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躺著也中槍(李國文)

　　一

　　老舍先生的《正紅旗下》，寫的是晚清年間的事，其中涉及兩個關系為舅甥的美國人。外甥在中國，為北京城里某福音堂的牧師，以布道傳教為業(yè)；舅舅在美國，因為他擁有很多資產，所以相當牛岔。很可能是，或將可能是國會議員之類的要人，從他一張嘴就說“我們會出兵”的霸凌口氣，也是可以判斷出來的。此人“年輕的時候偷過人家的牲口，被人家削去了一只耳朵，所以逃到中國去，賣賣鴉片什么的，發(fā)了不小的財。發(fā)財回鄉(xiāng)之后，親友們，就是原來管他叫流氓的親友們，不約而同地稱他為中國通”。

　　從此，“在他的面前，人們一致地避免說‘耳朵’這個詞兒，并且都得到了啟發(fā)——混到山窮水盡，便上中國去發(fā)財，不必考慮有一只，還是兩只耳朵。(那時還在美國當牧師的他的外甥)，生活相當困難，到圣誕節(jié)都不一定能夠吃上一頓烤火雞。舅舅指給他一條明路：‘該到中國去！在這兒，你連在圣誕節(jié)都吃不上烤火雞；到那兒，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雞，大雞蛋！在這兒，你永遠雇不起仆人；到那兒，你可以起碼用一男一女，兩個仆人！去吧！’”于是，這位其實相當窩囊廢的牛牧師，到了北京，居然神氣活現起來。不但“有了自己獨住的小房子，用上一男一女兩個仆人；　雞和蛋是那么便宜”，而且“他差不多每三天就過一次圣誕節(jié)。他開始發(fā)胖”。于是，他跟他舅舅一樣，這個漸漸胖起來的牧師，理所當然地成了“中國通”。

　　“中國通”，這說法如今不時興了，由于總能勾起百多年來被列強侵略的陰暗記憶，不那么令人愉快，逐漸稱為“漢學家”，已是當下習慣。

　　雖然牧師的舅舅，這個曾經的流氓，因在華販賣鴉片的履歷而成“中國通”，不等于西方世界里過去的“中國通”與現在的“漢學家”，都是流氓。按照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罵一些國會議員“是狗娘養(yǎng)的”，后來被要求登報道歉說“一些國會議員不是狗娘養(yǎng)的”邏輯推論，那么，“中國通”或“漢學家”中有一些流氓，應該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因此，我每當看到這樣一些“漢學家”，來到中國打秋風的時候，那副嘴臉，著實教人不敢恭維。尤其我的那些同行，圍繞著這些洋人時那副諂笑脅肩的仆歐相，更是不堪入目。

　　更有甚者，有可能入圍諾貝爾文學獎的某某，與另一位也可能入圍諾貝爾文學獎的某某，爭風吃醋，互別苗頭；　甚至還有一位更可能入圍諾貝爾文學獎的某某某，加工定做迎合洋人口味的異端作品，投其所好。這與老舍先生筆下的那個崇洋媚外的多老大，挾著一本 《圣經》，成天跟著牛牧師，裝傻充楞，賣乖討好一樣，無非想得到幾文賞賜，好到便宜坊買點鹵肉雜碎，用干荷葉包了回家喝兩口白干，在本質上沒有什么不同。雖然，多老大的兄弟，一位正經人勸他：“老大！給咱們的祖宗留點臉吧，哪怕是一丁點兒呢！別再拿洋人嚇唬人，那無恥！無恥！”一個中國人，只要他的脊椎中有了這根哈洋的賤骨頭，你跟他說一百個“無恥”，也不頂屁用，因為他的靈魂中已經沒有“恥”的概念。

　　二

　　大概在多老大尾隨牛牧師混吃混喝的時候，一個名叫巴克斯的英國人，也出現在北京城里。

　　此人不是老舍先生筆下牛牧師或多老大那種虛構的文學人物，而是擁有一個男爵頭銜的英國貴族。在他的家鄉(xiāng)英格蘭的約克郡，人們先稱之為Sir　(爵爺)，然后才是他的名姓。埃德蒙·巴克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或譯白克浩司、拜克豪斯)，他生于公元1873年，死于公元1944年，在北京差不多生活了大半個世紀。

