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可信的歷史場面、真切可感的人物形象、真醇可親的地域特色及劇種優長,豫劇現代戲《焦裕祿》 向觀眾呈現出深沉而又暖人心脾的思想藝術張力。
立意高 取材精
文藝創作的立意與取材,是互為因果的關系。劇作家姚金成將“焦裕祿精神”提煉為“共產黨員愛老百姓的獻身精神”,以此為主題,姚金成從焦裕祿的眾多事跡中精選素材,使全劇情節凝練、節奏緊湊,且擁有強大的說服力與感染力。
全劇從焦裕祿到任蘭考縣委書記所處理的第一件事開場。焦裕祿趕到火車站,面對如潮般的逃荒農民,他從勸阻到傾聽,從傾聽到道歉,最后是頂住壓力、毅然放行。先是一聲“保重”,傾注了一位共產黨員對鄉親們的無限的愛; 后是一聲“盼歸”,鐫刻下一位黨員干部對老百姓的莊嚴承諾。一句“不改變窮面貌,絕不把蘭考離”如金似石,擲地有聲,為人物塑造和全劇主題打下堅實基礎。此后一系列情節,便圍繞著這一承諾步步開展、層層遞進——為治理風災沙害,焦裕祿頂住壓力,不但啟用了被打成“右派”的林業專家,更為其平反而奔走;為鄉親吃上飽飯,焦裕祿冒著風險,毅然決定外出購糧,并表示愿承擔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為抗洪搶險,焦裕祿強忍病痛,深夜率領干部群眾上壩奮戰,因體力不支而暈倒在地……為民鞠躬盡瘁、為公死而后已,全劇的主題就這樣在情節的推進、人物的塑造過程中得到彰顯。此時場景從縣委轉到病房,劇情從政風轉向家風,焦裕祿力阻女兒當縣政府秘書的請求,教導妻女堅決不搞特殊化。在生命的盡頭,焦裕祿深情流露,表達出對家人缺乏照顧的愧疚、對蘭考未來發展的祈愿。服務大眾,犧牲小家,焦裕祿精神通過兩個小時的演出,給予觀眾全面的震撼和深刻的教益。
到底是什么力量,使焦裕祿始終將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豫劇《焦裕祿》通過情理交融的演繹,告訴觀眾,共產黨人的信仰與奮斗目標就是為人民服務,除了人民,共產黨人沒有屬于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做到了這一點,會感到欣慰;做不到這一點,應感到慚愧。焦裕祿就是這樣一位真正把自己交給人民的共產黨人,于是他無私而又無畏。“讓群眾吃上飯,錯不到哪里去”,這句話現在聽來再也尋常不過。然而在當時當地的社會政治背景下,是要具備大勇氣、付出大代價的,何況更須要付諸于大多數人難以理解的行動。可見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真理,焦裕祿是真的信、真的愿、真的干,真正實現了理想、意愿與能力、行為的高度統一,這種“知行合一”境界的彰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念奴嬌追思焦裕祿》中所寫的那樣:“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
只有來自人民、造福人民,才有可能代表人民。所謂執政的“合法性”,說到底就是得民心,包括在順境得到愛戴與尊敬、在逆境得到理解和支持。得民心的根本,就在于執政者與人民同根同生,從苦樂同受到生死與共。在中國,執政的合法性通常是集中而普遍地見于基層官員身上的,故而從生活中到舞臺上,“父母官”“青天大老爺”之類的稱呼從不絕于耳,具有明確而深刻的指向。因此,黨和政府需要千千萬萬像焦裕祿那樣真信、真愿、真干的黨員干部,我們的作家藝術家也需要將這樣的黨員干部真實地表現出來,用豫劇《焦裕祿》導演張平的話,就是將焦裕祿精神中“最可愛、最可貴的核心”,即“本能地、下意識地為老百姓辦事”的精神表現在舞臺上。
風格實 演藝真
從一開場起直到劇終,豫劇《焦裕祿》都將歷史矛盾與戲劇沖突交織起來、和盤托出,放在了主人公的選擇面前,也放在了全場觀眾的眼前和心間。現實主義文藝的真諦,就在于直面現實,通過典型性的加工和提煉,強化而不是削弱矛盾、彰顯問題而不是回避問題。這與戲劇構建矛盾沖突的要求,是一致的;現實主義的高度是于尋常言行中提煉精神、于日常生活中昭示規律,特別是在批判中樹立理想、在否定中揭示希望。長期以來,人們之所以對“現實主義”文藝作品感到失望,就是因為這類創作,不但削弱現實存在的矛盾,而且刻意隱藏問題,粉飾問題。若是這樣,被剝奪了知情權的觀眾當然有權反感,用力拒絕這類作品。在人們思想和思辨水準日益提升的當下,且不談模式化概念化的“非藝術”必遭觀眾“用腳投票”,就算真正的“藝術”,當其表現的生活不那么真實、情感不那么真誠,反而會比沒有“藝術”更令人感到憤怒。
豫劇《焦裕祿》踐行了現實主義創作的真髓,并努力與戲曲的寫意呈現融匯起來。我們看到,焦裕祿對共產主義的真信仰、對人民的真熱愛,不僅體現在劇中——他以高度的黨性,在錯誤的政策與實際的民情間作出了正確的抉擇,特別是對虛報產量的“浮夸風”予以痛斥和堅決抵制。而且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更成了該劇主創人員的創作靈魂。導演在舞臺上成功地還原了1962年的蘭考縣城,配以適度的多媒體時空展示,這種“以真動人”的呈現與演員的唱念做舞結合起來,能使觀眾在感受焦裕祿的真實與真誠的基礎上,獲得詩意的審美享受和道德境界的升華。飾演焦裕祿的賈文龍,將話劇的心靈外化與戲曲的精湛技藝融合起來,演出了人物的神韻,從開場的“咱蘭考人眼前窮心氣不低”到“困難壓頭氣莫殆,有志腳下路自開”,再到“幸福不會從天降,要吃桃子把樹栽”,唱出了一筆筆來自于極端困苦的精神財富,唱出了一道道中華民族不斷進取的精神“脊梁”。這一切,恰恰是當今豐足年代人們需要牢牢記取,代代傳承的。賈文龍認為,自己要演繹的絕不僅僅是焦裕祿的事跡,更是“焦裕祿的命脈”。正是以對人物的深刻理解,以對技藝的高度駕馭,賈文龍唱得血肉豐滿,做得形神兼備,呈現出令人信服的現實美和令人感動的詩化美。當劇情達到高潮,賈文龍飽含深情地唱出了《百姓歌》:“老百姓心里有桿秤,知道你是重還是輕。老百姓心里有面鏡,知道你是濁還是清……”贏得了觀眾發自內心真情的淚水和掌聲。
可以說,豫劇《焦裕祿》的作家藝術家們是真正地把自己的一腔意,與民融一體,也即與焦裕祿的精神融為了一體。全劇深沉而又溫暖人心的思想張力與藝術魅力,由此而來,久而不絕。概言之,真信仰成就了作品的思想性,真熱愛造就了作品的藝術性。這,才是屬于人民的戲劇。愿這樣“共此一腔意”的文藝創作和演出,更多地出現在作家們的筆下、藝術家們的身上,更多地出現在當代戲劇舞臺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