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長篇小說《春盡江南》緬懷詩歌的時代(賀紹俊)

　　《春盡江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出版)是格非的烏托邦三部曲的終曲，這個三部曲耗費了他十多年的心血。真應了曲終人散這句話，最后這部作品傳達給我們的竟是死亡的信息。對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事實上，格非在動筆寫這個三部曲時，讓他魂牽夢縈的烏托邦情結已經在他心中死去，他只不過還有勇氣把死亡的過程講述給我們聽。這大致上也就決定了三部曲的音色，它們是灰暗的、陰沉的。但即使我們斷定格非是帶著死亡的意念上路的，仍能感覺到他并沒有喪失先鋒作家的氣質，因此他從死亡中發現了神秘之美，小說主人公譚端午說他“感覺到一種死水微瀾的浮靡之美”，事實上，小說敘述從頭至尾都彌漫著這種浮靡之美。浮靡之美是這部小說的主調，也是格非面對現實發出的一聲嘆息。

　　格非作為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他基本上處在虛空高蹈的狀態下寫作。中國新時期的先鋒作家在經歷了上個世紀90年代的短暫風光之后，便紛紛偃旗息鼓，轉向寫實性的寫作了，他們因此常常成為人們嘲弄的對象。但格非是少有的幾位仍然保持著先鋒銳氣的作家之一。當然這并不是說格非拒斥現實，只不過他有自己處理現實的方式，《春盡江南》就是格非直接面對現實的一部作品。當我們讀完這部作品后，也許應該為我們曾經對先鋒作家的嘲弄而感到汗顏了。因為對于格非來說，他從來就沒有偃旗息鼓，先鋒性始終是他的銳利的武器，他能夠面對現實，卻并不屈從于現實，而是將先鋒性嵌入到現實之中，因而他對現實的穿透力遠遠勝過一般的寫實作家。事實上，我們應該對先鋒作家的努力給予更加公正的評價。也就是說，我們不應該嘲弄他們由先鋒寫作轉向寫實寫作，相反應該從這種轉向中看到他們是如何給現實帶來新的處理方式和新的空間的。格非是在這方面做得特別認真也特別成功的一位，他的《春盡江南》讓我們對現實主義有了更為準確的認識。現實主義并不是一面純粹反映現實圖景的鏡子，現實主義是作家觀察世界的一種方式，因此作家主體是現實主義的靈魂。現實主義必然是作家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和把握。格非在面對現實時有著清醒的主體意識，主人公譚端午可以說就是他的化身。他不過是寫了一個對現實越來越不適應的小知識分子身邊的生活，這樣一種生活描寫當然不會是全景式的或史詩性的，但他從這個人物狹窄的生活視鏡里看到了現實最致命的問題。他將這個最致命的問題歸結為“浮靡之美”。今天的社會顯得是多么的繁榮啊，就像是熱帶雨林，蒸騰著旺盛的氣息。追逐物質和享受成為人們惟一的目標，人們可以不擇手段地掙錢，也可以毫無羞恥地沉湎在聲色犬馬之中。問題在于這種“浮靡之美”已經深入到社會的骨髓，幾乎無處不在，無一幸免。連譚端午去參加詩歌研討會，吉士首先拉著他去的是色情場所，吉士的理由非常正當，他引用的是歌德在《浮士德》中的名言：“對人類社會的一切，都要細加參詳。”他要像靡菲斯特一樣帶譚端午去“破戒”。格非的死亡意念由此而來，也許在他看來，現實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人們沉浸在浮靡之美中，但譚端午清醒地知道，這只是死水微瀾的反應罷了。

　　格非為我們塑造了兩個相對應的人物，他們對待現實的方式截然相反，一個是譚端午，一個是他的妻子家玉。家玉能夠勇敢地面對現實的挑戰，也能夠把握住現實的脈搏，她刻苦自學，取得律師執照，辦起律師事務所。以世俗的眼光看，她完全是一個成功者，她有足夠的資格訓斥譚端午。在家玉的眼里，譚端午是一個“和整個時代作對”的人。格非不正是把譚端午當成一個對抗者來塑造的嗎？但這是一種特別的對抗，他是以做一個失敗者的方式來表達他的對抗的。因為這是一個“惡性競爭搞得每個人都靈魂出竅的時代”，你只有成為一個失敗者，才能守住自己的靈魂，才不會同這個時代同流合污。譚端午是格非為我們精心打造的時代勇士。這個勇士顯然并不被現實所認可，他在現實中無所適從，甚至都無法解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細小問題。但情節的發展卻是，成功者需要失敗者來拯救。當家玉身患絕癥，一個人悄悄躲在成都準備結束自己的生命時，譚端午正在機場焦急地等待航班起飛的通知。在兩人的QQ對話中，一再訓斥譚端午是一個無用的人的家玉，卻痛苦地承認：“我已竭盡全力。但還是失敗了。”這或許是格非對現實的一種預言，他把希望寄托在失敗者的身上。

