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改編傳統戲的新思路——談昆曲《景陽鐘》

　　上海昆劇院演出的《景陽鐘》獲得很好的評價。它開拓了整理改編傳統戲的新途徑，或者說，說明了不同時代背景下人們對傳統文化藝術的審視與認識可以更新，其經驗值得研究和總結。《景陽鐘》改編自傳統戲《鐵冠圖》，雖然曾在清末民初、抗戰期間多次盛演，成為一種民族反抗外族統治或入侵的社會心理、族群情感的表達，但因涉及對崇禎和李自成的評價，解放初期被列為“禁戲”，從此塵封絕世。但是演過、看過它的人卻都難以忘懷，尤其“撞鐘”“分宮”數出，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昆曲《景陽鐘》編劇周長賦充分尊重和保留原劇的藝術精華，同時慎重而有力地重新塑造崇禎。劇本既著重增加了崇禎剛愎自用、生性多疑給國家帶來深重災難的一面，使該戲更具有歷史辯證性和批判力量，又謹慎保留但適度削弱崇禎宵衣旰食、勤政廉政的一面，以加深悲劇的情感基調，也使得精美的傳統表演和音樂有所附麗。

　　其實，原作的力量并不止于對封建帝王崇禎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原作者借崇禎之死所寄托的明朝亡國之巨痛，這種痛苦是明末清初文人士族集體的痛苦和自責。無論對現實多么絕望，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歷代中國人的精神生命應當是與國家、民族利益相一致的，這是匹夫之責，是生命的底線，也是最基本的精神立場。但是明末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戲通過崇禎的孤獨無助，客觀展示了眾人亡國之時的袖手旁觀，以及自責和無可補救之痛，并且延續為類似“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反復震蕩的痛定之痛。崇禎作為亡國之君， 他眾叛親離到成為孤家寡人，但還是義無反顧地與國家共存亡，并且留下他表露內心真實情感的遺言。他的死所表達的自責、自罰以及失敗、失望，讓當時及后來的文人士大夫震驚、震撼和疼痛。封建帝王固然是具體的個人，但他同時又是一個國家的象征，其尊嚴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尊嚴。所以，崇禎之死有了一種國家、民族尊嚴蒙羞與疼痛之感。該劇是把崇禎當作我們歷史文化的一部分，當作民族血肉相連的一分子來看待，所以產生的疼痛是血緣之痛。這種感受和認識，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有關崇禎的作品所沒有的，但卻是歷史上那個時代真實的感受和情感，對此，我們應該尊敬、珍惜并思考，這是先人思想和情感的集體積累，是民族、歷史的文化果實。

　　中國傳統藝術或者說藝術傳統，除了“賦”，還有“比”“興”，即作品是作者表達思想情感的載體。《景陽鐘》理解并且領會了這種歷史文化情感。傳統戲的整理改編經過上世紀“化腐朽為神奇”的批判階段、顛覆階段、重造階段，如今進入了溫故知新、返本開新的復興與傳承階段，整理改編者有了對文化傳承的敬畏和自覺意識。《景陽鐘》的改編，是比較鮮明地體現這種階段更迭的例子。它不僅精心保留了原作藝術上的精華，而且對內容條分縷析，在有分寸地保留了崇禎之死的悲劇感的同時，充分保留并強調原作者所表現的亡國之痛的集體情感，把崇禎形象沿著原作者的情感進行符合歷史的深化或者說復原，從而使同情蘊含了深刻、客觀的反思與批判，同時又不破壞同情所賦予藝術形式的內在魅力。從對歷史的一味批判、否定到有條件的理解和接受，《景陽鐘》傳遞的是對歷史和傳統劇目從政治立場到文化立場的視角轉換，這是它給我們帶來的最新鮮的感受與認識。

　　上海昆劇院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劇團。它有傳統、有積累、有境界、有追求，自信自覺，沉著大氣。尤其一批老藝術家“人書俱老”，百煉鋼化作繞指柔，舉重若輕，俯仰自如，年輕一代也已漸成氣象，更令人贊嘆的是演員們不僅自有所成，而且傳承著劇團的藝術積淀。上海昆劇院追求藝術上的精益求精，走的是以作品的精粹化來獲得永恒藝術魅力的經典化道路，不厭其煩地整理傳統戲并追求極致。老戲能做到老而彌堅、老而彌新，能做出境界、做進深處，個人包括時代的新東西也就出來了，即老話說的溫故知新、返本開新。我有時甚至會有一種錯覺，認為上海昆劇院即使不排新創劇目，也不會落后。他們講修養、講根基、講來歷，講臨帖摹碑的功力，技可載道，藝到至境則可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