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銷員之死》: 普遍遭遇的悲劇

《推銷員之死》劇照

　　在眾多優秀的美國戲劇作品中，《推銷員之死》可能是最為中國觀眾所熟知的一部。1983年，該劇編劇阿瑟·米勒專門從美國來到中國，為北京人藝導演了他的這部代表作，獲得巨大成功，成為中外戲劇交流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事件。2012年，北京人藝再排《推銷員之死》，導演李六乙的新版本雖整體仍基本踏在寫實的路子上，但在舞美等層面已做出了寫意的、個人化的詮釋。近些年隨著外國引進劇不斷拓展中國觀眾的戲劇審美眼界，我們已經做好了迎接一版得到全新解構、詮釋的《推銷員之死》的準備；而就在此時，德國紐倫堡劇院版《推銷員之死》登上了國家大劇院的舞臺。

　　此版《推銷員之死》延續了中國觀眾既往對德國戲劇的良好印象：演員表演投入有力，導演創作異想扎實，一如德意志民族在國人心中的典型形象——既嚴謹認真，又激情狂放。而且此版《推銷員之死》果不其然將原劇代入到當代德國語境，劇中不僅多次出現當代的音樂、服裝、道具等元素，原劇中一些當初時空限定下的臺詞也被代換為當代德國的現狀。本劇還使用了西裝與服裝架作為舞美的核心意象，頗有以此象征“現代文明世界”之意味：懸掛有成百件西裝的十幾臺服裝架在演出的前半段作為演員表演的對象、支點甚至場所，而至演出后半段所有西裝被絕望的主人公威利盡皆扯下堆棄在地，他也在全劇的最后一刻在小兒子的扮演者手捧的柔光燈的照射下倒斃在西裝堆之上，可謂是對無名小卒湮滅于耀眼而腐朽的現代文明的一次形象的圖解。

　　在更深層次的主題開掘層面，此版《推銷員之死》似乎有意將人設引至“躁狂化”的方向：本劇中的母親這一角色不僅不是熟識原劇的中國觀眾既往理解的那種忍辱負重、含辛茹苦的家庭婦女形象，反是一位金發碧眼、腳踩高跟的年輕女郎，且本劇一開始她的表演就頗有幾分手舞足蹈、胸大無腦，她還會不時拿起話筒獻唱一曲；同樣，本劇中的父親與兩位兒子也表現出能量過剩的狀況，尤其是回憶起昔日兒子馳騁于競技場的那一場，三位男演員的表演頗有躍躍欲試之感；就連威利腦海中的幻象本伯伯，在本劇中也是身穿浮夸的綴滿燈泡的奇裝異服示人，或在蹦床上跳躍，或在閃耀的迪斯科水晶球下舞蹈，舉止談吐不乏嬉鬧意味。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至劇情的悲劇性逐漸深化，劇中人開始直面自己的人生困境時，演員的表演又復歸于安靜。

　　此版《推銷員之死》刪去了一些枝蔓的情節與人物，將視點著重在了威利事業與人生的失敗及其對家庭的影響；原劇中大的社會反思依舊存在，但本劇更著力聚焦個體命運的沉浮，創作者似乎在探尋與展示：當曾經喜不自勝的一家人墜入手足無措的深淵之中，將會有何等的情形。此版《推銷員之死》對原劇的這一闡釋，確實對中國觀眾頗具啟發性。畢竟隨著時代的巨變，曾經在30年前被國人隔岸觀火地視作“展現了美國夢的破滅”的《推銷員之死》，如今頗能引起共鳴。此劇之所以成為經典，其實在于它并非僅僅塑造了某一特定時空的社會轉型期中深陷困局的個體，它更是展現了人類無論古今中外都會普遍遭遇的一種悲劇——失敗，漸進式的、內因外因共同造成的走投無路。在叢林法則盛行的當下，此版《推銷員之死》可以令人生發出心有戚戚、不寒而栗的況味。

　　不過，如與近年來華的邵賓納劇院《哈姆雷特》等德國作品相比，此版《推銷員之死》讓人特別眼前一亮的舞臺創造、讓人特別拍案叫絕的劇本挖掘還是相對有限。相比于《哈姆雷特》的每時每刻都有亮點，本劇尤其是前半部分就顯得不免平鋪直敘，節奏平緩，形式冗雜，內容淺易。據悉，德國紐倫堡劇院的戲劇創作于當今德國也確非一線梯隊，“正常水平，略有亮點”，應是相較于其他來華的德國作品而作出的比較中肯的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