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豫劇優秀劇目北京展演月”《花木蘭》觀后

　　藝術的表達 文化的呈現

　　——“中國豫劇優秀劇目北京展演月”《花木蘭》觀后

　　參加“中國豫劇優秀劇目北京展演月”的豫劇《花木蘭》基于馬紹波京劇版《木蘭從軍》，1951年由陳憲章、王景中改編，常香玉首演而成為豫劇經典。該劇繼承了《木蘭詩》與徐渭雜劇《雌木蘭替父從軍》的寫意性創作，將木蘭塑造為一位智勇雙全、披靡疆場的帶有“天然”超群能力的女性形象。這一形象滲透著時代的、社會的、審美的以及文化的特征，既令人心醉又令人欣慰。

　　“木蘭從軍”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從北朝民歌《木蘭詩》，到徐渭創作的雜劇《雌木蘭替父從軍》，再到京劇《木蘭從軍》、豫劇《花木蘭》、桂劇《木蘭從軍》、龍江劇《木蘭傳奇》、越劇《花木蘭代父從軍》、雜技故事劇《花木蘭》和歌劇《木蘭詩篇》等舞臺劇以及各種版本的影視劇《花木蘭》的繽紛呈現中，我們可以窺見，隨著歷史的推移，“木蘭”故事被不斷復述和演繹，以古詩詞、戲曲、評彈、雜技、歌劇、電影、電視劇等多種藝術形式傳遞出一個跨度將近1500年的中國文藝故事體系。這個故事體系在包蘊民間文化精神內涵的敘事母題的感召下，從古樸天然的人物情感和美學精神，到不斷附麗多元意涵與文化元素，進而構筑了藝術的、文化的與性別意識上的自我發現。明清以降，中國傳統戲曲的“戲味”越來越濃。其間包括“百戲”精致化、程式化和情境化的藝術表達，也包括戲曲表演在審美層次上的提升與釋放。戲曲藝術在融通了民間與文人的兩重文化精神后的呈現方式既洋溢著質樸而本真的游戲精神、活潑而靈動的生命快樂，又纏繞著優雅而淋漓的虛擬表達、回旋又精湛的藝術想象。豫劇藝術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誕生。豫劇《花木蘭》因其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深厚性和藝術創作的自覺意識，在這條文化脈絡中呈現出分外耀眼的光芒。具體而言又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民族精神的滲透與強化。豫劇中的花木蘭具有強烈的民族精神。外敵入侵故土家園，花木蘭的第一意識是“在軍籍就該保邊疆”，這是“忠”；只是苦于“父年邁，弟年幼”，所以生出替父從軍的念頭，這是“孝”。“忠孝兩全”的觀念在花木蘭的意識中特別強烈，劇中更是反復強化著“家國一體”的表達。比如花木蘭的父親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來激勵女兒也勉勵自己；花木蘭在“征途”一場中用“有國方能有家”的話來奉勸劉忠大哥；在“榮歸”一場，花木蘭向賀庭玉元帥袒露從軍事實時強調其初衷是“滿懷的忠孝心烈火一樣”等。

　　二是民間文化的和諧與圓融。包括豫劇《花木蘭》在內的所有木蘭從軍版本，皆脫胎于北朝民歌《木蘭詩》。《木蘭詩》反映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民族樣態早期詩化形式的民間表達，滲透著古樸、自然的民風、民俗和民間精神。這一時期，戰爭頻仍，呈現出曹操《蒿里行》所云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的現實境況，是中國歷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時期。普通百姓在這樣的生存語境中，是極其無奈而又充滿世事滄桑與人世悲憫的。然而，若放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去度量，則此一階段的民族征戰與融合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形成，是“整體中國”和“宏大中國”所必經的歷史階段，也是普通百姓認知個體與集體、大家之“國”與小家之“庭”的必然歷程。因此，在血與火的洗禮中，歷史沉積下來的詩篇不是同仇敵愾的悲憤，而是充滿生活氣息與喜劇色彩的民間精神。在木蘭從軍的藝術表達中，普通人面對殘酷戰爭所呈現出來的樂觀與擔當、風趣與淡定，構成了民間精神那充滿悖論又復歸和諧的對話意識和達觀情懷。故而通過木蘭從軍，我們更加能夠理解中國從來都是在自尊、自律、自覺、自愛的前提下站立，中國人則是以喜樂的世俗精神和傳奇的藝術手法去解構和超越悲苦的現實人生。

　　唱腔是戲曲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戲曲鋪陳故事、塑造人物的途徑與手段。豫劇《花木蘭》在唱腔設計上功夫下得極深，也最為動人。慢板、二八板、流水板的靈動運用，加之常香玉這位善于學習和創造的藝術大師的探索與琢磨，《花木蘭》中流淌出頓挫有序、渾然天成的唱腔與唱段，其音樂旋律更是在耐聽且富有時代感的雕琢中生騰出鮮明的藝術個性。藝術表演上，范靜飾演的花木蘭唱、念、做、打皆精，唱腔上兼融了常派的高亢穩健，又融入了崔派的迂回幽婉，醇厚的豫劇韻味在念白、唱段中得以充分體現，藝術造詣達到了我國戲曲聲樂藝術傳統中的“字正、腔圓、板清、情真”的“四絕”；表演上細膩得體，神情與體態開合有度，完美地傳達著巾幗英雄從閨閣之女到沙場將領進而榮歸故里的心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