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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而數任,余隆或許是當今中國最忙的指揮家。肩挑中國愛樂樂團、上海交響樂團、廣州交響樂團三團音樂總監重任,同時是上海夏季音樂節聯合總監和北京國際音樂節藝術總監,并于2015/16樂季起,出任香港管弦樂團首席客座指揮。
去年,已過知天命之年的余隆,先后獲得第四屆“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和“中華藝文大獎”等殊榮。
頭發一絲不亂,帥氣的西裝優雅得體,穿梭于各種場合,他的衣著都一絲不茍。實際上,在交響樂界舉足輕重的余隆,為人與穿衣一樣有章法。
確實,如果沒有章法,余隆無法指揮樂隊演奏出和諧的樂曲,更無法“指揮”得動自己過于充實的生活。余隆是個音樂活動家,這與指揮家的行當本色是相通的。指揮家的任務并不是單純地舞動指揮棒,他需要縱覽全局。
在他的辦公室里,一張被裱在鏡框中的200元收據十分顯眼。原來,余隆執掌的上海交響樂團規定,排練遲到罰款100元,排練中手機鈴聲響罰款200元。“我下飛機趕排練,忘了關手機鈴聲。手機響了,罰款200元。大家照章辦事,千萬不要找理由,不要給自己留后路,這樣樂隊才有規矩。”余隆說。
余隆反復提及“標準”和“規矩”。“建立標準很重要,所有工作的職業化,都是以最簡單的方式去解決最復雜的問題。在我們的行業里,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壞的,要么是對的,要么是錯的,千萬不要給自己找解釋的理由。我常常遇到有人說,‘這件事是不好的,但是因為……’所以這些不好的事情就應該容忍?”
樂團建設需要規矩,上交實施三年考核制,首席樂手若考核成績不佳,降為普通樂手,普通樂手發揮出色,升為首席。同時,上交打亂樂手座位,除了各聲部首席外,其他樂手座位不固定,根據曲目編排。“所有人都想往前坐,以前還有人半夜拿著琴放在座位上占座,時間久了,大家意識到,還是要靠技術說話。沒有真本事,搶到前面的座位,也拿不下曲目。”
商演演出也需要標準。“現在很多商演談判,就像菜市場討價還價,贊助商隨意指定曲目,塞入關系人員。樂團應該建立固定標準,對節目有話語權,有底線。喪失了話語權,如同部隊繳械。”余隆說。
如今,自律已經成為余隆的習慣。學習音樂需要持續不斷的堅持。余隆坦言,起初學習音樂并非出于興趣,而是受家庭環境的影響。他認為自己在這方面做得并不好。技術的訓練是非常痛苦的過程,而大多數人在幼年時無法體會音樂結構和邏輯上的美感,當明白的時候又過了技術訓練的年齡。外公看到余隆無法成為鋼琴家,就建議他改學指揮。當時的余隆有些沮喪,現在他釋然了。成為指揮家需要機緣和努力,更需要更為全面的能力。
作為樂團藝術總監,余隆不僅要負責指揮業務,還要維持樂團的正常運營。現在,他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對他來說,睡得少是優點也是缺點。他有更多的時間工作,然而睡眠不足對身體的傷害也不言而喻。余隆說,以前,指揮家是個長壽的職業,而現在,壽命卻越來越短。“努力工作,少睡覺,多干活。在年富力強時要多為社會作貢獻。人的價值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另一方面是對社會的貢獻,這兩方面是統一的。別人睡八個小時,我只睡五個小時,別人用一分力,我用五分力,我沒有什么其他竅門。”
“大家經常叫我德國人,”余隆的玩笑中透著驕傲,“因為我總是不停地強調’紀律’和‘規矩’,但我以為,這就是成功的秘訣,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鹿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