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其明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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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曲《紅旗頌》在國家大劇院音樂廳奏響，此起彼伏，鏗鏘有力，仿佛把人們帶回到新中國剛剛成立的那一刻。這部交響史詩已在中國人心頭飄揚了整整50年。

　　1965年，在“上海之春”音樂會的舞臺上，管弦樂序曲《紅旗頌》初啼新聲。此后，這部交織著沉思與激情、奮斗與犧牲、信念與追求、勝利與光明的作品，成為一代代國人音樂與理想的記憶。

　　而《紅旗頌》的曲作者正是如今已86歲高齡的呂其明。

　　2016年3月，《把心交給祖國——呂其明作品專場音樂會》亮相國家大劇院。這是呂其明第一次攜作品進京，他為首都聽眾獻上了自己一生的經典之作。

　　“為祖國和人民抒寫、抒情、抒懷不是口號，而是神圣的使命。”呂其明說。70多年的創作生涯，他創作出《紅旗頌》《誰不說俺家鄉好》《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等深入人心的音樂作品，也將自己的一顆赤誠之心無私地獻給了祖國。

　　結緣

　　那是一個夜晚，萬里無云，皓月當空，當時只有12歲的呂其明聽到遠處傳來美妙的小提琴聲，于是循著旋律跑了過去。那時，他并不知道拉琴的人是誰。

　　呂其明站在不遠處靜靜地聽，他第一次感受到，世界上還有這么好聽的音樂。而那個拉琴人，不是別人，正是我國著名的音樂家賀綠汀。

　　少年時代與賀綠汀的相逢，開啟了呂其明的音樂道路。“大樹下拉著小提琴的賀綠汀先生帶給我的音樂震撼與感動，至今依然。”

　　1942年春夏之交，賀綠汀從上海來到淮南抗日根據地。那天，呂其明所在的“抗敵劇團”全團同志到村口去迎接這位音樂家。

　　“遠遠地，走過來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年男子，后面有人牽著一匹棗紅馬，馬背上掛著一個盒子。我一下就被這盒子吸引住了。后來才知道，這是賀先生隨身攜帶的小提琴。”呂其明回憶。

　　一曲結束，賀綠汀一回頭，看到了呂其明，便走過來和他聊天。當得知呂其明只有12歲時，賀綠汀說：“讓你父親想辦法給你買一把小提琴吧，你現在正是學琴的好時候。”

　　正是這句話，開啟了一位作曲家的夢想之路。

　　創作

　　26歲時，呂其明應導演王新民的邀請為電影《鐵道游擊隊》作曲。此前的小說他讀了好多遍，再加上以前的從軍經歷，腦子里早已充滿了游擊隊員們的各種生動畫面。

　　《鐵道游擊隊》故事驚險，像一張繃得緊緊的弓。呂其明建議導演：“藝術應該有張有弛，有強有弱，不妨增加一點篇幅抒發游擊隊員們的情感。”

　　于是，就有了我們所熟悉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曲調開端緩慢抒情，渲染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副歌節奏清晰明快，烘托著英雄主義情懷。

　　呂其明說：“生活是創作的源泉。這首曲子得以傳唱，很重要的原因是非常接地氣，汲取了山東民間音樂的豐富養分。”

　　1945年至1949年，呂其明跟隨部隊長期駐扎在山東。他利用業余時間搜集了大量的山東民歌與戲曲，研究當地音樂的調性和語言。

　　這些采風而來的素材經過消化吸收成為呂其明的創作源泉。《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聽起來是地道的山東風格，但又讓人無法找到任何一首民間音樂曲調作為原型。

　　1951年，呂其明從上海調入中央新影制片廠，迎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時期。此后的四年里，每年的“五一”和“十一”他們都會到東單集合，然后等待通過天安門接受毛主席的檢閱。也正是那段時光的激情、靈感與思考，給他后來創作《紅旗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豐富素材。

　　1951年，為給紀錄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配樂，呂其明深入淮北農村工地，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并在那里搜集了大量的地方民歌。

