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追尋與反思——豫劇《焦裕祿》劇本創作談

　　焦裕祿，可以說是河南現代戲創作中被表現次數最多的題材。但是20世紀60年代河南戲劇舞臺上幾十個版本的“焦裕祿”，多是好人好事的一般性展示；20世紀90年代初期，河南戲劇界數臺表現焦裕祿事跡的劇目，也因缺乏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精神世界而沒有走得更遠。

　　新世紀重寫焦裕祿，是我創作生涯中最為艱難、最為煎熬的一次創作經歷，幾乎是在絕境的掙扎中尋覓前進。最大的難點是如何把大家耳熟能詳的題材既寫出新意而又不脫離大家對焦裕祿的“經典”印象，如何把半個世紀前的遙遠往事寫得既有歷史深度又能與當代觀眾的情感、認知相溝通。

　　這觸及對蘭考“三害”的認識，更觸及對1958年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歷史反思，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領域。分寸把握不好，可能無法通過領導的審查；而如果完全回避歷史的真實，那就缺乏了創作者對歷史、對藝術起碼的誠懇和勇氣，也很難超越過去幾十年中曾經出現過的焦裕祿題材戲劇，很難吸引、感動當代觀眾……

　　焦裕祿所處的年代是共和國歷史上非常特殊的時期，那是一個剛剛經歷過大躍進極左狂熱和大饑荒肆虐的年代。從1958年春開始，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運動在中原大地如狂飆突起。之后，又掀起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的高潮，更造成“五風”即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瞎指揮風泛濫，許多說真話說實話的黨員干部被打成“右傾”，補劃成“右派”，各級干部人人自危，因擔心被打成“右傾”，違心地說假話、說大話，然后又強行按虛報的產量向農民征糧，造成征購透底，饑荒大面積出現。震驚全國的大批農民群眾被餓死的“信陽事件”，就是這種情況的極端表現，一定程度上也是當時河南真實狀況的一個縮影。1962年初，黨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開始對1958年遺禍深重的“五風”錯誤進行清算和糾正。但在實踐中，糾錯的過程并不輕松。而蘭考縣由于面臨著風沙、內澇、鹽堿等嚴重的自然災害，其形勢比起其他地方更顯滯后，更顯嚴峻。而焦裕祿，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赴任蘭考縣委書記的。

　　蘭考是“五風”的重災區。我查閱了大量資料，也走訪了許多過來人，深深地認識到，蘭考的災難，既有天災，更有人禍。蘭考在1957年之前，由于植樹造林，自然面貌已經有了很大改觀。正是1958年濫砍濫伐林木，違反自然規律亂改農田，才造成了風沙、鹽堿、內澇“三害”重新肆虐。當時焦裕祿面對的是一個非常復雜、非常困難的局面。他肩負著黨組織的重托來到蘭考，要凝聚人心，抗災治災，為民造福。而抗災治災和凝聚人心都必須有符合實際、符合民心民意的路線政策來支撐，然而，恰恰當時的許多路線政策并不能提供這種支撐，甚至還與其相抵牾。作為一個清廉務實、與百姓心心相連、具有大愛情懷的共產黨人，作為在第一線做實際工作的縣委書記，他面臨著很多無法解決的矛盾。他在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同時，其內心深處的糾結和困惑也是必然的。如果說上世紀60年代穆青他們寫焦裕祿長篇通訊時不可能觸及這個層面，那是一種無法逾越的時代局限；那么將近半個世紀后，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如果現在我們重寫焦裕祿仍然不能清醒坦然地面對歷史、反思歷史，那么重寫這個題材的意義究竟還有多少呢？我們還能在多大程度上使這個老題材煥發出新的思想感召力和藝術魅力呢？

　　這種認識應該是重寫焦裕祿的思想起點。但真正做起來談何容易！

　　因為對那段歷史雖然早有定論，上世紀80年代這個定論也已寫入黨的正式決議，但在文藝創作(主要是戲劇創作和影視創作)中大家卻都刻意地回避那段歷史。好像那是一個傷疤，誰也不愿碰它，甚至不愿想它，好像不碰它不想它它就不存在一樣。但是，現在要重寫焦裕祿，不碰它不想它顯然是不行的。

　　在豫劇《焦裕祿》劇本中，我采用的故事素材既有老的“經典素材”，也有其他焦裕祿作品未曾關注、未曾使用過的新素材。但不管老的“經典素材”，還是新挖掘的素材，我都力圖用新的視角、新的手法，強化、開掘其中的戲劇性和思想內涵，使其呈現出新的審美風貌。

　　這里最關鍵的是對典型歷史環境的真實再現。

　　比如，第一場“火車站禮送鄉親”，應該是焦裕祿事跡中大家比較熟悉的“經典素材”。但過去的“經典敘事”淡化了真實的矛盾，我根據采訪歷史親歷者的講述，再現了當時外流逃荒災民的真實處境。

