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頌歌——評歌劇《天下黃河》

　　伴隨著蒼勁雄渾的信天游響徹劇院，總政歌劇團的新創歌劇《天下黃河》落下帷幕。該劇由唐棟編劇，黃定山導演，杜鳴作曲，王傳越、黃華麗等主演，是一部有著濃郁中國風格的作品�！短煜曼S河》講述了抗日烽火中音樂家冼星海的創作經歷，不僅題材家喻戶曉，而且非常適合用歌劇來表現。然而怎樣表現這個題材，進而以歌劇特定的藝術規范和表現手段塑造出血肉豐滿的藝術形象，顯然又是頗考驗創作者藝術功力與才思的。

　　劇作沒有采用傳記體的線性敘事，而是截取了冼星海創作生涯的一個橫切面，以三條平行又渾然一體的情節線索，將其藝術人生濃縮為一段動人心魄的故事，展示時代所賦予的獨特的情感肌理。其中，筆墨最濃重的一條主線是表現冼星海創作《黃河大合唱》的過程。國破家亡的滿腔悲憤與不甘沉淪、軍民奮起救亡的英勇無畏與艱苦卓絕，是冼星海音樂創作的巨大驅動力。劇作從冼星海受魯藝之約攜妻錢韻玲奔赴延安寫起，此時正是他思想和創作達到藝術高峰的階段。創作并非一帆風順，寫不出旋律的苦惱困擾著冼星海。老艄公“你要寫黃河，就得多去黃河看看”的質樸勸諭，觸動并啟發了他。他看到黃河激浪洶涌滔天，看到八路軍和廣大民眾高昂抗戰熱情，將自己的命運、情感和才華融入到黃河、大地、人民和抗戰的洪流中去。所以說，《黃河大合唱》的孕育和誕生，不僅是冼星海尋找音樂旋律的過程，更是他體驗深化與認識升華的過程；是創作才華得到釋放的過程，也是以作品展現民族精神在特定歷史時代凝聚的過程，更是對民族精神進一步喚醒、重塑的過程。黃河深厚的歷史、悲壯的現實與宏大的氣韻，既成就了冼星海的藝術創造，也成就了歌劇《天下黃河》最蕩人心魄的藝術格調。

　　表現冼星海與穆揚這兩個人物之間的差異與分歧，是劇作的另一重要線索。虛構出同為音樂工作者的穆揚這個人物，既與冼星海構成相應的戲劇沖突，又清晰地映照出冼星海的精神品格與藝術定力。來到延安的冼星海，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的火熱場景，信念更加堅定。他與穆揚時常爆發的“爭吵”，既是音樂藝術的對話，也是政治立場的表達。冼星海認為藝術創作要以義不容辭的責任與擔當，堅定不移地同抗戰的偉大斗爭相結合，以激昂的音樂為武器，鼓舞中國人民的抗日斗志。這種音樂服務于抗戰救亡的藝術思考，代表了文藝與中國抗日戰爭緊緊結合的創作方向。而穆揚信仰缺失、理想淡化，他主張為音樂而音樂，他的創作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兩人觀點的分野，揭示了文藝應當堅持怎樣的方向、走什么樣道路的問題。片面強調音樂“純粹化”的穆揚，最終黯然逃離革命隊伍，而同革命戰爭實踐相結合的冼星海，寫出了《黃河大合唱》這一千古不朽的民族音樂名篇。

　　第三條線索是同為虛構人物的蘭英子與黃河艄公李老漢等黃河兒女的形象塑造，這無疑是創作者基于劇作地域音樂文化元素的考量而設置的。這一老一少是苦難的承受者，但天生一副好嗓子，其本身就構成了特定的戲劇情境。濃郁的地域生活色彩與音樂民族性的根基，不僅為劇作增添了扎實深厚的情感性和歌詠性的特質，也成為冼星海創作的源泉。蘭英子與八路軍連長王大雷的相戀，純潔、清新而又熾烈，給劇作增添了詩情和浪漫，他們壯烈犧牲的場面構成了震撼人心的畫面。

　　劇作對冼星海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的揭示與刻畫是富于層次的，并賦予其充分音樂性的形象。無論是抗戰這一宏大主題，還是劇中各個人物的身份特征，都具有強烈的歌唱性特色，美聲、民族、通俗等諸種唱法的運用與結合一氣呵成，恰當地表現出人物的外在行為特征以及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動，顯示出歌劇藝術的純粹性和統一性。然而劇作又不是簡單地羅列冼星海那些廣為人知的作品旋律，甚至并沒有大篇幅地使用《黃河大合唱》的完整段落，而是以冼星海個別作品的旋律作為一種音樂形象的提示與標志，加以借用與引申，喚起觀眾的情感記憶，也強調了整部歌劇作品音樂的原創性。劇作正是以這種洗練、純粹、大氣、激昂、深情的音樂形式，尋求對時代、民族、情感與審美意向的表達，希冀鑄造出一部大歌劇的應有品格。

　　此外，該劇的舞美、道具、服裝、化裝等環節的設計制作也很嚴謹和講究，如黃河岸邊峭壁聳立、魯藝駐地傾斜的穹頂、延安窯洞的生活細節、九曲黃河的雄渾造型等等，在視覺上都具有很強的沖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