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熱”之后怎么辦？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文學界和國人都非常高興，廣大文學愛好者像過大年似的，在網上連連評說莫言，對莫言表示由衷的祝賀。我去年到臺灣參加世界華人文學大會，親見與會華人作家為此歡欣鼓舞的情景，閑暇時逛下榻飯店附近數家書店，出售的莫言作品集都加有祝賀腰條，可見其影響力之大。有的與會華人作家，還滿懷信心地預測，下一位獲此獎項的大陸作家，可能是某一位或某幾位，對于華文文學走向世界，有著真誠的期待和信心。其情其景實在令人感動。

　　關于莫言獲獎的原因，以及莫言創作的得失，有多位評論家論述，終歸都成了歷史，我就不想再多說什么了。

　　“莫言熱”過去以后，文學出版界應該做些什么？

　　對于這個話題，我倒想說一說。如果不把這個問題弄清楚，莫言獲獎也只是莫言自己的事，對整個華文文學沒有推動作用，那就未免有點遺憾和可惜了。

　　莫言獲獎之所以如此受到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多年以來，我國讀者熟悉外國文學，國外讀者卻不熟悉中國文學，這樣一個完全不對稱的格局，讓國外讀者開始注意起中國文學。

　　說到這里人們不禁會問，造成不平衡格局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著名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諾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在上海的一次演講中說：“全球化的文學就是翻譯。”此話可謂一語中的。那么，我國現當代的文學作品，舉國家之力，有多少譯成外文的呢？我手頭沒有現成數字。據馬悅然講，僅2005年到2007年譯成瑞典文的文學作品，74%是從英文版圖書翻譯的。從亞洲和非洲各國語言翻譯的作品總共不到1%。這就是說，我國文學作品直接被譯成瑞典文的，僅占這1%中的零點幾，相信翻譯成其他語種的也不會多。這同我們翻譯國外文學作品相比，懸殊和反差是多么大啊。

　　意識到這種情況的學者，別以為只有馬悅然等國外漢學家，據我所知，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國已故文學前輩張光年、陳冰夷、楊憲益，就已經積極倡導并開始操作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事宜。莫言這次獲得世界文學大獎，他們若地下有知一定會含笑九泉，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感到欣慰。

　　詩人、評論家張光年(光未然)，文學翻譯家陳冰夷，都曾經擔任中國作家協會領導，生前一直致力于中國文學的翻譯推介，并親自組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專門從事介紹、翻譯中國文學。中國文學翻譯家楊憲益，不僅和他的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譯諸如《紅樓夢》、《牡丹亭》、《儒林外史》、《聊齋志異》、《老殘游記》、《唐宋詩歌散文選》、《魯迅全集》等百余種漢語圖書，向世界介紹中國優秀文學作品，而且也是成立專門中譯外機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積極倡導者。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剛剛恢復的中國作家協會，百廢待興，千頭萬緒，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以巴金為首的中國作家協會領導，依然沒有忘記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學。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巴金，他本人就是一位優秀作家和翻譯家，他翻譯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說集》、《草原集》(蘇聯高爾基著)、《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著)、《一個賣魚者的生涯》(意大利凡宰特著)、《薇娜》(波蘭廖·抗夫著)、《獄中記》(美國柏克曼著)等國外文學名著，影響了幾代我國讀者，滋養了當時大批青年作家。

　　當時主持日常工作的多位領導，除依據傳統做好中國作家協會事務，為促進中國文學創作質量的提高，他們還做了這樣幾件開拓性的工作：一是設立各個文學門類的全國性的評獎，二是組建作家出版社，三是創辦《小說選刊》和《中國作家》雜志。做這些事情的終極目的，都是為了集結作家隊伍，提高創作水平，促進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讓中國文學盡快走向世界。

　　作家出版社最早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牌，1980年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劃歸中國作家協會正式組建新社。就是在組建作家出版社的同時，張光年、陳冰夷、楊憲益倡導，成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作為作家出版社副牌，向世界推介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足見這三位文學前輩的遠見卓識。

　　當時國家已有外文出版機構。據說，這個建議報到中宣部以后，曾經遇到一些外來的阻力，理由是“不可有兩個渠道”對外介紹中國文學。最后報送時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胡耀邦批示“我看兩個渠道未必不可”(大意)，最終在胡耀邦的鼎力支持下，這三位文學老人的倡議得以實現。這就是中國作家協會的第二家出版機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機構設置，從名稱到經營管理模式，完全跟世界出版界對接，國家只批準社號不投入資金，這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大陸，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一家出版社。可惜由于某種特殊原因和情況，這個出版機構還未正式出版圖書，就因經營不善宣布破產尋求轉讓。就是在這種艱難境遇下，中國作家協會主要領導唐達成、鮑昌，找從維熙和我研究如何處置此事。如果作家出版社想留這個副牌，就負責償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債務，如果轉讓牌號得到的轉讓金，既可償還欠下的債務，還有結余。中國作家協會領導初步認為，出版社牌號比金錢更寶貴，保留下這個新型出版機構的牌號，會有利于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經過多次反復研究，從維熙和我表示同意，償還債務保留社號，繼續用這個出版機構，向世界介紹中國現當代文學。

