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體上看,這些年的詩歌創作是繁榮的:詩人如雨后春筍一撥一撥地冒出來;厚本的、薄本的詩集一摞一摞的讀不過來;公開發行的、內部贈閱的詩刊詩報數不勝數;各種詩歌獎、詩歌活動屢見不鮮……說今天“詩如海洋”并不算過分。
但我們在充分肯定取得的進步時,也應看到詩的門檻日漸矮化,詩歌作品乏味者過多,因此廣大讀者對詩歌還不是很滿意,甚至很不滿意。很多的詩歌,不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與讀者存在著一定的隔膜,且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也就是說,詩人關注的與人民群眾關心的有相當大的距離。人民群眾關心的是政治環境、道德狀態、生態環境,還有分配不公、孩子上學難、老人養老難等問題,這些都是關系社會公正和人類命運的問題。但試問,有多少詩人真正深入到這些領域的深處,深刻地剖析這些問題,對人類生存命運加以叩問?有多少詩人的家國情懷與群眾的訴求能融為一體?
記得有一位老詩人說過,一個詩人,不論是用什么樣的語言寫詩,首先要時刻保持作為詩人的良心,即保持對人類的關懷和對時代的敏感。人類命運在整個歷史中總是不斷地受到各種挑戰,而詩人應該是最敏感、最有悟性的,他的觸角應該很深地進入到歷史的深處。對人類的命運、同胞的處境、生命的價值等重大問題,詩人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從某種意義上說,詩人是傳播真理和正義的歌手。詩人不代表任何團體與個人,他總是以自己的名譽向社會和歷史發聲,他應該關心那些廣大人群渴望與為之感動的事物。正像雨果說的:“任何詩人在他們身上都有一個反映鏡,這就是觀察,還有一個蓄存器,這便是熱情;由此便從他們的腦海里產生那些巨大的發光的身影,這些身影將永恒地照徹黑暗的人類長城。”凡詩人總會長出夢想的翅膀,在白云飄飛的藍天上翱翔,可是他們的兩條腿又注定腳踏實地地站立在大地的土壤之中。詩人雷抒雁曾說:“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賣炭翁》等,都表現出對民生的廣泛關注。杜甫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我們實在缺乏這樣的胸襟。”
詩人應該用心靈訴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日子里,有的詩人只埋頭經營詩的技巧,而忽略了詩人自己的人格。一個詩人,只能先具有偉大的人格,才可能寫出偉大的詩作。一個人把詩寫成什么樣子,往往是由他自己的修養、情感和理念所決定的。現在,我們期待那些關心人類命運的詩人陸續出現,他不僅關注自我的狀態,同時也要關注全人類的命運。我由此想到了歌德的一句話:“要是只能表達自己那一點點主觀感情,他是不配稱為詩人的;只有當他駕馭世界和表達世界的時候,他才是個詩人。這樣,他就是永不衰竭的。”(高 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