　　當時，災民外出逃荒已經成為一件嚴肅的“政治事件”，是關涉社會穩定和政府面子、尊嚴的“重大問題”。所以，來自上面的態度是“嚴把死守，不準放走一個”。縣里為了攔截災民外出，專門成立了“勸阻辦公室”，在火車站甚至大小路口攔截阻擋災民。作為蘭考縣的“一把手”，焦裕祿代表著蘭考縣的“面子”，災民外逃，最沒面子的應該是他。于“公”于私，似乎他都應帶頭執行上級命令，阻止災民外出。但是，人性中的善良和大愛，又讓這位縣委書記“于心不忍”，欲阻不能。在“面子”和“人道”的權衡中，在與縣委副書記顧海順的沖突中，他選擇了放棄“面子”。他說：“外流逃荒的根本原因是鄉親們口糧不夠吃。口糧問題不解決，光是這樣一味堵截，那是揚湯止沸，怎么能行呢？”“餓死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錯誤！”

　　寒風刺骨，大雪紛飛，焦裕祿為百姓饑寒交迫背井離鄉自己卻無能為力而揪心自責。他向大家深深鞠躬，誠心致歉，殷切囑托，施禮相送……那種從實際出發的政治態度和“以人為本”的情懷，感動、溫暖了寒風中的災民，也溫暖了今天臺下的觀眾。

　　第二場“瓦窯村訪賢問苦”，與焦裕祿“訪賢問苦”的“經典敘事”既有相似的成分，更有相異的、更深邃的歷史內涵，那就是對1958年大躍進“五風”錯誤的深刻反思。

　　焦裕祿為1958年錯劃的“右派”平反，是蘭考民間話語中廣泛流傳的故事。在戲中，宋鐵成是林業技術員，是造林模范，在1958年“五風”狂熱中，他反對亂砍濫伐樹林，向上級寫信反映情況，結果被補劃成右派，打回村里監督勞動，補助糧也被克扣，落入了極為悲慘的境地。當焦裕祿叩門拜訪時，他的老娘疑慮重重，因為擔心他再多言惹禍，竟然讓他裝啞巴！政治運動硬是把一個血氣方剛、韜略滿腹的治沙專家變成了神傷心碎、噤若寒蟬的“啞巴”。這一趟讓人倍感沉重和辛酸的“訪賢”，警醒了焦裕祿對現實問題的深刻認識：“說真話他付出的代價太慘痛，看眼前他家徒四壁、虛弱多病、四顧茫然，我驀然心驚！”殘酷的現實更進一步激發了他“治三害挖病根糾錯扶正”的決心。焦裕祿以真誠和尊重化解了宋鐵成心頭的寒冰，為他“摘帽”平反，和他促膝談心，使這個性格耿直的造林能手重獲新生，走上了治理“三害”的第一線。其求真務實、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態度和精神，通過這些典型情節得以悲情彰顯，這使焦裕祿的藝術形象有了歷史的深度和質感。

　　“購買議價糧”是電影《焦裕祿》首先使用過的素材，在豫劇《焦裕祿》中，它被強化、延展、升華，成為全劇分量最重的“核心事件”，也是對焦裕祿黨性、人性的一次巨大考驗。購買議價糧在當時是一種危險的“擦邊球”，極可能以“違反國家糧食政策”而遭到嚴厲懲處。所以，當縣長張欣理提出買議價糧的動議時，焦裕祿猶豫過、擔心過。但是，浮腫病的不斷蔓延，鄉親們一個個餓倒的現實，宋鐵成的猝然去世，深深刺痛了他，警醒了他。在執行政策的“原則性”和生死攸關的“人性”較量中，人性中的大愛、惻隱再次占了上風。面對調查組“政治高壓線碰不得”的提醒，他憤然吶喊：“讓群眾吃上飯錯不到哪里去”！面對“張欣理已經把責任都擔起來了”的“善意保護”，他勇敢擔當：“真有錯我擔責任，縱受處分也甘心。”疼百姓、愛百姓、為百姓著想，使焦裕祿最終有勇氣突破特殊時期某些錯誤政策的局限，做出超出常人的行為選擇。劇作正是在焦裕祿內心的猶豫、權衡、糾結的痛苦中，在突破政策局限的艱難抉擇中，顯示出其人性的光輝。其愛民、為民、親民的公仆情懷，在悲愴的情感迸發中得以凸顯。

　　“病床上痛斥韓大剛”一場，是《焦裕祿》對當年“浮夸風”運動的一次痛切回應。“浮夸風”，是當時除卻天災之外，給國家造成災難的巨大“人禍”。作為親歷者，焦裕祿對它帶來的危害有著切膚之痛。所以，當得知韓大剛虛報產量后，他痛心不已，斥責韓大剛：“過量征購將給老百姓再次降臨一場災難！這不是天災，是人禍！”“蘭考的百姓已經夠苦了，我們不能再虧了百姓啊！”在這里，焦裕祿的黨性和對黨的忠誠，與對百姓的悲憫之心，與善良人性是融為一體的。

　　50年后的今天，當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使中國社會徹底擺脫饑荒、走上富裕，而貧富懸殊、干群關系異化又成為令人深切憂慮的社會問題的時候，這些最普通的家常話卻具有了振聾發聵的力量。其奧秘就在于其樸素的人性力量對當今社會現實的針砭和觀照，契合、呼應了時代的需求和群眾的強烈愿望。我想，這也是豫劇《焦裕祿》在今天走紅熱演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