　　這是一個極具侵略色彩的“中國通”和流氓意識的“漢學家”，不過，對中國人來說，尤其對經歷過八國聯軍和英法聯軍的北京人來說，對于那段屈辱的歷史，對于那些曾經趁火打劫過的“中國通”和為非作歹過的“漢學家”，早就掃進垃圾堆，并努力將其忘卻。最近，由于他的一本 《太后與我》，先在香港問世，后在臺灣出版，接著，在我們這里，一些見利忘義的文化人，又將這個英國老癟三從泔水缸里翻騰出來。可想而知，這本睡了慈禧太后的書，當紅一時，譯者和出版社賺了一個缽滿盆滿，連做夢也笑出聲來。但是，如此指名道姓地糟蹋死去的人，為老外作倀，干這種刨墳掘墓，燔尸揚骨的行徑，若按中國人的傳統(tǒng)道德觀點衡量，早早晚晚是要受到天譴的。

　　這有什么辦法呢！如今哈洋的中國人太多太多，人一哈洋，必無心肝，所以慈禧躺著也會中槍。不過，細想起來，西方世界對付中國的手段，伎倆，把戲，招數，一蟹不如一蟹，不免可笑。從18世紀的炮艦政策，到19世紀的殖民蠶食，到20世紀的封鎖扼殺，到21世紀的分化支解，如今竟然墮落到用這等手淫式的文學作品抹黑中國，借以宣揚西方優(yōu)越的沙文主義，標榜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大概也確是無計可施，才出此下策。你不能不服氣中國民諺“黃鼠狼下豆鼠子，一窩不如一窩”之深刻，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落魄的鳳凰不如雞”之透徹。如果鴉片戰(zhàn)爭中英軍統(tǒng)帥義律，巴夏里，或八國聯軍統(tǒng)帥瓦德西之流，從地底下活轉過來，看到他們的后人，居然下三爛到如此不堪的程度，恐怕又會氣死過去。

　　巴克斯之所以要到中國來撞撞運氣，與老舍先生筆下的牛牧師之舅販毒中國，倒有相似之處。牛牧師的舅舅因為偷牛在美國混不下去，巴克思因為債務纏身在英國混不下去，兩人走了同一條道。不過，牛牧師的舅舅因偷牛的緣故，被割去一只耳朵，而巴克斯欠債高達三萬二千英鎊，一抹臉宣布破產，就開溜到中國了。按18世紀英鎊的金本位制，每一個英鎊，應含純金7.32238克計，合美金一千五百元，近人民幣一萬元，他所欠之債，差不多可以買下三萬頭牛，然而他卻屁毛無損，兩只耳朵完好如初地在臉上呆著，出現于東交民巷原為淳親王府的英國大使館。

　　本來，巴克斯到中國來，走的是時任大清王朝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的門路，希望能在這樣一個肥得流油的衙門，謀一份差使。誰知是他宣告破產的不良記錄，信用喪失，還是他聲色犬馬的浪蕩丑聞，不堪收留，考慮其精通中文這一點，赫德順水推舟，將他薦舉給英國駐華使館。此時，適為戊戌變法的1898年，到了9月份，形勢突變，住在頤和園里的老佛爺，一舉扼殺光緒新政，下令逮捕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和梁啟超，并在菜市口處死譚嗣同等六君子。而當時擔任《泰晤士報》駐遠東特派記者莫理循，偏偏在遠離北京的外地旅行，于是，越俎代庖的巴克斯以莫理循之名，在《泰晤士報》發(fā)表了一連串的北京電訊，其中有許多真假莫辨的第一手新聞，胡編亂造的獨家消息，撲朔迷離的宮闈內幕，以及無法證實的政變背景，一時間不但轟動英倫，歐美也為之側目。70多年以后，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費·羅珀經過研究查實，鄭重宣布，這一時期 《泰晤士報》 關于北京康梁維新以及隨后的政變報道，“絕大多數是巴克斯出于維持生計需要而進行的杜撰”。

　　文學允許虛構，不虛構哪來文學。新聞必須真實，不真實還能算是新聞嗎？那就是造謠了。看來，西方媒體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信口雌黃，扭曲真相；　無中生有，捏造事實，煽動蠱惑，挑撥離間……百多年來，一脈相承，敢情其來有自，祖師爺就是這位巴克斯男爵。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費·羅珀的結論，“杜撰”二字，正中造假作偽者的命門。不但一針見血地戳穿了巴克斯，也使偽善的西方媒體露出本相。如果說，男爵先生的杜撰，是為了“維持生計需要”，至少還要編得讓人信以為真，而系出同門的后續(xù)之輩，那些西方媒體的杜撰，為了西方世界的政治需要，迫不及待，明火執(zhí)杖，鋪天蓋地，打上門來，要比巴克斯更為強勢。

