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一些劇院團把目光投向了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并進行了舞臺劇的改編和演出。實話說,將小說《紅高粱》的藝術主旨和藝術精神,通過戰爭題材尤其是抗日題材表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莫言原著的重心不是表現戰爭。其次,從整體上說,我們一些藝術家還缺少把握戰爭題材的藝術能力。我們可以描述戰爭的場面和過程,但在挖掘戰爭中人性的深度、高度、豐富性和復雜性上還有所欠缺。
山西省晉劇院的《紅高粱》(編劇龔孝雄,導演石玉昆),是諸多改編中獨具特色的一部。它把原著中的自由、熱烈、紅色、激情、血性、無拘無束和狂野奔放的原始生命力,與自發的抗戰、民間的抗戰、田野的抗戰、農民的抗戰、土匪的抗戰等另一種生命力很好地糅合在了一起。整個故事構思完整、跌宕有致、演出流暢、傳奇色彩濃郁,成功地塑造了九兒、羅漢、于占鰲等諸多藝術形象。
我不知道莫言創作《紅高粱》時,是否受到了俄國形式主義學派的影響,但是從小說的藝術形式和語匯卻明顯可以看出他對“再陌生化”“再民間化”“再野蠻化”的追求。正是在這一點上,導演石玉昆加強了對原著意象、意境的把握,而且通過舞臺手法富有創意地將其處理和放大。從全劇開場前的滿臺紅高粱(實景),汪洋無際、驕陽似火,到第一場的大段“顛轎子”舞蹈,全部都是紅色,火色、血色。整出戲:顛轎、劫道、野合、敬酒神、高粱地里的抗戰,幾乎就是一部紅色狂歡、血色狂歡。
飾演九兒的青年演員師學麗師出名門,唱做功夫可圈可點。第一場的“坐轎”、第二場的“椅子功”、第三場的“騎驢”,都展示了她高超的表演技術和技巧。難得的是演員全場“踩蹺”:所有的圓場、臺步,包括“椅子功”,都得在“蹺功”狀態下完成。這一方面體現了演員的全面藝術功力,另一方面也呈現出導演的神奇運思和大膽創造,使多年不見的藝術“遺產”有了現代的生命力。
這個戲最值得一提的是舞美設計。戲曲舞臺的舞美,應該空靈、簡約、詩化。但這出戲的舞臺上反倒滿臺全部都是實景紅高粱,開演前就有了驚訝、疑慮和懸念——觀眾心里在打鼓,戲曲有這么排的嗎?演出過程中,大家才明白,演員所有的表演絲毫沒有受到影響。滿臺的實景可以隨著劇情和表演的需要,自由上下滑動。例如“野合”一場,實景展現的是真實的高粱地,于占鰲和九兒把成片真實的高粱踩倒于腳下,當此幕結束時,高粱也就“下場”了;當需要突出臺上的表演,有高粱作為背景時,靈活而巧妙地使用了LED和三維投影,不但使舞臺演出效果更加豐富豐滿,而且也使舞美實質性地參與了藝術創作和人物形象的表現。《紅高粱》的舞美處理,既完好地保留了晉劇藝術的本體和本性,又增強了舞臺表現力,被廣大觀眾所喜愛。
戲劇的舞臺美術,理應是戲劇藝術表現人物和形象的重要部分,是藝術整體的有機組成,它不具備游離于整體藝術之外的獨立性。如今,很少有戲曲藝術家使用充塞滿臺的、只是單純寫實再現外在環境的舞美設計。但是反過來說,一味追求所謂的空靈、詩化,或所謂的裝飾化和風格化,也未必就好。藝術的“如何表現”,總是為“表現什么”服務的。不能表現人物、不能塑造形象的舞美,不能算是成功的舞美。具體作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晉劇《紅高粱》蹺功的化用、實景的妙用,帶有創造性。這兩點,不只是演員和舞美設計者的創造,也應該屬于導演的統一構思。這兩點給了我們啟示:藝術創造和藝術創新沒有禁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