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方言說唱“笑揭人性”——談紹興蓮花落的獨特藝術魅力

蓮花落《翠姐姐回娘家》演出劇照

　　據周作人日記記載，紹興人早在1900年以前，已經能夠欣賞到“蓮花落”這一曲藝形式。但可靠記載有名有姓的緣起，不得不感謝“長手指甲”張藝人，他在紹興賣唱，并收了“上虞菘廈沈阿發、紹興坡塘唐茂盛為徒” ，開啟了紹興本土蓮花落的歷史紀元。

　　蓮花落本為“跑街賣唱”的乞丐調，自從唐茂盛(1894 - 1943)將這種“跑街”的流動式推送賣唱，變成茶室或民間定點“草臺”演出，蓮花落的藝術表演，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即為演出內容的不斷創新性尋求。在跑街賣唱階段，演出藝人唱：“桂枝花開八月中，種田下地疊稻蓬。生意買賣靠興隆，財神菩薩坐當中。 ”靠這類恭喜發財類討好性的“套詞” ，求得路人一點錢財施舍，一旦定點演出之后，蓮花落的藝術形式，就由“推送”轉換為“吸引” ，由觀眾“被迫接受”到“主動尋求” ，在這種藝術表演形式下，單靠幾句套詞來討好觀眾，說些好話、祝福，顯然是難以打動他們，留住他們身影的。因而，傳統的“套詞”很快被“節詩”“長篇回書”等更豐富多彩的內容所取代。為了滿足“吸引觀眾”的需求，蓮花落演唱內容擴展到各種民間逸事、民間傳說、傳統章回體書、生活故事等，創作、改編、移植，形式靈活，一切以吸引觀眾眼球為宗旨。再加上演出一直以紹興本土方言為主，觀眾也主要為紹興本地人，這樣，紹興蓮花落以紹興方言、有趣故事、紹興藝人演出的形式，在紹興這片土地上，發展繁衍起來，從紹興人當地的“自娛自樂”最終成為當代“浙江省四大曲藝之一” ，列入中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

　　當然，在這個發展過程中，蓮花落的表演、配樂等也在不斷發展，四胡、琵琶、二胡、笛子、揚琴伴奏樂器的創新與改進，直至大型交響樂隊的伴奏性嘗試，不斷豐富蓮花落的藝術表演形式。但形式的東西，就像影視作品的“奇觀性場景”一樣，對觀眾的刺激，很快就會失去根本性魅力，起不到持續吸引的注意力效應。

　　蓮花落之所以能夠在王金富、王德興、丁水堂、沈寶賢等人手中發展繼承，在胡兆海手中復活，在倪齊全、翁仁康等著名蓮花落藝人手中綻放異彩，乃至后來一批藝人如潘海良、潘家富等的持續推進，其根本原因，是他們都以自己的藝術表演形式，找到了最吸引人的演唱內容。如沈寶賢的《鬧稽山》 《紹興酒》 《呆大撈老婆》等，胡兆海的《唐伯虎點秋香》 《回娘家》等。

　　在紹興廣為流傳的蓮花落劇目，如《翠姐姐回娘家》 《蘿卜褲》 《三個巴掌》 《借大衫》 《說也說不清楚》 《一只紅木箱》 《大年三十》等，有個共同特點，除了故事情節引人入勝之外，就是在說唱中“笑揭人性” 。

　　抓住戲點，反復挖掘

　　“笑揭人性”即在娛樂歡笑中，將人性一層一層剝開，給觀眾看個究竟，看個淋漓盡致，痛快徹底，這顯然是所有優秀蓮花落劇本的共同特點。

　　例如《借大衫》 ，借助愛賭、輸得精光、被剝衣衫的可憐鬼朱寶山，因為丈人過六十大壽，礙于臉面，去結拜哥哥祝銅板那里借大衫的遭遇，揭露人心的勢利與吝嗇。祝銅板從擔心朱寶山借錢，不想借給大衫到勉強答應借大衫，然后開始一系列沒完沒了的“兩句話”要關照你，怕朱寶山拿大衫去賭場翻本、怕拿去當鋪當掉、怕肩上擔壽禮把大衫磨破、怕上橋、落橋、牛污、怕坐椅子屁股碾碾、怕吃壽酒時的鹵湯鹵水油漬、叮囑不能呷鹵湯鹵水、不能吃排骨、不能吃花生米、不能吃魚丸餅子，總之，什么都不能吃，只能看看。這樣還不夠，晚上睡覺，大衫不能掛、不能折了放枕頭下面，不能放腳后邊、不能繩子拴牢掛著，只能“手里捧牢，夜里勿睡，眼睛勿眨盯牢”這樣，才答應把大衫借給朱寶山。

　　故事的巧妙之處在于，這種鞭笞人性鞭辟入里的嚴肅主題，不是通過朱寶山的控訴或憤怒來揭示，也不是通過任何評論來揭露，而是通過祝銅板和朱寶山這一對“結拜兄弟”之間，就借大衫這件事，情意綿綿地反復“關照” ，方方面面的“兩句話”來呈現。祝銅板關照得越多越仔細越全面，就越能表現出該人物作為“有錢人”的勢利與吝嗇。朱寶山“被關照”得越多、被迫承諾得越多，就越增加其“借大衫”的難度，越突出“窮人”生存處境之艱難。創作者極其敏銳地抓住這一戲點，在“關照”的“兩句話”上反復挖掘，使這一嚴肅深刻的主題，得到充分娛樂性呈現。