　　中國有句俗話，“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那個一只耳朵的牧師舅舅，偷牛賊出身的美國闊老，尚能在中國靠販賣鴉片發(fā)跡；　那么，兩只耳朵的英國男爵，一口氣賴掉三萬二千英鎊的拆白黨，能夠安安生生坐定下來，做漢學家應做的學問，做中國通應做的研究嗎？

　　所以，對當下內地出版的 《太后與我》，應該慶幸18世紀初期，照相機的使用，還停留在老式柯達單反當家的時代，那時既沒有數碼技術，更沒有Photoshop手段，否則，這個巴克斯肯定會炮制出慈禧太后暴露三點的春宮圖，那才叫真惡心呢！一個貴族要是下流起來，那肯定就是無惡不作，這就是明末遺民王夫之在分析君子和小人區(qū)別時所說的：“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　小人之道，有必為，無必不為。”君子，是有界限的，有他絕對不能做的事情，小人，是沒有界限的，沒有他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巴克斯擁有下流的可能，必然百分百的下流，如果，無恥能獲得回報，巴克斯會比任何人更無恥。

　　你無論如何想象不到這個來自紳士國家，講究genterman風度，被授予男爵頭銜的貴族巴克斯，竟是英國作家蕯克雷說過的“卑鄙地崇拜卑鄙事物的人”。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北京以后，允許士兵殺人放火，奸淫婦女，搶掠財產，鎮(zhèn)壓百姓，北京城頓成人間地獄。而在這伙成群結隊，四處搜括的強盜隊伍中，巴克斯也率領一彪人馬，趁火打劫，渾水摸魚。他所牽頭的這支搶劫小分隊，穿行于大街，游走于小巷，重點剽襲王公府邸和大臣私宅，用他的洋人面孔進行恫嚇，用他的流利漢語實施誘騙。據他在回憶錄內自供，就在那短短的幾天里，他連唬帶蒙，連搶帶偷，搞到600多件青銅器，兩萬多卷珍版書籍，數百件名家書畫，這是一個專家型偷盜者，他知道該偷什么，不該偷什么，他甚至以盜來的珠寶、玉器與聯軍士兵交換他們手中所搶得的具有文物價值的東西。

　　三

　　如果說，他以莫理循的名義，在 《泰晤士報》 上發(fā)表有關北京戊戌變法的文字，開始了他杜撰式寫作的第一步；那么，庚子事變(這也是老舍先生的《正紅旗下》將要寫到而未寫的一個章節(jié))中，基本上算是一個文物大盜的巴克斯，所搶到的堆滿好幾間屋的物品，該是他在中國挖到的第一桶金。這小子，那年他27歲，已經抱負大大，希望有朝一日能將他的這些贓物，獻給他的大不列顛王國，實現他衣錦榮歸的夢想。

　　我有幸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里，看到他們堆積如山的中國收藏，顯然，這其中少不了巴克思的貢獻。

　　辛亥革命以后，《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被民國政府聘為政治顧問，與這個杜撰式代筆者沒有繼續(xù)合作下去，但接替他的另一位《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濮蘭德，由上海轉派北京，這個愛爾蘭人，中國話說得十分流利，那個英格蘭人，中文功底相當札實，說是心有靈犀也好，說是一丘之貉也好，都是吃著中國，啃著中國，還恨著中國，罵著中國的洋人，一拍即合，臭味契合，一點就通，相見恨晚。很快，一本題名叫做《慈禧外傳》，又叫《太后統(tǒng)治下的中國》 的書，1910年出版。另一本題名叫《清室外記》，又名《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1914年出版。尤其是《慈禧外傳》，由于擁有《景善日記》“獨家資料”，等于是“庚子事變”全過程的實錄。此書不但展示清廷高層的內部斗爭，更揭露帝后之間的矛盾決裂；　尤其吸引眼球的是，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慈禧細節(jié)，幾乎就是一本有關這位太后淫亂的性生活史。此書問世，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出版后的最初一年，就再版重印了十多次。