　　當時，從維熙是黨組成員兼任作家出版社一把手，我作為他的主要助手主持作家出版社日常工作，黨組便決定把我抽出來接管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我于1988年接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以后，立即著手積極籌措資金，力求盡快出版外文版中國文學作品。為探尋與國外合作的途徑，我們策劃出版了“中國作家看世界”叢書，目的是想先讓國外了解中國作家。此書出版后效果相當好，法國、澳大利亞、奧地利等國駐華大使館先后舉行招待酒會祝賀叢書出版，眾多在京著名作家、翻譯家應邀出席。有的國家大使館文化參贊還設家宴邀請我們，研究兩國如何進行文學合作交流。在此基礎上我們組織了一次以“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為題研討會，邀請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翻譯家、編輯家出席，還特意邀請多位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留學生參加。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名聲，從此被國外一些出版機構認知，當年企鵝出版公司就與我們聯系，擬共同出版大型畫冊《敦煌》。還有多家歐美出版公司表示合作意向。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財力有了基礎，我們就著手策劃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經過多次考察研究論證，邀請軍旅文學評論家陸文虎，選編了一本《中國當代軍事文學作品選》，請老翻譯家胡志揮主持翻譯成英文出版，想借此書向世界先行“投石問路”。入選此書的作品有：徐懷中的《西線軼事》、石言的《柳堡的故事》、王愿堅的《黨費》、彭荊風的《今夜月色好》、朱春雨的《亞細亞瀑布》、王中才的《最后的戰壕》、喬良的《靈旗》、莫言的《紅高粱》、朱蘇進的《射天狼》。這第一本中譯英圖書出版后，我們拿給張光年等三位文學前輩看，他們頗感欣慰并給予鼓勵，認為開局不錯，方向對頭，希望照此路子繼續往前走。

　　這本《中國當代軍事文學作品選》，收入的莫言成名小說《紅高粱》，即使不是第一次翻譯成英文，起碼是最早由我國自己組織翻譯的作品。因此，得知莫言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老翻譯家胡志揮特別高興，我見他有文章回憶當時情景，說：“除了《紅高粱》外，(其他作品)均很快落實了英譯人選。有個外國朋友得悉我在北大兼課，便介紹一位在北大教英語的外籍女教師(翻譯《紅高粱》)，她讀了(《紅高粱》)原文表示說：作品寫得很好，但她在理解和表達上均有很大困難，便推薦我去邀請大衛·柯魯克(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次子邁克承擔(翻譯)。邁克看完原文后，也說‘心有余力不足’。接著，我又去找朱世達(文學翻譯家)，他說：自己剛調至中國社科院當研究員，實在無法效勞，便極力向我推薦了兩位新華社英文部的同事。其實，經他們組長的推薦，我已約他們倆合譯朱春雨的《亞細亞瀑布》。回家仔細審讀他們倆已上交的譯稿，果然水平不低。于是，我立即登門去跟他們商量(翻譯《紅高粱》)。他們閱讀《紅高粱》原文后表示：時間倒不成問題，但因有些情節不太熟悉，在英文表達上可能會存在一些困難。我表示：凡遇到沒有把握的，只管留著，最后由我與英國專家審稿時統一解決。在我的懇請下，他們倆終于接受了翻譯《紅高粱》的繁重任務。”他的回憶文章，對于如何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對于了解莫言作品翻譯情況，我覺得都有一定參考價值。

　　正當我們滿懷信心，組織眾多編輯家、翻譯家，打算再編譯幾位作家作品時，在1989年報刊社整頓中，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卻被撤銷。我再次見到張光年、陳冰夷，跟這兩位文學老人說起此事，他們無不為之嘆息，連說“可惜，可惜”。

　　以今天的視角審視這件事情，我以為，三位文學老人的美好愿望和設想，體現了社會主義文化自覺、自信、自強的精神。他們的文學“出國夢”，他們的超前意識和舉措，他們對文學事業的歷史使命感，實在值得文學后來者尊敬、學習，有志者更應該繼續他們的事業。

　　這三位文學前輩倡導的文學作品中譯外，最初提出設想并付諸實現的1980年，距莫言獲得“諾獎”的2012年，時間整整早了32年；組建“中國文學編譯中心”被否定的1989年，距莫言獲得“諾獎”的2012年，時間整整早了23年。這就是說，在實現文化自覺、自信、自強方面，在打破文學翻譯介紹不對稱格局方面，在讓世界讀者認識中國文學方面，不見得是經意的，卻被忽視和被怠慢了二三十年寶貴時光。實在可惜。

　　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既要靠國外漢學家，更要靠我們自己。我國現在的經濟實力和外語人才，比之二三十年前，都更有基礎和條件，做好這項工作完全有這個可能。我國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提供的大量創作素材，讓當代中青年作家的才能，得以充分地發揮和展現。尤其令人欣慰和興奮的是，現在有實力的中青年作家，對外國文學的熟悉借鑒，都展現出全新的風貌，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在介紹和翻譯上更為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