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中國話劇活力與焦灼并存、探索與困守交織。這一年,原創話劇持續發力,中外戲劇交流日趨活躍,話劇適應市場體制機制的水平不斷提升,無論從審美觀念、藝術水準,還是舞臺呈現、營銷推廣等方面看,中國話劇正步入“新常態”。一方面,回歸文本、回歸舞臺,戲劇人在冷靜務實的反思中積蓄話劇的發展動力,在求新求變的藝術實踐中探尋話劇與現實、市場、觀眾相互磨合、對接的方式;另一方面,作為整個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話劇跟網絡、影視等其他媒介的關聯日益緊密,“原創”、“喜劇”、“改編”、“交流”等諸多本年度話劇發展的熱詞,其背后都不同程度地體現著話劇“跨媒介”交叉與互滲的印記。
原創:多類型、多角度介入歷史與當下
2015年的原創舞臺,演出成規模,類型漸豐富,內容有新意。3月至6月,由中國國家話劇院主辦的首屆“中國原創話劇邀請展”成為本年度原創戲劇的重頭戲,匯集了全國各大主要話劇院團、民營劇團以及社區劇團的20部原創大劇場劇目和15部原創小劇場劇目,較為全面地體現了各地主要院團近些年的創作成績。其中,《老大》、《民生巷11號》、《代理村官》等現實題材作品,或聚焦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困局,或以民生、民情折射時代變遷,或在尋常生活中揭示人性的真善美,均為話劇表現當下生活提供了新視角、新思考。同時,展演也暴露出目前國內原創話劇不容回避的問題,諸如創作觀念主題先行、人物形象概念化、表演方式模式化、導演舞臺創造力下降以及地區藝術發展不平衡等。如不重視,這些問題將會成為原創話劇未來發展的軟肋。
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國內主要院團都推出了抗戰主題的作品,如遼寧人藝的《祖傳秘方》、國家話劇院的《中華士兵》、北京人藝的《故園》、中國兒藝的《紅纓》等。這些作品有的從家族敘事中開掘民族大義,有的在戰火硝煙中展現中華兒女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有的通過民族文化的守護表現兩岸人民的愛國情懷與手足親情,展現了話劇人在重大歷史時刻的責任與擔當。在這些紀念演出中,《生死場》的復排值得關注。該劇雖為16年前的改編之作,但70多年后,再次回望蕭紅筆下那苦難與掙扎并存的鄉村,重溫經典的藝術魅力之余,感喟更多的卻是劇作樸素而真摯的藝術表達。
兒童劇是演出市場上特殊的文化產品。有數據統計,2014年全國兒童劇觀劇人數已達480萬,僅次于話劇觀眾的數量。迅速膨脹的產業規模、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兒童劇演出市場進入了一個發展的“臨界點”:一方面,全新的市場語境,為兒童劇進一步發展帶來了契機;另一方面,數量激增的背后,創作、演出、市場等各個環節存在的問題也日益突出。這種現狀在2015年頻繁舉辦的兒童劇展演中得到體現。先是杭州舉行的第八屆全國兒童劇優秀劇目展演(25臺劇目),接下來是中國兒藝主辦的第五屆中國兒童戲劇節(43臺劇目),此外,還有2015上海國際兒童戲劇節、國家大劇院北京兒童戲劇季等多個節慶活動。雖然在劇目質量、技術水平、表現形式、細分年齡段等方面,兒童劇都有了可喜的變化,但優秀原創劇本匱乏,制作一味跟風、山寨,從業人員門檻降低、參差不齊,演出缺乏行業標準的現象也引發了業內和觀眾的擔憂。