　　不過，民國初年的出版業(yè)者，比較謹守本業(yè)行規(guī)，也就是王夫之所說的“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了，雖然這是撈錢的好生意，但也沒有很快翻譯出來，大賺一筆。大多數國人對此書懵懂不知之時，稱得上既深知西方，更精通漢學的第一名人辜鴻銘，這本書當然難逃他的法眼，遂即表示“極大憤慨”。據一篇《遲來的清算：濮蘭德和貝克豪斯(即巴克斯)的騙局露餡始末》文章，因為“濮蘭德和巴克斯極盡譏嘲揶揄之能事，而又煞有介事地將慈禧的陰狠殘暴，擅弄權柄，腐化奢糜，齬齪骯臟的種種傳聞予以充分刻畫的下流做法，不僅意在滿足西方讀者對慈禧近乎‘窺陰癖’的閱讀需要，更主要的還是試圖通過羞辱君主的手段，來詆毀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

　　所以，“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忠實衛(wèi)士，辜鴻銘對于濮蘭德和巴克斯及其《慈禧外傳》的憎恨，首先出于他欽慕西方人士對于王室和國君榮譽那種與生俱來的珍惜和尊崇”。其實，這位天真的老夫子，哪里知道這些穿著燕尾服的帝國主義分子，在他們眼中的中國和中國人，如果不是野蠻人的話，至少也是與非洲的黑人，與美洲的印第安人，彼此彼此的低等人。辜老先生啊，殖民者視你為劣質民族，你還想從他那里獲得最起碼的尊敬嗎？西方世界里，確有很多高尚人士，但也有更多不高尚的混賬。

　　譬如老舍先生的《正紅旗下》里，那個一只耳朵的美國人，就是這樣吃中國，啃中國，又唯恐中國不亂的混賬，就看他怎樣開導那個在北京傳教的窩囊廢外甥，便一目了然：“在一個野蠻國家里，越鬧亂子，對我們越有利！亂子鬧大了，我們會出兵，你怕什么呢？問問你的上帝，是這樣不是？告訴你句最有用的話：沒有亂子，你也該制造一個兩個的！你要躲開那兒嗎？你算把牧師的氣泄透了！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以此類推，便知道濮蘭德和巴克斯糟蹋慈禧，埋汰中國，不過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老把戲而已。

　　挾輿論渲染之強勢，借媒體轟炸之暴力，這本是西方世界玩得熟透熟透的慣技，辜鴻銘哪里敵得過濮蘭德和巴克斯，以及他們身后那些愿意看中國笑話，看中國人出丑的洋人世界。于是，風靡歐美的這本書，集丑惡淫亂于一身的慈禧形象，從此定格。后人對西太后的負面觀感，不良印象，都是受到這兩個中國通的《慈禧外傳》影響。幸好，曾任慈禧女官的裕德齡，用英文著述的《清宮禁二年紀》問世，讓辜鴻銘松了口氣，終于有人寫出來一位真實的太后，倍加贊賞之余，還為此寫了一篇英文書評，發(fā)表在當時上海的英文報紙《國際評論》上。他說：“這部不講究文學修飾、樸實無華的著作，在給予世人有關滿人的真實情況方面(尤其是關于那剛剛故去的高貴的滿族婦人情況方面)要遠勝于其它任何一部名著。”最后這句話，顯然是沖著那兩位“杜撰”的漢學家而去。

　　1915年辜鴻銘在他那部《中國人的精神》中，再次提及這個話題。“我原本想把我寫的對于濮蘭德和巴克斯著名的關于前清皇太后的著作的評論文章收入本書，遺憾的是沒有找到該文章的復件，此文大概四年前發(fā)表在上海的《國際評論》上。在那篇文章中，我認為，像濮蘭德和巴克斯那樣的人，他們沒有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國婦女——中國文明所造就的最高貴的女人，即清朝皇太后，因為濮蘭德和巴克斯這樣的人不夠淳樸——思想不夠率真，過于精明計較，像現代人那樣，排演的是扭曲了的理智。”如果，這位享譽中外的大師，看到這個巴克斯接著寫的第三本書《太后與我》，我想，老先生未必這樣平心靜氣了。

　　而且，從那以后，迄今為止，那些“扭曲了理智”的西方媒體，依舊本著那位一只耳朵的美國大佬對他外甥的“開導”，加上巴克斯男爵的“杜撰”精神，妄自臆造著合乎他們口味的唯恐中國不亂的消息。

