這種想象的能力,你們會感到非常愉快。”
從此可知,作家進校園,帶來了科班出身的教授所不具備的文學修養和情懷,通過自身的創作實踐,他們能點燃起校園里久已沉寂的文學夢,讓正統文學重新占領象牙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