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21)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時代的確不同了，社會現實急劇變化和發展，我們應當對當今所處的時代現實有一種自覺的意識和正確的理解。現實生活節奏加快，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在忙碌之余，娛樂休閑的多樣選擇，加上科技發展，網絡的興起，閱讀的快速直接，更多人已進入一種淺層“讀圖”方式，詩歌欣賞很難成為一些人的首選需要。而在物質利益的驅使下，一些人的精神向往與追尋則處于迷茫甚至缺失狀態。許多問題也由此而生。為了維護社會的安定與和諧，黨和人民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奪取新勝利的同時，除了加強政治思想的教育和引導，先進文化的建設就更為重要了，而詩歌正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詩歌從審美的角度看，可以凈化人心，讓人的精神情感高尚純潔，在今天多元豐富的詩歌創作中，我們也看到了這種亮色。特別是在汶川地震和玉樹地震發生之后，詩人和詩都表現出了空前的熱情，產生了大量的作品，在全國人民奮起抗震救災的斗爭中，詩人和詩都沒有缺席，從而讓我們看到了詩的希望。詩與時代，與現實逐漸又有一種貼近的感覺，希望能由此而創造出一種好的詩歌創作氛圍來。

　　二

　　要說清詩與時代的關系，重要的是還要正確認識和理解詩人的自我。從創作的意義上說，詩是詩人自己個人的創造。表現時代也是通過詩人的自我去實現的。關于詩人的“我”，長期以來，詩歌界一直存在著“大我”和“小我”的爭論。如果這個問題存在的話，在詩中有“大我”和“小我”，我以為都是有道理的。只是各自強調的內容不相同而已。因此在一定的創作狀態下，提倡表現“大我”或“小我”，也許都是合乎情理的，是一種創作走向的倡導的需要。但我以為，詩人的“我”就是“我”，從每個詩人的具體情況出發，從創作的角度講，是無法區別這個“我”的“大”或“小”的。每一個時代都只能有大詩人、小詩人和一般詩人的不同。這是由每一個詩人的才華、性格、氣質、思想、學識等綜合因素決定的，而大詩人，無論在什么時代，他們除了是詩的天才之外，他們對社會、歷史、現實都更要有深刻的了解和認識，因此他們要在哲學、文學、心理學，特別是詩學方面都要有充分的準備，這就是思想和文化的高素質要求，從而才能寫出無愧于自己時代的作品來。我們希望我們今天的時代能有大詩人，如果這樣的大詩人還沒有出現，我們需要呼喚，并為他們的產生創造適合的條件，能讓這樣的詩人和詩更多更快地出現。這里有兩個認識上的問題需要解決。一是認為詩只能是“小眾化”的，讓詩的自我萎縮。人們常說“詩是文學中的文學”，從詩的表達要對詩意的提升和語言的精致等要求看，這也許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來，詩和其他藝術門類相比較，詩的確應有自己的特殊的表現要求，但并非就以為是一種唯一的“高精尖”，讓常人無法抵達，只有極少數人才能專有。事實上，主張詩是“小眾化”的，而與大眾無關，如今許多詩的小圈子、沙龍活動盛行，自我娛樂甚至互相追捧，都以為只有自己是天下第一。他們所謂“非官方化”，讓詩與社會時代無關，與別人無關，這是一種自我孤立，是使詩走向瑣屑低俗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就是有少數詩人，特別是青年詩人，他們寫詩，把目標定在為享有一種時代歷史的權利份額上，讓詩自我膨脹，他們并不了解自己的才華，更不了解如何才是對時代歷史作出真正的藝術貢獻，而只想到怎樣能更早進入歷史，如簡單的表面的代際劃分，似乎就可借此占有了歷史地位。如70后、80后或90后，從生理年齡劃分是可以理解的，但以此區別詩人就未必合適。其實任何時代詩對歷史的藝術貢獻都是由老、中、青詩人共同完成的，時代歷史是無情的，它只能在時代和審美的坐標上來選擇詩和詩人。如果真有代際劃分，那也只能是文學史家和詩歌史研究者，為敘述歷史的需要，科學地說明藝術流變和發展走向而采用的一種方式，這應當與詩人和創作本身無關，只有詩人的自我標識和心理歸屬的向往是無濟于事的。

　　當然，對每一個詩人來說，由于生活環境和經歷閱歷的不同，他們的作品對社會、對廣大人群的影響也會是有區別的。有位大作家曾說過，“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各種各樣詩人和詩的存在，這也是形成詩的良好生態所必須的。從這個意義上，詩的“大我”和“小我”都有存在的理由，但詩人必須要有一種自覺意識，認識和了解自己的時代，努力為時代創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

　　三

　　如果客觀冷靜地回顧一下歷史，我們會注意到，過去我們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時候，談到詩與時代和現實，總是離不開現行政治甚至具體政策的實施，這就使詩歌以至整個文藝創作的道路越走越窄。在某種情況下，時代現實就是政治，成為了創作的一種神性桎梏，實際上不但扼殺了一些詩人的創作活力，也使詩的創作逐漸離開了時代和現實的真實，也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普遍的審美需求。

