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精神入世事

　　溫瑞安是中國文壇的傳奇人物。1954年出生于馬來西亞貧寒人家。小學四年級即已創辦“剛擊柔致道”結義19人，文武并修。

　　1974年負笈赴臺，以一介僑生，不過5年工夫，成立“神州詩社”，出版多種刊物，有社員近四五百人。　　

　　代表作《四大名捕》系列等。

　　編者按：

　　溫瑞安不僅擅長撰寫武俠小說，而且還擅寫其他文學形式的文學作品。本版與溫瑞安“大俠”取得聯系，并得到授權刊發其最新創作的散文、隨筆和武俠小說。

　　以前我寫武俠小說是為了興趣，寫作對我而言，是一種娛樂。世間有多少人能當工作就是享受，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想來，我真幸福，從八歲開始發表第一首詩起，五十年來如是，其他的事，都是馀緒。

　　可是，撰寫武俠小說卻增添了一種意義，那就是“信念”。我相信“俠義”。人間也有俠。我無意要考據、引述什么經典、古籍中對“俠”或“俠士”的闡釋，因為嚴酷的法制約束和腐迂的儒家文化壓抑曲解下，“俠”的真正意義已完全變質。俠變得一點也不變貌、變形、可愛了，俠變成了暴力與血腥、庸俗與浮夸、流氓與性結合。這是可悲的。因為任何一個民族沒有了俠情，就失去了虎虎生風、霍霍有力、充滿原創性的生命力，而任何一個社會沒有了俠行，就為腐敗、卑鄙、虛偽與機詐所盤踞。俠的存在本來是為了要激濁揚清，俠的活力是要化腐朽為神奇，俠是大時代里的志士，小社會中的仁人。對俠或揚或抑，那是古代之儒者的說法，也是今之學者的解讀。我心目中的俠只是：“在有所為與有所不為間作明辨大是大非的抉擇”、“俠是偉大與同情的結合”、“俠是知其不可為而義所當為者為之……”諸般意義，如此而已，如是奉行。

　　是以，俠不是好勇斗狠，不是不擇手段，不是比武決斗，不是罔顧法紀，更不是個人英雄。俠是優雅美學，是打抱不平，是伸張正義，是悠然出世，也可以浩然入世。“俠”不僅見存于古代，而且也一樣極需于現今，“他”可以是本著良知的記者、醫生、律師、店員、教師、工友、商人、路人、藝人、編輯甚至性工作者和微博控，乃至屠夫、相師。俠，根本就是民間。俠，一直都活在人民心里。

　　是以我寫“布衣神相“故事。開始寫這個系列的時候，大約是1981至1983年“流落”香港間，恰好是我在臺“蒙冤”，往來新、馬、日、韓，居無定所，天下雖大，無地可容之際，難免有些失意，但在寫作“布衣神相”的題旨上，依然沒有改變我的信念。知命而不認命，相由心生，心隨相轉，禍福相依，吉咎一體，出世精神，入世事業，夢幻空花，此身不妄。到頭來，凡我過處、去處，都成了我他日居所、遨游、發展之地，都與我別有一番因緣際會，真是自尋快活，不怕煩惱，夢里真真，開花成果。如果有命運，那么，面對和創造命運吧！

　　盡管我一向都認為武俠可以與文學結合，正如詩與劍交融時能自放光華，也認為通俗決非庸俗，是一種不俗，一種美德，雖然偉大的不一定能流行(通俗)，但極偉大的必然流行(通俗)——姑毋論是誰的大作，只怕都流行不過唐詩、宋詞、水滸、三國、紅樓、西游吧？他們都“流行”了千百年了，而且都能極通俗，不是能朗 朗上口發人深省，就是文筆流麗曲折離奇。我的小說從來不企求有學問的“大人先生”們繆夸高譽，只求寫給跟我一般的“平民百姓”看的。開始寫這個系列的時候，大約是1981至1983年間，恰好是我在臺“蒙冤”、“流落”香港，往來新、馬、日、韓，居無定所，天下雖大，無地可容之際，難免有些失意。我一面感到汗顏惶悚，一面又無比興悅自豪——這感覺要遠比任何有識之士予以片言高論、肯定來得更振奮吾心。

　　得要謝謝出版社，以大魄力和大手筆，讓我的作品得以“重現江湖”，把我的小說以“新姿”重現人間，使到如今還是一個“傷心快活人”的我，得以“花甲少年”桃李天下。

　　或許，這也合當我的命書在“皇極經世鐵板神數”演算到這時際的一句箴言吧：環宇頻生新事物，當思鼎故促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