相較往年,本年度的原創作品實現了多類型、多角度的介入歷史與現實,涌現出一些值得關注的作品。如萬方編劇、賴聲川執導的《冬之旅》,在兩位老人懺悔與寬恕的命運轉換間,引領觀眾進行了一次叩問靈魂、呵護生命的情感之旅;苑彬編劇、顧威執導的《食堂》將大時代的變遷與普通人的命運融入到編年體的敘事結構中,透露出濃濃的京味兒、人情味兒;林蔚然編劇、李伯男執導的《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精神分析和心理解剖的方式,把脈都市情感圍城中兩性在婚姻、愛情上的迷惘與悖謬,實現了同題材作品敘事方式的“向內轉”;孟冰編劇、王延松執導的《鏡中人》則從反腐的視角折射人性的變異,寫出了情義與現實選擇的糾葛。在歷史題材上,熊召政編劇,任鳴、馮遠征執導的《司馬遷》,苑彬編劇、顧威執導的《畫眉》與黃維若編劇、曹其敬執導的《樣式雷》也可圈可點。這些作品大都將主人公置身于復雜艱難的境遇中,通過對個體選擇與政治時局、時代變遷之間關聯的戲劇性展示,嚴肅地講述歷史、塑造形象,體現出當下歷史劇創作的某種趨向。
2015年,在原創話劇竭力走出沉寂的背后,創作上的“老問題”依舊:我們有數量眾多的戲劇演出團體,可很多劇團的原創劇目過度依賴少數幾個全國知名的編劇、導演、舞美設計,使得這些人的創作能力和精力嚴重透支,缺少了藝術精雕細琢的耐心;我們不缺乏時髦、先進的舞臺手段,但一些作品的審美觀念和探索方向模糊,創作個性隱匿,主題示范意義大于美學示范,盡管外表光鮮亮麗,卻難掩原創精神、哲學思辨和人文儲備的疲軟、匱乏。
喜劇:勃興難離好劇本、好導演、好演員
近年來,喜劇一直是演出市場的常青樹。如何處理喜劇與時代的關系、如何在人性開掘和美學呈現上實現喜劇的突破,北京喜劇院的成立及其引發的討論為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契機。北京喜劇院由國家大劇院聯合東方國際文化藝術中心與大道文化共同打造,是國內首個以喜劇定位的專業劇場,甫一成立就開啟了長達169天的演出季,9臺中外喜劇作品輪番登場,其中,由毓鉞編劇、陳佩斯執導的《戲臺》作為開幕大戲受到業界關注。
《戲臺》的喜劇手法上糅合了巧合、誤會、錯位、懸念等,由于設置在亂世之中,“合理”之余又帶鮮明的諷刺色彩。盡管在藝術上還有不少缺陷,但該劇卻讓我們看到了喜劇成功的基本要素,即編劇的匠心獨運、機智詼諧,導演的細致打磨、精心調度和演員的精湛演技、角色創造。而對于一個以喜劇定位的劇院來說,如何積累一批保留劇目,如何抓好劇目建設,仍是未來發展的關鍵所在。同時,更重要的是讓劇院成為本土優秀喜劇作品、喜劇人才的孵化器,惟其如此,才能使其真正成為喜劇舞臺的一塊金字招牌。
較之往年,本年度本土喜劇創作出現了一些代表性作品,如過士行編劇、易立明導演的《帝國專列》,雷志龍編劇、武雨澤導演的《造王府》,劉深編劇、黃凱導演的《我不是保鏢》等。這些作品于古人舊事中觀今人世相,于詼諧幽默中展人性的悖謬。一方面,在喜劇手法上“用心經營”,綜合運用了嘲諷、戲仿、拼貼、揶揄等多種美學手段,吸收戲曲、曲藝、影視等藝術門類的優長,既避免了鬧劇、惡搞的慣常套路,又以開放的美學創新活躍了喜劇舞臺的表現力;另一方面,注重對喜劇人物、情節背后文化內涵的挖掘,強化了喜劇的現實觀照與人性反思。其中,《帝國專列》富于“醒世”意味。該劇透過一群寄居于廟堂之上的各色人物,呈現了沒落王朝的背影之下傳統與現代、文明與落后的糾葛和沖突。
除本土喜劇,一些國外劇團帶來的莫里哀、果戈里、哥爾多尼等喜劇大師的代表作品也紛紛登陸京滬舞臺,如法國巴黎北方劇團的《貴人迷》、俄羅斯亞歷山德琳娜劇院的《欽差大臣》、塞爾維亞南斯拉夫話劇院的《無病呻吟》、意大利布雷西亞喜劇院的《女店主》等。這些經典喜劇作品,有的崇尚“原汁原味”的復古,有的進行創新式的“劇場實驗”,但不論何種方式,在尊重、敬仰的基礎上提煉喜劇內核,賦予喜劇當代的生命力,并從現實批判和人性觀照兩個維度拓展喜劇的表現空間,成為各國戲劇人傳承喜劇藝術的普遍追求。其中,《欽差大臣》打破了現實與幻想的界限,年代感十足的裝扮、簡潔靈活的舞美、間離式的歌詠合唱,共同譜寫出一首躁動而庸俗的官場狂想曲,既無情地嘲諷了權力對人的異化,也在荒誕的情境中流露出創作者的無奈與悲涼。《無病呻吟》中阿爾岡杞人憂天式的人生看似生活喜劇,實則是焦慮、孤獨的人生悲劇,劇中沒有冷峻的社會批判,精妙的細節鋪陳下是人性弱點和自嘲,給人無盡的感嘆。
