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新詩呢?
新詩相對古詩,俗說“繼往開來”。
就“繼往”言新詩失去了什么?
就“開來”言新詩收獲了什么?
中國詩歌的源頭上飄揚著自己的美學旗幟:詩言志。
這個志,是集苦難、生命、愛情之三維于一體的大美之志。
“詩言志”是人類的美學《 圣經 》。
這樣,在精神制高點上新詩如何能夠“新”得起來呢?
那么,就只能以文字口語化為一臂,以形式自由化為另一臂,接過旗幟踽踽前行——這就是中國新詩的基本軌跡。
旗幟是接過來了,中國詩人對于中國詩歌的繼承發揚能力卻日漸衰減了。
癥結之一是民族文化美的衰減。
中國古典詩歌陣容中歌唱著多少集大苦難、大品格、大學問于一身者。
僅就學養言,打開一部中國詩歌史,比肩接踵、耳鬢廝磨而在的,有多少狀元和進士?
苦難是無字之書。無字之書,大文化。
大學養,大境界,
小學養,小境界。
大苦難,大格局,
小苦難,小格局。
文如其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國詩人欠缺中國文化的積累,又欠缺中國文化延展,當警醒喪魂落魄。
癥結之二是漢語語言美的衰減。
中國古典語言神形俱美。它的含蓄、簡潔、神秘、優美組成審美儀式。再加語匯創造上積累遞進意義的貢獻,就更加堅定了古典詩歌的優秀品質。
白話何咎?口語何咎?但欠缺文化美的白話口語就減損審美儀式感,就傷害詩。
癥結之三是格律形式美的衰減。
古典詩歌的形式美以格律為重要特征。中國方塊字鬼斧神工:它橫平豎直,神形兼備,鐵骨錚錚,頂天立地。一個字一座建筑,一個字一個個性,一個字一條生命。
就聽覺言,它的平仄韻律具有一詠三嘆、余音繞梁的交響質感。
就視覺言,它的格律具有勾心斗角、建筑之美和雕塑之美。
文化美呼喚記憶,
語言美便利記憶,
形式美確立記憶。
于是刻骨銘心,于是口口相傳。記憶把古典詩歌變成生活的鹽。
對此,美學欲辯忘言,理論只能說出一個朦朧的詞匯:魅力。
從古詩到新詩是特定意義上的解放。
我們把“解放”誤認為“自由”。
其實解放并不是自由,而只是通往自由的生態和條件。它們之間的距離仿佛鐵砧和劍。砧與劍之間相隔著火。沒有火里三次水里三次的煅打經歷,鐵錠如何成劍?
新詩萌于西詩,使命當是借鑒吸收、為我所用、開拓出一個卓爾不群、標新立異的中國新詩來。
那么,中國新詩對于西詩的了解和把握究竟怎樣,它的兼容能力又究竟怎樣呢?
首義的悲哀還是學養不足,整體意義的詩歌隊伍到不了學貫中西的境界。一個不了解別人的人,又如何能夠規劃自己、創新自己、獨特自己、發展自己呢?
于是亦步亦趨,于是東施效顰。
中國詩歌,中國的月圓月缺,中國的潮漲潮落;彈撥是中國的弦,出鞘是中國的劍。中國詩歌缺少了些中國!
一位青年問我什么是詩歌的時候,我說,那么什么是愛情呢?如果說愛情是伊甸園,當夏娃左臂疼痛的時候,亞當的左臂也疼痛。那么詩歌呢?詩歌就是當生活左臂疼痛的時候,詩歌的左臂也疼痛。
我們說的是詩歌之魂。
就前進歷程言,新詩寬松思索、多元創造的時間空間短暫單一,而為時過久地粘著在社會學的層次上。
于是欠缺創新,欠缺個人和集體創新的意識和能力。
在創新的欠缺中,尤其欠缺形式創新。
藝術最重要的是為藝術本身增添了什么。
從形式和內容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層次說,形式即內容。歌唱的目的是為把自己的聲音和一切已有的聲音區別開來,在大森林中,我們找得出一只為重復或完善別人而歌唱的鳥兒嗎?大師與大師的區別在很大意義上是形式的區別,比如莫奈,比如凡高,比如卡夫卡,比如普魯斯特。時代與時代的區別也是形式區別,比如漢賦,比如唐詩,比如宋詞,比如元曲。一部文學史乃至一部藝術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學形式的創造史和演變史。每個詩人都努力構建獨有的形式以把自己和別人區別開來,每個時代也都努力構建獨有的形式以把自己和其他時代區別開來。
一切曠日持久地缺少創新的事物,它還新得起來嗎?
不然,我們又如何能夠或努力能夠把自己和西方的詩歌區別開來?
獨創性拓展價值、不可替代和拒絕湮沒。
藝術呼喚獨創,特別呼喚形神兼備的獨創。
整體獨創始于個人獨創。
時代呼喚“詩言志”旗幟下走出來的中國新詩。
冰心老人用毛筆在我的宣紙冊頁上寫過一首短詩,她說:
年輕的時候
會寫點東西的都是詩人
是不是真正的詩人
要看到他老年的時候
老人囑咐我們終生工作,因為終生是歷程。
沒有身心兼備地走過“苦難·生死·愛情”之人生歷程的詩人不可能成為大詩人。
愛的靈魂屬于人類,愛的方式屬于中國的詩歌是中國詩歌。
愛的靈魂屬于人類,愛的方式屬于中國的詩人是中國詩人。
中國詩歌,中國血肉之軀上的左臂哦。
讓詩回家
曹紀祖
目前,詩歌已離家出走甚遠。人們似乎淡忘了她。包括許多大刊大報發表的詩歌,鮮有讓人過目難忘,更不用說一唱三嘆的了。有人說:當前一首普通的詩,也比歷史上曾經轟動一時的詩寫得好,這種說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盡管時代變遷,好詩依然會在歷史的淘洗中如真金般閃爍。誠如王國維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彼時風范與此時情調固然有異,但時代的回聲必定是歷史的留存,這是不容置疑的。不必引證《
詩經 》、《 楚辭 》、唐詩、宋詞中那些流傳千古,膾炙人口的佳作,也不必再回溯新時期之初那些充滿傷痛與反思、失望與希望,特別是渴求變革、預示轉機的優秀作品,僅僅回顧“5·12”汶川大地震后詩歌的“井噴”現象,回顧當時那些催人淚下的作品,我們便可以感知到一個真理:只有與時代同聲相應,與生活貼近,與民眾親近,詩歌才能打動人心,找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