　　四

　　《慈禧外傳》第十七章所引用的《景善日記》，視為奇貨可居的獨家秘籍，其實是巴克斯閉門造車的“杜撰”。他的搭檔，這本書的另一作者濮蘭德，說他自己并沒有看到過這本日記的中文原稿。1924年前后，英文版《景善日記》單獨在報紙上刊載，隨后，濮蘭德將英文手稿贈送大英博物館。館方循例要得到譯文的中文原件，但不知是當時越洋電話不好打，還是巴克斯心中有鬼，濮蘭德得到的回答，先是說他因生計困難，早就轉手賣掉；后是說他偶一不慎，落入爐中焚毀。撒謊的人常犯的一個低級錯誤，就是欲蓋彌彰，越描越黑。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丁名楠斷言：“景善日記是假的，白克浩司(即巴克斯)發(fā)現日記的整個過程也是假的。它不過是白克浩司為了蒙騙人們故意玩弄的花招而已。”

　　第一，作為日記這種文體，除了類似博客或微博，是要給人看的外，絕大部分日記，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私密性質。然而在這本日記中，看不到主人公一點點的私生活，內心活動，感情色彩，渴望追求的文字，更不用說不足為外人道的那些諱莫如深的一切，有所流露了。

　　第二，主人公為當時京城大把抓的普通官員，論理，有可能接觸個把高官，但官卑職微的他，居然成為執(zhí)政當局路路通的人物，從這本相當于在場新聞紀實的日記看。立場不同，觀點不一的高官貴爵，不分派別，與他過從甚密，事發(fā)始末，無不巨細悉言。在那個等級分明的封建社會里，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第三，一個坐冷板凳的禮部右侍郎，或一說為內務府官員，絕非炙手可熱的軍機處章京可比。他不可能處于新聞發(fā)生的源頭，更不可能介入政爭的風口浪尖，尤其不可能偵聽各方動態(tài)，打探內外消息，獲知老佛喜怒，了解百姓反映。我一直認為，這樣“包打聽”式的人物，正是當時巴克斯所扮演的角色。一個不上不下的旗籍官員，恪守本分，猶恐不及，哪有膽子卷入政治漩渦，惹是生非。

　　第四，最說不過去的，也是最不應少的，這位進士出身的官員，在自己的日記里，起碼要記下他四時八節(jié)，有感而發(fā)，應酬唱和，附庸風雅的詩詞歌賦，這也是中國文人最愛表現的一點。哪怕一個狗屁官員，要是不會寫兩句詩，要是不會題兩筆字，要是不會喝兩壺酒，要是不能風花雪月兩下子，在官場上能混得下去嘛？

　　百密一疏，巴克思完全有能量彌補這些漏洞，他應該會，也并不難。然而，所有偽幣制造者都有其無法擺脫的，受到時間、空間限制而注定失敗的宿命，因此，露馬腳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個細節(jié)上的疏失，最后導致滿盤皆輸。因為這個野心勃勃的巴克斯太急碴了，1913年，這位老兄40歲。他的《太后統(tǒng)治下的中國》出版，另一本《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也要問世，大清王朝剛剛斷氣，尸骨未寒之際，他的杜撰著作即應聲而出，這陣勢，這彩頭，最敏銳，最深刻，也是最及時的首席中國政治觀察家身份，能不穩(wěn)操勝劵地落入他的囊中嗎？于是，基礎奠定，本錢十足，名聲響亮，底氣充沛的巴克斯，開始向倫敦叫板。

　　當年8月，巴克斯通過海運，將他重約8噸的收藏，包括27000件中文古舊手稿，以及書畫卷軸，以及古版圖書，以及青銅器之類的文物，運抵倫敦。這當然是轟動一時的新聞，而更轟動的是巴克斯宣布，他將全部藏品捐贈給他的母校牛津大學，以回報對他的培育。這批在中國所搜括的東西，百分之百皆系贓物，充滿了賊腥味，但受贈者牛津大學，倒也沒有嫌棄，欣然接受。不過，牛津大學也有其“牛筋”或“牛勁”之處，就是不答應巴克斯提出的唯一交換條件，給予他教授頭銜。東西，我要；教授，不給。因為，一，他在牛津沒有修完學業(yè)，二，他在漢學領域里沒有權威著作。當一名普通的漢學家，可以，想當牛津大學的漢文教授，沒門。巴克斯退而求其次，看看是否可以得到一個名譽文學碩士的學位？主持校政那些老朽，研究來研究去，最終也沒一個結果。