　　自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社會經濟蓬勃發展，詩歌創作則以美的探索和追求代替了政治的吶喊，以個人的歌唱代替了抽象的所謂集體意志的表達，使詩人以個性化的方式對時代、社會、現實、人生進行詩意的感悟與表達成為可能。但矯枉過正，超越了一定的度，在以后的發展中，卻又使少數詩人的創作走向了另一極端，主要是少了精神的向往和支撐，詩在走向平凡的同時，有的也走向了平庸，這也使對詩懷著誠摯忠貞的人們感到遺憾和無奈。今天詩歌的這種狀態，正是需要我們通過艱苦的努力去逐漸改變過來，正確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和所面對的社會現實，處理好詩與時代的關系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了。

　　新時期以來，我們曾努力倡導詩人的個性化創作和詩壇多元化格局存在的合理性。如今，應該說這種愿望已成為現實。但在面對豐富與多樣的統一中，確實又已經摻進了某種蕪雜和混亂。因此我們需要呼喚詩歌精神的回歸，在豐富與多樣中，提倡詩人要有一種自覺，強調在新時代，特別是對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文化品格的實現，應當明確提到日程上來了。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認識和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在和諧發展的進程中，在維護詩歌良好生態的前提下，我希望詩人能有更充分的深層次心理準備和文化的積累，耐得住寂寞，不能浮躁和急功近利，我們相信詩是不受物質利益誘惑和驅動的。詩是“抒情”“言志”的，是一種人的純粹的精神情感表達。詩要表現時代和現實，但并不是只注重事實事件的具體表象描寫，而是更注意時代情緒和人民大眾的精神理想的表達。這些年，由于老、中、青詩人的共同努力，在這方面已經產生了許多優秀作品，只要我們在這方面奮發努力，真誠地維護詩歌，促進詩歌的振興和發展，讓詩歌無愧于我們偉大的時代，詩歌也就會有美好的未來。

　　“大我小我”，須待細究

　　黃亞洲

　　關于詩歌表達心聲的“大我”、“小我”之辯，一直是個話題，是個辯題，是個課題。幾十年來我們面臨著各種各樣的論述和教導，我也曾以此題論述和教導新生代的詩歌愛好者，我們覺得這個題目比較好說，容易說得嚴肅說得崇高。但是，今天，若真要把這個“大我”、“小我”正式放到文藝理論的層面上加以探討，我想，恐怕還得再細究一下，這似乎不是一個三下五除二的直白的話題。

　　算起來，我也有四十年的詩齡了。四十年里我努力把我的長短句子卷起來，卷成長長短短的喇叭，真摯地吹奏“時代最強音”。我的絕大多數詩作被認為是陽光的、明朗的、“與時代同步”的，因此有不少人稱我“主旋律詩人”，我一直不認為這個稱呼含有多少貶意。

　　我確實喜歡在前沿“行吟”，也就是所謂的“在場”，或是“在線”。譬如，五年前，我參加中國作家“重訪長征路”活動，在大渡河小涼山以及雪山草地之間，邊走邊唱，寫下一冊《

　　行吟長征路 》，還以此詩集獲了魯迅獎；譬如，兩年前，南中國遭遇雪災，我急隨中國作家采訪團趕赴重災區黔南州，還爬上積雪皚皚的山頭向搶修電網的英雄們朗誦我的獻詩；譬如，汶川大地震的第九天，我就隨中國作家抗震救災采訪團趕到四川，奔走于山崩地裂后的都江堰、綿陽、綿竹、北川、什邡、漢旺等地，十天間寫下一冊詩集《

　　中國如此震動 》，采訪團長高洪波在四川現場就為這冊匆匆寫就的詩集寫了序言；譬如，為了國人矚目的“北京奧運”，我應《

　　光明日報 》約請，特地開設“詩歌專欄”，每日以詩歌作評論，十六個奧運日在《

　　光明日報 》發表了十六首詩；譬如，我今年寫的反映“玉樹抗震救災”的詩，《

　　文學報 》在“全國哀悼日”頭版推出；譬如，我今年寫的反映“上海世博會”的詩，《

　　光明日報 》也于世博會開幕當日在頭版推出……我不厭其煩地羅列這些，是想說明一個“當代”詩人是如何慷慨激昂地沖在“當代”進行“詩言志”的，是想說明一個詩人在試圖表達“大我”上有如何的一腔激情。

　　我不否認，我的這些歌唱，確實蘊含“時代強音”。這種“時代強音”與“大我”的心聲，應該說，有某種基本的重疊，但是對于“大我小我”概念的理論闡述，則比一個詩人的即興歌唱，要復雜得多。

　　似乎，有下列幾個問題應該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