　　緊緊抓住一個“戲點” ，反復挖掘，幾乎是優秀蓮花落劇本的常見技巧之一，例如《蘿卜褲》 ，其戲點就是阿富買了新蘿卜褲“長了三寸”引發的“剪短三寸縫縫好”故事，帶出娘親、老婆、阿妹三個女人間微妙的家庭關系：互相推諉，繼而思想轉變引起的弄巧成拙。三個女人各有理由，老娘推給老婆，老婆說自己新過門，阿妹推給嫂嫂，最后三個女人醒悟過來，各自跑去，把蘿卜褲剪短三寸，長褲變短褲，令阿富哭笑不得。這一故事從思想主題方面，雖不如《借大衫》來得深刻，但借助微小事件，反映家庭女性之間的婆媳關系、姑嫂關系這一千古話題，充滿生活氣息和娛樂性，不失為一曲大眾喜聞樂道的優秀蓮花落劇目之一。

　　笑的背后，可能是悲情

　　紹興蓮花落，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竹板的篤琴弦起，我一人上場唱臺戲”這兩句開場白一起，不是把觀眾的腳步吸引到曬谷場上，就是把聽眾的魂靈牽引到茶館門口。在簡陋的鄉村草臺，一場表演常常長達五六個小時，甚至“唱到東方調白(凌晨)為止” 。而翁仁康初學戲時，竟然將《楓葉紅了的時候》這出戲，一口氣連看了四遍。這還不夠，一個月后的演出，還是這出戲，他“又看了四遍” ，這種近乎癡迷而瘋狂的舉動，及整個紹興觀眾對蓮花落的癡情愛好，除了蓮花落曲藝故事內容的“以小見大” ，緊緊圍繞一件小事，挖掘廣闊而深刻的生活道理，引人入勝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笑”出意義。

　　“笑”出意義，即內容和形式的娛樂，并不停留于表面。不是為了娛樂而娛樂，為了搞笑而搞笑。而是在“笑”背后，埋藏了更豐富的資源，那部分多數不是“笑” ，可能是其他各種深入人心的感受：辛酸、悲苦、心痛……

　　如王云根、錢勇的《翠姐姐回娘家》 ，在編劇和說唱、表演藝人的共同努力下，戲曲中不乏笑點：如不斷穿插“儂個殺頭的斬頭的” ；老太太迷信“我手拿黃歷看仔細，正月娘家是不能去” ；三叔婆過來尋雞時，一向沒撒過謊的翠姐姐表現；“有人跌到茅坑里，實足有三年大晦氣” ；娃兒取名：雙喜、四喜、五喜、七喜……門響，舀一勺子水淋等等，都令人忍俊不禁。但在這些好笑的細節背后，編劇巧妙運用多種手法，讓我們看到一個頗為心酸的團圓故事。

　　作者運用了極大的張力性反差：翠姐姐“日也要到娘家去，夜也要到娘家去” ，盼星星盼月亮地度日。想要回去，別人不讓回，這是一層；答應她回去，自己出狀況回不成，這是第二層；最后經歷千盼萬盼終于回成了，回到娘家如何呢？ “原轎來原轎去” ，這是第三層。在這種巨大的張力性反差中，實現了主人公命運和形象的塑造，同時，也給這個最終團圓的故事，增添了無限挫折和惆悵。讓觀眾在享受故事“笑”的娛樂之中，感受到更多的是：社會因素對人的壓力，個人不慎所犯錯誤對生活的影響，日夜盼望的愿望終點，竟然是失望新的起點等，諸多深刻的生活哲理和人生主題，這些主題，都通過翠姐姐回娘家的愿望及愿望實現整個艱辛迂回的過程，通過對人性一點一點在“笑”中揭示，呈現出來。

　　故事中的婆婆、小姑、丈夫賴阿二等等角色，雖然客觀上起到阻礙翠姐姐回娘家的作用，但他們每個人給出的理由，都充滿“善”意，都在為翠姐姐自身利益著想，遵循著正常的人情世故。使得這個生活故事，沒有一個簡單化處理的“壞人”形象，大家都是“正常人” ，且懷揣善意。如果說《翠姐姐回娘家》中，可以找出一個“負面角色” ，一個算得上“壞人”的人，也就只能是翠姐姐自家那個一直隱藏在故事結尾處的“嫂嫂”了。她的不孝順，給了主人公翠姐姐醍醐灌頂式的提醒，也成為主人公故事前后角色轉換的有力催化劑。實現了故事開頭的“翠姐姐”和結尾處“翠姐姐”的價值轉化，同時帶動副主角“婆婆”的角色轉變。這種手法的運用，使一個悲情故事，充滿喜劇色彩。使喜劇色彩背后，又充滿了生活、人性、偶然與必然，笑在臉上、痛在心里。

　　紹興蓮花落這種以方言說唱“笑揭人性”的曲藝，其藝術魅力，在圍繞一點反復挖掘的同時，主要抓住“笑”的戲曲性因素。這種“笑”不是普通發笑或者惡搞，而是一種特殊的文藝效應，可以借用20世紀俄羅斯著名文藝理論家德米特里·利哈喬夫的一本著作名稱來描述：作為世界觀的笑。這種笑，有它獨特的藝術高度。優秀的紹興蓮花落作品，總在笑聲中，一層一層剝開人性，讓人們看到，這個世界，遠遠不是“笑”著玩的。

　　當然，這種作為世界觀的“笑” ，一種“笑”的藝術高度的完成，除了蓮花落創作者卓絕巧思，創作出好本子之外，蓮花落表演藝人的努力與才情，也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曲藝界有句行話，叫“有本領唱‘活書’ ，沒本事唱‘死書’ ” ，風趣的語言，形神兼備的表演，都是達成這一“笑揭人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徐玉紅  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