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火蟲可以照亮夜空——論商洛花鼓戲《帶燈》對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商洛花鼓戲《帶燈》劇照

　　根據賈平凹同名小說改編的商洛花鼓現代戲《帶燈》 ，日前亮相第十四屆中國戲劇節。這部接地氣、講述老百姓心里話的戲，被稱之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動教材。而戲中熠熠閃光的女主人公帶燈的藝術形象，無疑是這部戲綻放光彩的重要因素。作為小鎮女干部的帶燈，是當下農村基層干部的一個代表性人物，她唱響的正氣歌傳遞出時代的聲音，她的情懷折射出新的時代、新的農村所需要的新型干部的素養與品質。

　　舞臺大幕緩緩拉開，年輕的大學生帶燈通過公務員招考，自愿來到了邊遠的山鄉小鎮工作。她善良單純、熱情奔放、質樸執著，還有那么一點不合時宜的孤芳自賞。她信奉“不為成正果，不為修成佛。只要為村民多辦事，平平常常、順順利利依然幸福也快樂”的為人處世原則。她工作努力，積極進取，被提拔為鎮綜治辦主任。然而，社會生活的紛繁駁雜，小鎮干群關系的錯綜微妙，山村諸多的矛盾糾葛，驚天動地的上訪事件，加上家庭的瑣事、百姓的窘境將這個年輕的女干部推到了風口浪尖。

　　面對復雜的矛盾和尖銳的沖突，帶燈始終不渝、義無反顧地履行著一個鄉鎮干部的職責。她主動地為村里最困難的十二個婦女家報“低保” 、聯系加工蒸糍粑的活計掙錢，同時又堅決抵制威脅利誘，不給不符合條件的村支書的相好辦“低保” ，甚至為了維護老人權益、尊崇踐行孝道而不惜與那個潑悍的女人打了一場架；她從人道主義精神出發，聯系監獄暫放在押殺人嫌疑犯回家送老父親最后一程，以至于遭來“有損政府形象”的批評；在一次慘烈的群眾斗毆事件中，干部躲的躲，閃的閃，唯獨她沖上去，制止血淋淋的武斗，導致自個兒受了傷，還挨了處分；她全心全意撲在工作上，一切以鄉親們為重，難以與丈夫廝守團聚，最后心碎地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這一樁樁大小事件，壓在這個年輕女干部的頭上，是考驗，還是彰顯英雄本色？應當說，劇作對帶燈的藝術處理富有匠心、很見功力；藝術的解剖力條分縷析，分寸感頗佳；人物的行為動作線，軌跡很準；舞臺上迸發的藝術沖擊力極強。帶燈不是救世主，她不可能憑借自己的一腔熱血便能澆滅一座座噴發的火山；她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大小事情到她這里便能化干戈為玉帛；她也不是成熟到家、處理事情的頂尖高手。戲里的帶燈個性鮮明、性格豐滿，定位恰如其分。百姓的許多遭遇令她同情，農村的不少瑣事又讓她煩心。她在盤根錯節的矛盾糾結中穿行，既不愿意傷害群眾，又怕政府形象受到損傷。她面對那些讓人無法擺脫的雜亂篇章，內心的奔突煎熬不時涌動，卻掙扎著不斷向上飛升。她看似超然脫俗，情感世界卻深邃豐厚。她像一般女孩子一樣愛美，詠唱的“指甲花，指甲花” ，有俊雅芳華之美。在困難重重的工作中，她傷痕累累，依然用忠誠和擔當回答了“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當今干部必須回答的現

　　實命題。可貴的是，帶燈不是站在“高大全”的云端，用漂亮的語言回答這個問題。她把理想寄寓在時代足音的音符與旋律聲中。她仿佛是現實世界里的螢火蟲，帶著一盞燈在夜空巡行，拼死地燃燒，忘我地發光……有了這樣的透視式塑造手段，人物性格不能不豐滿，心理層面、精神層面的東西不能不多樣化，人物的形象不能不裝點上豐富的內容。一個人的力量改變不了整個社會，也改變不了四周環境。可是無數的螢火蟲集結起來，就會迸發出強大積極的正能量。當“遠方飛來小小的螢火蟲，裝點了田野照亮了夜空”的悠揚歌聲響起時，群眾擁抱了帶燈。人們從帶燈的身上看到了時代的進步、社會的光明、中國夢的前景。

　　帶燈的藝術形象因真實而感人，因感人而征服觀眾。倘若再要進一步探尋帶燈藝術形象塑造成功的訣竅與原委，有一個基本原因不能忽視：這部戲不是簡單地為塑造人物而塑造人物，而是旨在通過塑造為人民大眾所企盼的那種人物來記錄時代人心，傳達民眾訴求，認認真真貫徹了塑造人物需接地氣的創作原則。加之“梅花獎”演員李君梅熟悉演戲之道，塑造了人物之魂，她飾演的帶燈使表演藝術從技藝層面進入了心理層面，把藝術形象更大的魅力張揚出來，奉獻給了觀眾一個活生生的帶燈。今天，人民群眾在生活中呼喚帶燈這樣的干部，在舞臺上熱愛帶燈這樣的藝術形象。戲曲是審美的藝術，戲曲的美學精神是以人民群眾的審美情趣為核心的。只有回歸人民大眾的沃土，才能真正繼承和發展中國戲曲的美學精神，創作出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人物形象和傳世之作。如果要說帶燈藝術形象塑造成功給我們的啟迪，這應當是首要的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