歲末,在距離中國版《辦公室的故事》上演不到12天的時候,前蘇聯電影導演埃利達爾·梁贊諾夫逝世。梁贊諾夫執導的電影《辦公室的故事》曾風靡中國,其喜劇創作中詩意的幽默以及對愛情的機智歌頌,給人以心靈的撫慰和情感的觸動。如今由韓童生、馮憲珍兩位老戲骨主演的話劇正將這種喜劇精神傳遞開來。真誠而不做作的表演、細膩而含蓄的幽默,以及瑣碎生活背后潛藏的“會心的笑”,為該劇贏得了不少的贊譽。惟有真正的生活洞察與人性發現,才能讓喜劇超越時空。
改編:
文本質量和藝術品質需過硬
改編和重排劇目歷來占據著話劇演出市場的重要份額。2015年這種創演策略依舊集中在“名家名作”上,如田沁鑫執導的根據李敖同名小說改編的《北京法源寺》,截取了原作戊戌變法中最為驚心動魄的10天時間,以政論、評說、傳奇的表現方式深入歷史“現場”,周旋于宮廷、廟宇、民間之間,演繹了一出慷慨激昂、氣質非凡的思辨大戲;孟京輝執導的根據法國作家薩岡同名小說改編的《你好,憂愁》,以叛逆女孩成長中復雜的心理活動為主線,通過對愛、嫉妒、報復等情緒的陌生化表現,展示了一段近乎青春殘酷物語式的成長旅程;李伯男執導的根據老舍同名小說改編的《老張的哲學》突出老張“錢本位而三位一體”的人生哲學,以老北京曲藝元素與話劇表現方式相結合的方式,揭示了小人物身上可憐又可悲的人生況味。在經典劇作的演繹上,北京人藝演出、由李六乙執導的契訶夫名作《萬尼亞舅舅》體現出“守正創新”的特色,不管是主觀化、象征性的舞臺呈現,還是表演上對舞臺動作、演員交流方式的調整,均打破了北京人藝的演劇慣例,以獨特的方式還原了契訶夫,為經典的本土演繹、當代闡釋提供了新的經驗。
與國內演出相呼應,本年度國外來華演出的劇目,也體現了改編扎堆的特色。其中,有根據經典文學改編的作品,像蘇格蘭特隆劇院改編自喬伊斯名作的《尤利西斯》、波蘭劇院(弗羅茨瓦夫)上演的改編自伯恩哈德作品的《伐木》;有對經典詩劇的當代演繹,如以色列卡梅爾劇團根據埃德蒙·羅斯丹同名愛情詩劇改編的《大鼻子情圣》、波蘭劇院(弗羅茨瓦夫)演出的密茨凱維奇浪漫主義詩劇《先人祭》;更有以經典劇作為藍本的改編之作,如鈴木忠志根據古希臘戲劇家歐里庇得斯悲劇《巴克斯的信女》改編、執導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波蘭羊之歌劇團改編自契訶夫《櫻桃園》的“音樂詩劇”《櫻桃園的肖像》等。在改編策略和訴求上,上述作品體現了兩個特點:一是尊重原著的人文內涵,不解構、不推翻、不戲謔,重在探求改編與當下社會問題、精神狀貌的關聯,借經典改編完成闡釋者的當代訴求;二是導演在經典的二度創作中發揮著絕對主體的作用,舞臺呈現體現著導演鮮明的藝術理念和演劇風格。
本年度本土的改編劇目中,還有兩個趨向值得探討:一是話劇與影視互動呈現新特點。出現了北京市演出有限責任公司出品制作的話劇《甄嬛傳》、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推出的根據電影改編的《桃姐》和根據前南斯拉夫同名電影改編的《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等作品。然而,開心麻花的舞臺劇《夏洛特煩惱》和林奕華執導的話劇《華麗上班族》雙雙被搬上了大銀幕,卻讓我們看到了話劇與影視逆向改編的可能。盡管這樣的改編,國內外不乏先例,如北京人藝的《茶館》和英國國家劇院的《戰馬》,但從目前的影視改編話劇來看,市場的動力顯然大于藝術的訴求。11月30日,電影《夏洛特煩惱》正式收官,上映62天,最終票房達到14.41億元,如若按照投資分成,開心麻花的收入已經遠遠大于其全年演出的贏收。《夏洛特煩惱》可以給電影票房“添磚加瓦”,然而對于話劇而言,無論從創作還是市場境況,其影響都是微乎其微。
二是IP劇盛行。根據熱門網絡文學改編的舞臺劇如《盜墓筆記》、《鬼吹燈之精絕古城》、《仙劍奇俠傳1》等作品,通過炫目華麗的多媒體特效、全息投影展示,營造出奇幻、多變的視聽景觀,并借助劇場內外的粉絲互動,實現營銷和傳播的雙贏。根據流行歌曲和繪本改編的《梔子花開Neverland》和《滾蛋吧!腫瘤君》也加入到了IP劇的陣營。目前看來,IP影響力的大小,往往成為這些作品的市場晴雨表,而作品的生命力則維系在劇作的內容質量和演出品質上。急功近利的資本追逐和過度的IP開掘,最終損耗的還是觀眾對話劇舞臺的熱情。
交流:
應向特色化、品質化轉型
