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魂”與“詩史”的舞臺呈現——評話劇《杜甫》

話劇《杜甫》劇照 王雨晨 攝

　　作為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詩歌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是很少有其他詩人可以與之比肩的；而他在藝術上所達到的純熟、精湛程度，也很少有其他詩人可以企及。由中國國家話劇院出品、演出，唐棟編劇，王曉鷹執導，劉佩琦等主演的大型原創話劇《杜甫》 ，以舞臺藝術的形式，刻畫了“視國家為生命、以民生為己任”的詩人形象，展現了杜甫的民族大義和文人筋骨。該劇以杜甫勵志效國、應試不中、困頓長安、安史禍亂、夢碎棄官、漂泊川渝等經歷為主要線索，將杜甫顛沛流離、艱辛曲折的個人命運融匯于時代變遷的大背景下，通過杜甫從求官、做官、貶官到棄官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他報效國家的政治抱負和體恤人民的仁愛之心，將一位正直憐憫、憤世嫉俗、錚錚鐵骨的傳統知識分子形象立在了話劇舞臺之上。縱觀全劇，話劇《杜甫》突出表現了杜甫及杜詩的“詩魂”和“詩史”的特質。

　　所謂“詩魂” ，是指詩人的精神內涵。戲劇評論家林克歡曾經說過：“戲劇表現的是關乎人以及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人的生命狀態、人的生存處境始終是戲劇關注的中心。 ”他還說：“偉大的戲劇，撥動千百萬人心弦的戲劇，肯定是那些表現生命的躁動、宇宙的微茫，讓人領略人生的況味與宇宙的深境的作品。 ”在話劇《杜甫》中，導演藝術而形象地將杜甫的生命狀態、生存處境和精神內涵呈現在舞臺上、呈現在觀眾面前。在杜甫身上集中反映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士”人階層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負。劇中的杜甫有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和精神追求，有著為國家社稷、黎民百姓舍身忘我的理想擔當。正因為此，杜甫才積極入世，以參加考試、投詩求引、上表獻賦自薦等方式求出仕從政。舞臺上的杜甫生活拮據，但依然堅持著自己的理想，在長安一住十年，最終謀得了一個看守兵器、管理門禁的小官，這對于“竊比稷與契”的杜甫來說簡直是一種嘲弄，其傷心與憤懣之情是不言而喻的。但這也使杜甫從另一方面更加看清了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的黑暗，從客觀上使杜甫更接近和了解到底層人民群眾的生活。

　　導演以對比的手法將現實的黑暗、人民的困苦與杜甫內心所追求的精神理想交匯在一起：杜甫所經歷的、所看到的與其所追求的差距愈來愈大，其內心的煎熬與苦悶可想而知。這時，舞臺一側的朗誦者伴著劇情將杜詩《兵車行》 《麗人行》等感情豐富地大聲朗讀出來，杜甫通過詩歌的形式對社會的黑暗、統治者的驕奢淫逸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其憂國憂民之情真切而生動地被表現了出來。之后，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杜甫開始了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使他更多地目睹了人民群眾的凄苦生活。當杜甫被唐肅宗封為左拾遺后，他自認其政治理想可以得到實現，對社會弊端、政治昏暗大加批判，引發肅宗不滿，招致貶官。這對杜甫的打擊頗大，但同時也使他認清了當時政治的黑暗和腐朽，也更加深了他對底層人民的同情。正是在這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杜甫毅然棄官，而將全部精力轉向反映人民疾苦、鞭撻社會黑暗、抒發自己情感的詩歌創作上來。劇中，當杜甫棄官而去，接過妻子遞過來的、由老百姓為其縫制的“百衲衣” ，將它穿在身上時，由衷的一句“真舒服” ，道出了杜甫內心深處最真摯的情感，也折射出杜甫之所以能夠成為“詩圣”的根本原因。而這也正是“詩魂”的本質所在。

　　杜甫適逢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過程，他以詩歌創作將時代的變遷、社會的動蕩、人民的疾苦、個人的情感統統記錄下來，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也正因為如此，杜詩又有“詩史”之稱。全劇或通過杜甫之口或通過舞臺一側的朗誦者將杜甫的主要作品展現出來，并再現了他創作這些詩歌的社會背景和生活情境。例如《石壕吏》一篇所寫“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話劇中就將這一幕重新再現，連老翁翻墻而去的情景都不打折扣地進行了展現，從而將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真實而藝術地呈現了出來，其“詩史”的特質也在這種呈現中被表現了出來。

　　該劇導演王曉鷹說：“杜甫的詩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瑰麗的珍寶。話劇《杜甫》表達的是詩人的情感歷程、精神境界，自然少不了舞臺上的‘詩魂’和‘畫意’ ，更少不了演出中的‘詩化意象’ 。 ”大幕拉開，舞臺上呈現出一片空曠疏朗的古風古韻：遠處背景的一幅幅水墨丹青意蘊深長、詩意盎然，與中景的林木，近處的臥石、書案等相互組合，遂生畫境。而人物則在這樣的畫境中表達了一種詩意的勃發。在舞臺一側的樂池，間或由著名朗誦家配合劇情朗誦杜詩名句，而在另一側，則有民樂演奏家現場以琵琶和笛簫伴奏，為全劇營造了一種古樸而深沉的意境。

　　如果說話劇《杜甫》有什么不足的話，筆者以為在劇本創作上。該劇為了突出杜甫的形象，也為了增加戲劇沖突，刻意塑造了兩個主要人物：一個是作為杜甫對立面的詩人何秀，他趨炎附勢，欺下媚上，搜刮百姓，卑鄙無恥，不忠不孝；另一個是根據杜甫《春夜喜雨》一詩虛構的善良姑娘春雨，失去雙親的她被杜甫所救，視杜甫為兄長，在何秀以杜甫全家性命要挾她嫁給自己時，她跳江未死，最終出家為尼，與杜甫一家凄別夔江邊，點醒杜甫以詩歌表現人民的疾苦，能夠使詩人和他的作品永存。作為歷史人物傳記性作品，其創作有一條最基本的原則，即“大事不虛，小事不拘” ，而話劇《杜甫》中的杜甫與歷史上真實的杜甫之間有著很大的不同(關于杜甫生平，無論古人還是今人都有諸多著述，可謂史料詳實，如馮至就曾著有《杜甫傳》 ) ，使觀眾覺得舞臺上的杜甫并非歷史上那個真實的杜甫，因而使全劇失去了歷史史實的依托。而劇中所顯示的時間等細節，也與史實頗有出入。正是由于劇本本身的這些瑕疵，削弱了該劇的思想力度和藝術感染力，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