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駐在心中的那些永遠——觀話劇《春天的承諾》

　　承德市話劇團的新戲《春天的承諾》，以舞臺呈現的莊重和濃郁的情感，讓人走進那段莊重的歷史，又讓人產生一種莊重的現時回應。新中國建立前的西柏坡是一個時代向著新一個時代巨變的拐點。舞臺所演繹的是一個歷史的真實的故事，它的情理性和話題性，既讓人們感應歷史，又讓人們的思緒延續著歷史，領悟到群體性的社會痛苦，激發出正確的前行方向，接受一個新時代的考驗。因為從這里發生“趕考”的誓言，關系著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

　　凝練是舞臺藝術的使命，《春天的承諾》正是以一種高度的藝術凝練，使這部情理戲劇呈現出舞臺藝術的大情大理。毛澤東與蔣介石對峙性旁白拉開了帷幕。“決戰中國的時刻已經到來……在這個碩大的棋盤上，蔣介石是在九朝古都南京，我毛澤東卻在太行山的一個小村……當年我對蔣介石講的國共要調個位置的預言，就要在這里實現！”“我輕視了毛澤東……我有責任，驕兵必敗……不，起碼要留下半壁江山……”這種強烈的有理性的戲劇語匯，構建成這部戲的一種文化特質。它有著一種強烈的蘊含量。當嚴酷的戰爭順著勝利，進入到一個階段時，變質與否就成了一場新的戰爭。有的英雄也會從疆場滑向刑場，就連蔣介石也抱怨“是我們自己打敗了自己”“腐敗已經進入到骨子里去了……豈不兵敗如山倒？……”毛澤東深夜難眠，心事重重的是身邊出現的腐敗跡象，他與黃炎培在延安窯洞促膝談心的是“環境漸漸好了，地位漸漸變了，人的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歷史上‘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都沒有跳出這個周期率……”一個理性且具有思辨價值的命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春天的承諾》的戲魂，它讓我們能夠領悟到“生活就是一種永恒的沉重的努力”。讓人佩服的是劇作家孫德民，他不是也不會去作一般的道德評價、政治評價，而是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到人性的深處去體現人的情感世界，給理念注入情感的活力，營造出一個具有思辨力而且難以讓人平靜的戲劇天地。

　　西柏坡的李大娘在丈夫犧牲后，把兩個兒子送上前線，去的就是平山團，1943年在抗日的烽火中哥倆一起犧牲了，大娘將最后一個親人送進了部隊，西柏坡就是一個“最后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后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后的老棉被，蓋在擔架上，最后的親骨肉，送到戰場上……”“我要告訴老蔣，我毛澤東沒有那么大本事，是人民，就像太行山和西柏坡的老百姓，幫助我們打敗了日寇。如今……是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扛起槍參加了解放軍，推起小車，抬上擔架支援了人民子弟兵……”李大娘的一家就實實在在成為這種宏大論述的真切印證。然而最難熬的是，李大娘最后的親人，在屢建戰功的英雄榮譽中，經不起城市燈紅酒綠的侵蝕，陷入腐敗的泥潭，“以榮取辱”越陷越深。一切難熬的存在，給李大娘，給戰士們，給千千萬萬民眾，當然也給毛澤東，帶來無盡的煎熬，于理于情似乎都顯現出一種邁不過去的坎。這是一場情感碰撞，理念碰撞，情理融合和情理割裂的人性、人情、公理、天理的思辨。導演黃定山緊緊把握著這部情理戲劇的話題性特質，以人物心靈的深層開拓，充分發揮表演文化的諸多要素。這一臺戲的演出是優質的表演，營造出的人物是優質舞臺形象，尤其是毛澤東、李大娘和那個在悔恨中番悟的李鐵。舞臺呈現是那么緊湊，形象的心理開掘是那么扎實。劇中準確地使用了鼓聲，在戲劇進展中，沉重的音響既有著一種律動感，同時是人物心靈的外化。它敲在事態上、人物的心靈上，也敲在了劇場觀眾的情感上，它是這部嚴謹情理戲劇的一樁獨有的藝術語匯。

　　保護歷史是當下的一個強烈的文化訴求，因為遠離歷史、褻瀆歷史的現象實在讓人揪心，有良知的戲劇藝術家，以歷史的形象透視，在保護歷史的重任中，《春天的承諾》就顯得格外肅穆。

　　當蔣介石以一番失敗者的嘆息，念叨著“腐敗，照樣會去挖共產黨這座大廈的墻角……也許，黨國的今日，就是他們的明天……”毛澤東的回應是：“我們共產黨人深深知道，趕考是一個長期永恒的課題，需要我們一代代認真地回答下去……”戲在這種語境中走向尾聲。顯然“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就成為一種生存的本色，永遠永遠在趕考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