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讀到的傳記和回憶錄作品不少,也常常有人慫恿我寫這樣的東西。也許,人到了一定的年紀,回憶往事成為一種習慣、一種生活內容也是難免的。讀了不少回憶錄的作品,總不滿意,也不知道為什么?前兩天閑翻舊影碟,翻出意大利紀錄片大師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好久沒看了,又把它放進DVD機里,看到熟悉而新鮮的畫面。安東尼奧尼在1972年受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邀請來拍一部關于中國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在有關方面的陪同和安排下,拍攝了北京、河南林縣紅旗渠、蘇州、上海這些接待方認為有代表性的地方,在陪同人員的陪同下進行了拍攝。影片完成并在海外上演后,文化革命中的中國領導人組織了對這部影片密集的批判。事過四十年,再次看到這些畫面,感到震撼,真實而不加修飾的逼真記錄,為一個時代留下了可貴的影像。安東尼奧尼因為拍攝這部影片被扣上了“反華”的帽子。為什么這部影片會讓當時的文革領袖們惱怒呢?也因為它的過于真實!再次觀看這部紀錄片,讓我反思了許多關于回憶和真實的問題,我也在回憶,而我的回憶與這些膠片記錄下來的記憶也有差別,差別在哪里呢?
我認真反思一下,時光荏苒,我的回憶會被各種外部的力量“剪接”“編輯”和“刪改”,重新恢復記憶的原貌,需要拂去遮蔽在記憶上的那些浮塵。《中國》影片中用了相當長的膠片拍攝了一個“針刺麻醉”剖腹產的全過程。沒有麻醉師只用了幾根銀針,產婦努力微笑中產下嬰兒,護士還在手術臺上喂產婦進食。很顯然這是得到接待方安排的節目,證明中國醫療革命的成果。我不反對針灸,但確實是我們曾有這樣極低水平的醫療狀況:一把草藥一根針再加一個沒有經過專業培養的“赤腳醫生”。這本來是極其讓人觳觫的危境,而人們卻一直當作偉大成果在歌唱,是我們的判斷力出了問題,還是我們忘記了事情的本身而記住了口號和標語?我記起我當年插隊的那個村莊赤腳醫生的藥箱,一盒針灸的針,三瓶藥,消炎片、去痛片、阿司匹林片,再加碘酒和紅汞藥水,全村的醫療就靠這六件藥品。因為我背過所以記得,因為我一直認為不重要,從未想起過它?《中國》為1972年的中國留下了可貴的影像,如果以《中國》的記錄為起點,可以看出四十年中國人的生活發生了何等驚人的進步。
記憶需要恢復,也需要喚醒,還需要校正。前些日子在廣東參加中國旅游業一個峰會。見到了民間博物館的著名人物樊建川,他征集了大量的民間收藏,創建了規模宏大的抗戰博物館和汶川地震博物館,以及各個時期中國人的日用品等幾十個專門類型博物館,他告訴我光是各種檢討書他就收了十萬份。我不知道他這十萬檢討書能否展出,會不會涉及他人隱私,但我相信這樣的民間博物館是恢復記憶,喚醒記憶和校正記憶最好的課堂。樊建川是個博物館奇才,也是個精明的企業家,見面時,他穿的套頭衫前胸綴了個布老虎,下有一行字“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自己給自己設計了個憤青外貌的行頭。我贊賞他做的事情,因為他在為我們這一代人保存記憶,人們會從那些曾經遺忘的物件中拾回遺失的故事。
因此,當我再一次想起巴金的那三個字:“說真話”,更感到這三個字的分量。以前只是理解為“敢不敢”說真話,在思想解放的闖關時節,是需要勇氣和膽識;其實還有一個“能不能”說真話的問題。記憶被剪輯被涂改之后,說出來的還是真話嗎?當自我迷失,匆匆寫出來的那些“回憶”可能“神馬都是浮云”,是提前寫出的光彩謝幕詞,給這個浮華的時代添一抹浮云而已。今天的讀者真的如巴金所說:不再相信夢話!
抹去回憶中的浮云,沒有神馬,“沒有神,也沒有獸,大家都是人”。還是巴金說得對啊,人之所以是人,因為人才會有回憶,所有人的回憶就構成了最真實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