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病呻吟》：冷靜悲傷的莫里哀 和我們泥沙俱下的人生

《無病呻吟》劇照

　　藝術作品一旦寫就并傳播出去，它就不再只屬于藝術家自己。一部作品如果有機會排演若干種版本，它的生命力才算真正綻放。因其多元的釋義和重組，劇作家的隱秘動機才會如同多棱鏡般，折射出豐富而瑰麗的光芒。而每個不同版本的解讀，都是一次全新的創造。

　　剛剛落幕的2015首都劇場精品劇目邀請展演之塞爾維亞南斯拉夫話劇院的《無病呻吟》，極大程度上顛覆了中國觀眾對于法國喜劇和莫里哀作品的觀念。這是一出令人漸入佳境卻悲從中來的喜劇，八十分鐘，兔起鶻落，閱盡人生況味。隨著演出推進，一種極其強烈的孤獨感彌漫在劇場中，愈演愈烈；而劇作家對于人生境況的自嘲，更是貫穿著整場演出。

　　幾個世紀以來，對于法國喜劇家莫里哀的作品，有教科書一樣的戲劇史為其定性。莫里哀一生都沒有離開戲劇。他自己寫戲，也自己演戲。他筆下的傳世之作，在其為戲劇癡狂的一生中，并不算數量非常巨大。1672年底他帶病堅持寫完了《無病呻吟》，親自扮演主人公阿爾岡。1673年2月，莫里哀在臺上演到這個戲最后一幕之時，咳血倒地，溘然長逝。

　　越過時空，我們可以猜想劇作家抱病寫作時，對健康的渴望與對病體的坦然，也已經化作達觀的戲謔。他筆下的主人公阿爾岡本來是個健康的人，然而對于病痛和死亡的恐懼已經壓垮了他。他的背部是彎曲的，頭戴小帽子防止外感風寒；他謹慎地算著自己的醫藥費，行動遲緩，發音低沉，或許這樣不用耗費更多力氣，以便養生；他對于醫生的話言聽計從，成天灌腸；他甚至想要把女兒許配給醫生的兒子，以便自己保命……這些貌似可笑的行動使得舞臺上的生活變得更冗長，觀賞的心理距離也使得觀眾們審視劇中人并發出笑聲。

　　有趣的是，阿爾岡在被女仆設計裝死之后，他高雅矜持的第二任妻子發出一聲粗暴短促的嘶吼歡呼，隨即露出了原形：她脫掉束胸，拽掉帽子，脫下襯裙，原來她是個男人。男演員喘著粗氣，不再捏著嗓子唱歌劇，他粗俗而直接的形體和動作在舞臺上具有相當強大的沖擊力。妻子的本質是一個充滿欲望的男人，剝去妝扮，暴露兇猛——這一筆設計如有神助，奇思妙想，簡潔猛烈。此時，閉緊雙眼的阿爾岡驚愕地起身，看著面前令人崩潰的真相，無力而痛楚地再次閉上了雙眼。他被生活中如此黑色荒誕的突轉狠狠擊中，無力還手。我們看到，阿爾岡依賴醫學，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不再年輕；他依賴第二任妻子，或許是他從她的美貌青春中看到生命的活力，又或許他需要這樣的陪伴勝過一切，很難說他并沒有意識到妻子的虛情假意，但是至少聊勝于無；他安排女兒去嫁給醫生的兒子，從世俗的角度而言也并非葬送女兒前程，門當戶對，又能夠維護自己身體的健康，這是他的哲學……然而當女兒哀傷地對著假死的阿爾岡告白，他意識到，只有骨肉對他才是真感情，這種血脈相通的心意，讓他立刻決定成全女兒。但他又不甘心地說，女婿必須成為一個醫生！不必當真，至此，阿爾岡的形象已經十分豐滿，他只是一個意識到人生無常的虛弱的中老年人而已。成全了女兒之后，青年人甜蜜地離開了家，而衰老的女仆在椅子上如同被猛擊般垂下了頭，再無生氣。阿爾岡真的孑然一身了。

　　塞爾維亞演出版本中另一處令人震撼的設置，是阿爾岡的兄弟來找阿爾岡，為他的侄女——也就是阿爾岡的女兒提親，此處用一個小男孩來扮演阿爾岡的哥哥。這不禁令觀眾浮想聯翩，阿爾岡的哥哥究竟是否因為病痛，永遠留在了童年時代？而這里究竟又是不是阿爾岡的幻覺？再追溯到阿爾岡第一任妻子的離開，難道沒有可能是被疾病帶走？無論是什么原因，暗涌著的生命之脆弱無力，令阿爾岡的寂寞落到了實處。

　　這出戲的舞臺上，先后幾次從天幕處下沙，在幕與幕之間，在揚起的塵霧中，我只看到阿爾岡和我們泥沙俱下的人生。得到自由和幸福的親人，離開了阿爾岡，揮手作別。這沙土又一次傾瀉而下，它下在女仆無知無覺的身上，下在阿爾岡的頭上。而我們看到阿爾岡的后背卻緩緩挺直，他對于人生的不安與擔憂在這一刻消失殆盡，他從塵埃中穿過，逐漸奔跑起來；他迷了眼睛，戴上帽子，前路不明，卻頑強前行，一刻不停……而作為看客，我們再也笑不出來，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人生。我們每個人，最終只能獨自奔跑而已。

　　塞爾維亞版本的《無病呻吟》，是極富當代性的一次解讀和呈現，在北京的觀眾中亦引發了極大爭議。藝術家們不墨守成規，勇敢地賦予了作品新的意義，提供了人物新的動機與情感依據。容納越多可能性的作品，才越偉大。莫里哀若有靈得知，他當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