　　一氣之下，他買了一張到天津大沽的船票，回到北京，在西城石駙馬大街一處院子里，過起隱士生活，從此終老中國。

　　五

　　1937年，日軍占領北平，巴克斯避難于奧地利駐華使館，結識瑞士領事賀普利，賀普利還是一位醫(yī)生，給他治療的同時，建議他把一生經歷寫出來，于是，就有了這本《太后與我》。在這本書里，這個被人視為瘋子加騙子的巴克斯，自稱與不少名人保持過同性戀關系，其中包括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奧布里·比爾茲利、法國詩人保羅·魏爾倫、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唯一的異性性交往者，為年過七旬的慈禧太后。在不堪入目的情色描寫之外，還杜撰了大量的政治事件，似是而非，荒唐突梯，驢頭不對馬嘴，比時下流行的“穿越小說”還要走火入魔。諸如大學士孫家鼐與郵傳部尚書密謀將太后與作者“捉奸在床”，不果；醇親王福晉(榮祿之女幼蘭)指使御膳房廚師下砒霜毒死作者這個“奸夫”，未遂；載灃、奕劻、軍機大臣毓朗、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xù)策劃廢掉太后，迎光緒“歸政”；慈禧獲知密謀，即指派太監(jiān)絞殺光緒，打算立溥倫為帝并處死袁世凱；隨后，袁世凱在召見時拔出手槍，“向太后連發(fā)三槍”……

　　你不能不佩服這老小子，真是虧他想得出來。一位名叫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批評家說：“巴克斯對于這些和太后之間的荒唐性愛游戲的放肆鋪張，以及關于他們之間遭遇戰(zhàn)的荒誕不經的詳細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徹底失常的極度興奮的性幻想變得令人生厭。開始于幾十年前的被視為機智、淘氣的諷刺作品(偽裝成了歷史)，如今退化為瘋子的涂鴉。”

　　那位最早指出巴克斯“杜撰”的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費·羅珀在 《北京的隱士——巴克斯爵士的隱蔽生活》一書中，建議這本《太后與我》，應該換個書名。他說，這本巴克斯的回憶錄，應該改為《巴克斯幻想的性生活：第一卷，在19世紀90年代的文學界和政界；第二卷，在慈禧太后的宮廷中》，更為貼切。

　　連對巴克斯深信不疑的賀普利，在編輯整理他的這本書稿的后記里，也不得不坦承：“這些事實在多大程度上因記憶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斷。”所以，他手里掌握的這份巴克斯的《太后與我》，不但在沉湎于性幻想中男爵還活著的時候，沒有張羅出版，甚至1944年巴克斯死掉以后，也沒有為他出版此書的意思。只是將他親手在打字機上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來的原稿，復印多份，分別寄存于英、美數間大學的圖書館。1973年，賀普利也去世了，這本《太后與我》，一直在圖書館束之高閣。

　　冷落了大半個世紀的這本書，到了2011年，似乎有點一聲令下的聲勢，先是英文版，后是繁體字版，接著簡體字版，接踵而至，好不熱鬧。

　　《太后與我》的出現，也許不過是一起人想發(fā)財而想瘋了的偶發(fā)事件，也許并非反華政客們有謀略的刻意安排，但是西方世界對于中國和中國人的文化騷擾，精神攻勢，其實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和時代背景的。試想一想，老舍先生的《正紅旗下》，多老大曾經說過“連咱們的皇上也怕洋人”的歲月，一去而不復返，那些抱有種族偏見，殖民心態(tài)，白人至上，霸凌惡習的西方人士，怎么說也是不甘心，不順心，不安心的。更何況面對自身難以排解的衰勢，面對中國難以阻擋的崛起，那種“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失落感，挫折感，還有從心底泛上來的酸溜溜味道，在肺膈腑臟間梗阻著，當然不好受，不痛快，不開心。于是，就像唐人柳宗元寓言中那頭最早運到貴州場壩上的毛驢，在沒有完全技窮之前，再尥你兩蹶子，惡心你一下，搗亂你一下，讓你難以招架，讓你窮于應付，是絕對有可能的。

　　(選自韓小蕙主編《2012中國散文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