　　當然我們不能從一般意義上來理解格非所說的失敗者。失敗只是針對現實而言的。只有當一個人對現實徹底失望時，他才會把希望寄托在失敗者的身上。花家舍是格非為這個三部曲設計的烏托邦，三部曲寫了花家舍的三個歷史階段，而《春盡江南》中的花家舍墮落得最為徹底。譚端午的哥哥元慶和商人張有德合伙租下花家舍，要把它建成一個與世隔絕的獨立王國，但顯然兩人的思路截然不同，元慶想把它恢復成烏托邦式的“花家舍公社”，但商人張有德不過是要把它建成一個隱蔽的銷金窟，美其名曰“伊甸園”。元慶在這場較量中失敗了。元慶以正面對抗的方式去解決現實的問題，但最終被現實摧毀，成為一個關在精神病院的瘋子。元慶反襯出譚端午的姿態才是最恰當的：“無用者無憂，泛若不系之舟。你只有先成為一個無用的人，才能最終成為你自己。”

　　但必須看到，譚端午敢于做一個失敗者，并非他要去踐行老莊思想。今天那些萎靡頹廢、不思進取的人都愿意從老莊那里找到口實。譚端午的內心是強大和豐富的，他的內心裝著的并不是老莊，而是另一個現實，這個現實就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現實。格非的文學理想大概也是在那個年代建構起來的。他至今對那個年代仍充滿著景仰和緬懷。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年代，浪漫的精神自由飛翔，那更是一個詩歌的時代。譚端午是80年代小有名氣的年輕詩人。詩人無疑得到社會極大的尊重。秀蓉也是因為仰慕詩人而跟隨著來到荒僻的招隱寺，并且羞怯又天真地對譚端午說：“我已經是你的人了。”但是，一位詩人之死預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于是，秀蓉也改名為家玉。譚端午后來再次遇到家玉，并與她結了婚，但讓他糾結的是，“‘秀蓉’所代表的那個時代，早已遠去、湮滅”。格非以詩歌作為時代的分界線，他所說的詩歌，當然不僅僅是指一種文體，而是囊括了一切精神文明的歷史積淀。我們在80年代的現實中能夠感受到它，捕捉到它，但這個美好的現實隨著一次詩人之死而戛然終止。讓譚端午以及格非痛心的是，在當今的現實里再也找不到詩歌的位置，甚至連現實中的詩人也變了味。格非在敘述中會忍不住站出來對沒有詩歌的時代嘲弄一番，“如今，詩人們在不大的地球上飛來飛去，似乎熱衷于通過談論一些犄角旮旯里的事來聳人聽聞。這是一種新的時尚”。格非把所有的理想都賦予了詩歌，所以他要寫一首詩歌作為這部小說的結尾，詩歌名為“睡蓮”，這個意象是圣潔的、靜穆的，很適合表現逝去的80年代。我讀到其中一句“白蟻蛀空了蓮心”時，感到一陣鉆心的刺痛。我以為，格非始終是帶著這樣一種情緒在寫作的，我們能在敘述中體會到作者的痛感。

　　如果這部小說僅僅傳達一種死亡的信息，那頂多只是讓讀者哀傷一把。格非并沒有喪失知識分子的立場，他要把死亡的信息傳達給大家，是為了讓大家對現實保持足夠的清醒。小說寫到一個細節，譚端午一度被“犧牲”這個詞迷住了，寫了一首長詩，題目就叫“犧牲”。他認為，“正是‘犧牲’這個詞的出現，使得我們司空見慣的死亡的實際含義，發生了某些變化升華。它所強調的恰恰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所指向的意義”。格非讓譚端午整天捧著《新五代史》在讀，因為這是一本衰世之書。但格非要強調的是，歐陽修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使時代的風尚重返淳正”。或許格非就是以歐陽修為楷模開始了《春盡江南》的寫作，但格非的不同之處則在于，他要為盛世時代寫一本“衰世之書”，其中的深意不難明白。　(賀紹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