　　1953年，為給紀錄片《鞍鋼在建設中》配樂，呂其明在鞍鋼生活了將近兩個月，在廠房里體驗生活，訪問勞動模范。

　　而在創作管弦樂序曲《焦裕祿》時，呂其明已經60歲，但他依然深入蘭考兩個多月，選取了大量民間音樂素材，最終采用民間說唱的方式，讓一部極富河南地方韻味的作品應運而生。

　　呂其明一直堅信：“創作一定源于生活，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找到音樂的靈感，才能創作出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時代的文藝作品。”

　　奉獻

　　曾有人動情地說，呂其明既是戰士，也是農民，是工人。作為文藝兵，部隊駐扎時，呂其明搜集當地民歌，研究民間音樂。接到任務后，他就往生活的一線跑。

　　在呂其明眼中，“搞藝術是需要一點奉獻精神的”。在藝術日漸被商業與利益誘惑的當下，這句質樸的話，著實有著簡單卻深邃的啟思力量。

　　1998年，南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進行改造，其中一項是要增加背景音樂。紀念館的人來上海找到呂其明，他欣然接受了這個創作任務，答應用半年時間完成，并且不收任何報酬。

　　完成后，呂其明請上海交響樂團為作品錄音，但當時樂團的日程全部排滿。呂其明找到樂團的陳光憲、陳燮陽商議，決定利用兩天的休息時間來完成錄制。

　　最后，大家還將錄音節省出來的4萬元捐給了雨花臺烈士紀念館。“當紀念館的同志拿到錄音和捐款時，感動得不得了。如果創作只為賺錢，就把自己和藝術變成商品了。”呂其明說。

　　在呂其明的音樂理念中，創作是一種精神、一種價值、一種存在于人內心中的美好，音樂創作遠比物質利益更具有吸引力。

　　1990年，呂其明離休后，峨眉電影制片廠副廠長打來電話，請他為電影《焦裕祿》作曲。他一聽，二話不說就同意了。

　　早在20世紀60年代，呂其明就讀過穆青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感動得熱淚盈眶。他根本沒考慮報酬問題，很快便奔赴蘭考體驗生活。“能夠為這個題材貢獻自己的力量，我感到很驕傲。”

　　呂其明深知《焦裕祿》這部作品的意義：“焦裕祿精神于這個時代的意義是無價的，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因此，我接受了，我投入了。我用自己的音樂歌頌了焦裕祿精神，那是大家都在渴望回歸的一種精神。”

　　使命

　　“如果光是坐在家里，我寫不出感人的作品。所以作為文藝工作者，一定要深入生活。”呂其明說。

　　曾有很多人問呂其明為什么他的作品能經久不衰。“其實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感情，與觀眾的感受一致。我與觀眾之間，產生了共鳴。而我作品中所有的感情，都來自真實的生活。我認為，從生活中汲取營養，應該是所有文藝工作者創作的靈魂。”呂其明說。

　　基于此，繼《紅旗頌》之后，2012年，已經82歲高齡的呂其明想再次提起手中的筆。但此時的他已頭發花白，雙眼模糊，雙手微顫，深感力不從心。

　　呂其明找來作曲家陳新光，準備邀他共同為黨的十八大的勝利召開創作一部新的交響經典——《使命》。陳新光被老一輩作曲家的執著所鼓舞與感動，答應與其一同完成這部扛鼎力作。

　　呂其明介紹，《紅旗頌》是一個序曲，體量較小，只有9分鐘，而《使命》體量較大，有序曲、四個樂章和尾聲六大部分，每個樂章都有獨特的內容、結構。

　　在《使命》的演出現場，全場聽眾為其動容，因為呂其明的音樂很容易被人們讀懂，也很容易走入他們的內心。

　　“用一種最適當的手段、最適當的技巧，把自己想呈現的思想和情感表達出來，這樣的音樂才能感動人。還是那句話——對我而言，為祖國、為人民而創作，絕不是一句過時的口號，而是一輩子的追求。”呂其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