2015年,中外戲劇交流呈活躍態勢,“請進來”與“走出去”均有收獲。其中,戲劇節、戲劇季、邀請展等有組織性的展演活動為中外戲劇搭建了開放的交流、展示平臺。本年度集中在京津滬的各類戲劇展演活動超過20個,無論從展演數量,還是規模水準上看,均高于往年,體現了規模化、品牌化的特點。在演出形式上,展演普遍采取中外劇目混搭演出的方式,這也是國外劇目來華演出的主要途徑。像北京人藝“首都劇場邀請展”匯聚了來自波蘭、俄羅斯、塞爾維亞、以色列的4臺劇目,首屆國家大劇院國際戲劇季的“國際專列”演出了德國、英國、法國等國的7部作品,第二屆天津曹禺國際戲劇節以德國和波蘭戲劇為主打。
“名作名團名導”仍是本年度各個展演吸引觀眾的最大招牌。在演出劇目中,改編作品成為主流,暗合著當下國內外戲劇普遍面臨的原創危機。本年度,以色列蓋謝爾劇院帶來的《鄉村》可謂原創劇目中的口碑之作。該劇同樣在聚焦“戰爭與人”,但卻將小人物的生死、愛欲、日常生活,寫得詩意、講得溫情、演得活潑,看似平淡閑適的鄉村生活即景,實則裹挾著一個民族的苦難記憶、戰爭創痛和精神哲思;而所有的這一切,又跟導演非凡的舞臺想象力、創造力緊密地粘合在了一起。《鄉村》是一部散發著以色列氣質的戲劇,也是一首寫給過去、獻給當代的民族抒情詩。
隨著審美視野的不斷拓展,戲劇觀念的日益開放,中國觀眾面對外國戲劇的心態正在發生變化:從之前的獵奇、追捧,逐漸變得理性、冷靜,進而開始思索中外戲劇間的差異。這是外國戲劇給中國戲劇生態帶來的新氣象。但展演中暴露的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目前的展演更多停留在劇目演出交流層面,劇目類型、演出風格“大雜燴”,觀眾很難捕捉到這些劇目組合在一起想要達到的美學或者演出訴求,如此使很多國外優秀劇目的演出效果事倍功半;此外,由于缺少整體的主題定位和選擇標準,展演方式大而全,同質化、模式化傾向明顯,并出現競相追逐“名作名團名導”的態勢。這些問題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提醒著展演、節慶主辦方,是否在籌備、組織此類活動時,進行更為細致、有針對性的前期謀劃,比如可否給每次的戲劇展演活動確定一個鮮明的主題或話題,可否以相同的題材、類型為框架進行劇目挑選,可否突出藝術總監在選戲過程中的主導性等等。展演、辦節思維的調整,一方面,有利于這些活動在差異化的競爭中走向特色化;另一方面,有了參照和比較,我們便可在“他山之石”中汲取本土戲劇發展急需的養料。
2015年是“中英文化交流年”,通過“中英文學劇場連線”、“英國國家劇院現場”等合作項目,中國觀眾得以第一時間了解了英國劇場文化,特別是“英國國家劇院現場”以同一城市多點放映的方式,將《女王召見》《天窗》《深夜小狗離奇事件》《哈姆雷特》等10部熱門的高清戲劇電影介紹到了中國,受到不少青年觀眾的追捧。而一系列合作中,由中英共同打造的中文版《戰馬》將中外戲劇合作引向深入。此次演出可謂中英兩國最高戲劇表演團體和最優秀制作團隊的一次集體發力。感人的故事、絕妙的展現、細膩的演繹、震撼的視聽,《戰馬》中文版給中國觀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觀劇體驗,尤其是戰馬“喬伊”的塑造以及人偶之間的密切配合,形象詮釋了劇作友誼、勇敢、堅韌、信念的主題。該劇的合作演出,為國有院團的國際化人才培養、技術配合、技術運營、知識產權等方面提供了新的經驗,對于未來中國整個戲劇行業創作和制作水平的提升,意義深遠。
同樣這一年,中國話劇也在積極“走出去”,像北京人藝的《茶館》赴德國演出,國家話劇院的《理查三世》亮相匈牙利,中國兒藝的《三個和尚》登陸法國等。這些演出通過話劇民族化的多樣表達,向國際傳播著中國的戲劇美學和中國戲劇人對于當代劇場藝術的獨特思考。雖然收獲不少,但“走出去”的步伐和程度也亟待升級。縱觀“請進來”的作品,劇本的文學性和當代性都是扎實的,這似乎在提醒我們的編劇、導演,與國際對話,尚需更多的積淀與磨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