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與中國當代文學70年

《白毛女》插圖

　　“狂飆為我從天落”，“雄雞一聲天下白”。70年前《白毛女》的出世，是與一個大時代的來臨相匹配的“重要的文化時刻”，這是一個“新中國的桅桿正露出海平面”的時刻，也是一個中國文學重新定義其自身的轉折時刻。

　　《白毛女》演出和出版后，郭沫若分別在1947年和1948年寫了《序〈白毛女〉》和《悲劇的解放——為〈白毛女〉演出而作》，對《白毛女》的 特點和意義提出了兩點歸納，認為《白毛女》把五四以來的那種知識分子的孤芳自賞的作風完全洗刷干凈了。這是一種全新的文藝形態，這種文藝形態跟所謂的新文 學的傳統，與知識分子的寫作方式完全不同。第二，《白毛女》雖與舊有的民間形式有血肉的關聯，但沒有固步自封，而是從新的種子——人民的情緒中迸發出來， 成長起來。“《白毛女》這個劇本的產生和演出……標志著悲劇的解放。這是人民解放勝利的凱歌或凱歌的前奏曲。”茅盾寫于1948年的《贊頌〈白毛女〉》一 文則強調了《白毛女》是一種新的人民文藝，但是它是一種非常高級的形式，因為原來說到民間文藝，好像是面對底層人的，是一種比較低級、粗俗的狀態，走不進 文藝的殿堂里邊，《白毛女》出來后讓人看到了這種狀況的改變，用邵荃麟的話說，是從普及到提高的一個標志性成就。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評論代表了同時代人的 “時論”，這些評論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頗具啟發意義。

　　《白毛女》是一部深嵌在時代變化中的大作品，《白毛女》的舞臺呈現和評價，也與時代的風潮變化休戚相關。正如整個當代文學跌宕起伏的過程一樣，關于《白毛女》的舞臺呈現和評價，也深刻地內在于時代的變化之中，成為當代文藝乃至時代變化的風向標。

　　在《白毛女》的評價史中，1962年《戲劇報》召開的座談會是一次值得重視的討論，這次由張庚主持的座談會匯集了當時戲劇戲曲界、文學界、音樂 界、舞臺美術界的重要相關人物，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應該看到，以《白毛女》為代表的延安文藝是一種綜合文學、音樂、戲劇、美術的藝術實踐，同時又與政治和 社會的變化有非常密切的關聯，甚至就是具體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對于《白毛女》這樣的批評和研究對象，與處理一般的文本、一般的文學現象是不一樣的。 1962年的座談會，參加的人的知識背景非常廣泛，對《白毛女》這樣豐富復雜的文本，就有較為細致和到位的理解。之后的研究中，由于學科的分化和知識的壁 壘，這種討論已很難見到。

　　《白毛女》蘊含的豐富的藝術和時代信息使它不可能長時期在時代風潮的變化中沉睡。90年代之后，在新的知識背景和時代思潮下，《白毛女》又成了以“再解讀”為代表的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的熱點之一。

　　《白毛女》從民間傳說到歌劇到電影到芭蕾舞劇，有一個豐富、復雜的演變過程，支撐這個敞開的文本演變過程的是三個要素：新文化的要素、民間文化 的要素和政治的要素。新的研究者抓住了這些要素當中存在的所謂“意義的裂隙”，展開了新的解讀。其中以孟悅《〈白毛女〉演變的啟示》最為著名。孟悅認為， 《白毛女》故事的敘事中，政治合法性的取得有賴于民間審美原理的確認。《白毛女》存在一個民間敘事動力機制，也即對于家庭的和諧美滿和神圣不可侵犯。因 此，在《白毛女》中，政治力量最初不過是民間倫理邏輯的一個功能，民間的倫理邏輯乃是政治主題合法性的基礎、批準者和權威。在某種程度上，倒像是民間秩序 塑造了政治話語的性質。應該看到，孟悅的獨特闡述在一種新的倫理框架下面展示了對《白毛女》等紅色經典進行重新研究的可能性，而且這種研究思路確實在有關 當代中國文學作品的闡釋中頗有影響，黃子平就在對革命歷史小說或者“紅色經典”小說的闡釋中挖掘出了潛藏在革命政治這一敘事邏輯下的英雄兒女斗法降魔、脫 胎換骨等出自民間傳統審美和心理的敘事模式。

　　孟悅的闡釋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文學作為工具為政治服務的闡釋模式，但它還是在政治為修復民間倫理和為愛情倫理服務的政治/民間的二元對立的框架 內，仍然無法解釋《白毛女》中民間和政治之間真正復雜的現代性關系。李楊的《〈白毛女〉——在“革命政治”和“文化革命”之間》以瓦解民間和政治的二元對 立為突破口，將孟悅的分析作了進一步的推進。李楊認為，對普通社會長期形成的倫理原則和審美原則，修復或者想象恰恰是最大的政治，現代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 一直是對傳統的修復，甚至是以傳統的名義開始的，這也是社會主義革命在形式上不同于五四啟蒙革命的地方，因此在他看來，呈現在歌劇《白毛女》中的民間傳統 其實只是對民間和傳統的借用，不是在一個按照非政治的邏輯發展開來的故事最后被加上一個政治化的結局，而是政治的道德化，或者說這是現代政治創造的民間， 一個打著民間或者傳統旗號的現代政治。

　　李楊的這一分析有其獨到之處，它徹底打破了原有的分析框架，但可惜李楊并沒有沿著這一分析繼續深入下去，他并沒有繼續分析，現代中國政治在形成 共同的民族國家和階級這些“想象的共同體”時，是如何利用民間和傳統這些資源的，反過來民間和傳統這些資源又如何與現代民族國家和階級這些“想象的共同 體”形成怎樣復雜的關系。這個過程不僅是一個政治規劃和想象的過程，更是一個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和社會革命的實踐過程。

　　《白毛女》剛一出來，就有一個批評，即認為《白毛女》有一個結構上的不平衡，前三幕跟后面的戲，即大春從八路軍回來之后的戲，無論是在內容上還 是音樂處理上都出現了脫節。這里邊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大春出來用現在比較常見的說法就是一種外來的新的政治形式出現了，怎樣表現？我覺得在這個方面芭蕾舞 劇的處理有非常成功的地方，主要是加了一頭一尾，是關于整體性的敘述。序幕當中有一個關于幾千年歷史的敘述：“看人間，往事幾千載，窮苦的人說不盡、道不 完；看人間，哪一塊土地不是我們開，哪一片山林不是我們栽，哪一間房屋不是我們蓋……”這是一個關于歷史的整體敘述。最后又有一個呼應：“太陽出來了，上 下幾千年受苦又受難，今天看見出來了太陽，千年的仇要報，萬年的冤要伸，今天要做主人，今天要大翻身。”音樂和歌唱又重新回到了開頭的“看人間”，與之呼 應，是一個關于歷史的大敘述，而且是一個不僅關于歷史，也是關于現代民族國家的整體敘述，如果沒有這樣的對現代政治的理解方式，結構上的一致性是沒辦法貫 穿起來的。

　　不管是孟悅還是李楊，在對《白毛女》的闡釋中都無不顯示了對以《白毛女》為代表的左翼文學傳統的新的闡釋可能性的探索，在打開新的可能性的同 時，這些探索在某些環節上又有脫節之處。在對《白毛女》的闡釋當中，新的視角的發現還有賴于在一些主要的關鍵點的理解上重新貫穿起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