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的氣候

　　近日，位于北京市東城區的東方劇院正式更名 為北京喜劇院，由國家大劇院受約經營，大劇院將聯合東方國際文化藝術中心有限公司與北京大道文化節目制作有限公司，共同打造國內首個以喜劇為核心定位的專 業劇場，全力推動喜劇藝術作品的創作和發展。本文作者在欣喜之余，對中國喜劇創作現狀進行了闡述。

　　我愛看喜劇，卻沒有研究過喜劇，僅僅是一位非專業的喜劇觀眾。近期，首都北京又多了一座新劇院——北京喜劇院，這是件讓人高興的事。我國是戲劇 大國，首都又是我國戲劇文化的集散地，人才薈萃，云集了方方面面的藝術精英，無疑成為向國內外展示戲劇舞臺藝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窗口。所以，打造一座喜劇 院，不僅是觀眾久久期盼的愿景，也是喜劇文化發展的使然。與我國當代戲劇文化一樣，在這塊藝術土地上，喜劇的舞臺資源十分豐厚。無論是在傳統的舞臺還是在 現代的劇場，無論是在話劇創作中還是在戲曲演出場上，喜劇已經成為不能被忽視的一支藝術力量。

　　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喜劇演藝的平臺，涉及到喜劇生存的土壤，或是否有適宜的氣候問題。就“氣候”而言，兩個方面的因素是主要的，一個是喜劇藝術 的身外因素，另一個則是喜劇藝術的自身因素。無論是“內”還是“外”，我的概括是，都與“氣候”有關。喜劇舞臺是人的舞臺，絕不會同外界隔離，處于真空狀 態。恰恰相反，應是最熱鬧、最活躍的文化交流的舞臺。我想從自己的藝術視角，表述一點兒對喜劇創作、發展的想法。

　　藝術舞臺的創造，直面觀眾，往往會受到“大氣候”或“小氣候”的影響。尤其是喜劇舞臺，正喜劇也好，形形色色的諷刺喜劇、荒誕喜劇乃至鬧劇也罷，常會產生不可預測的現場效果，會受各種“氣候”的制約。

　　在這樣的氣候下，適宜演喜劇；在那樣的氛圍里，就不適宜演喜劇，都有一定的講究。如遭遇 “困難時期”，飯都吃不飽；或陷入“文革”歲月，忙于“階級斗爭”，顯然，都很難創造演出喜劇的舞臺“氣場”。遠的舞臺故事已成歷史的舊賬且不論，然而， 近半個世紀以來，喜劇舞臺上遭遇的喜劇“故事”也是不少的。時而風，時而雨，時而灑滿陽光，都與“氣候”有關聯。如粉碎“四人幫”之后，喜劇創作的氛圍驟 然活躍，舞臺演出幾近“爆棚”。戲劇舞臺(包括相聲、小品)上，喜劇幾乎成了主流。當時，“青藝”舞臺捷足先登，一下子搬上了諷刺喜劇《楓葉紅了的時候》 (編劇王景愚、金振家)，宛如劇名那樣，瞬間火紅起來。拿王景愚自己的話說，僅用5天，拿出了第一稿。院方就立即拍板——排演。他說：“因為是我寫的劇 本，臺詞比較熟，于是，我又放下筆，披掛上陣扮演主角陸崢嶸。”這是粉碎“四人幫”后演出的第一臺話劇。之后，全國約有300多個劇團競相上演。有話劇也 有各類地方戲曲，有專業院團也有業余劇團。這成為一個喜劇舞臺景象。

　　上述一例，我是想論證喜劇舞臺的榮衰，需要有外在的“氣候”條件。我認為，在舞臺藝術的園地里，喜劇之花是不可或缺的。它與我們日常的社會生活 關系甚為密切，息息相通。別看它舞臺描述的人物對象大多是以小人物、老百姓為主體，而且大多是反映生活中的“無足輕重”、“細微末節”的瑣碎小事，但往往 會觸及神經、碰撞社會中的敏感問題，宛如投槍、射箭，也會惹是生非。尤其是諷刺類的舞臺劇，常會受到一些爭議和非藝術因素的干擾。喜劇舞臺常常習慣于裝傻 充愣，嬉笑怒罵，擅長于諷刺、揶揄社會生活等，它的生態環境無疑會遇到麻煩或更困難。上世紀80年代，當時創作思想日趨活躍，也推出了一些喜劇或準喜劇的 作品，如《假如這是真的》《WM我們》《思凡》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不應該有的障礙。那段時間，舞臺觀念正在開放，正在變革，但“氣候”還不是很正常， 還不夠放開手腳，還有多余的條條框框，喜劇舞臺還是“喜”不起來。眼下的文本創作，我想坦率地說，仍然呈現弱勢。寫喜劇的還是鳳毛麟角，心有余悸似的，不 大去關注喜劇的生存狀態，喜劇的舞臺需求。這仍然是不爭的現實。創作者們為了“求穩”，寧可多花費物力、財力去排一出“好人好事”的戲，也不去創作諷刺 的、針砭時事的作品。多年來，我接觸到的評獎或者展演的舞臺上，幾乎沒有喜劇作品參與，獲獎機會更少。在舞臺自我畫地為牢，設置禁區。可見，我們舞臺的寬 容度還是有限的。這里，我想起了《伽里略傳》一劇中，有段臺詞，表述了劇作家布萊希特的“英雄觀”。我套改一下：如果一個國家的舞臺，沒有喜劇藝術的創 造，是舞臺的悲哀。令我們值得思考的是，我們的舞臺為什么出現不了《欽差大臣》《慳吝人》《一仆二主》這樣一類的作品，為什么沒有出現一些喜劇大師？這與 “大氣候”或“小環境”不無關系。因此說，我們要改變“喜劇的憂傷”的外部氣象，要像掃除霧霾那樣，作出較大的努力，才能讓喜劇舞臺的上空晴朗起來！

　　喜劇的氣候，也在于喜劇舞臺的自身，是極需要自省和審視的。除了喜劇舞臺的“硬件”條件有限之外，藝術創作上也比較趨于守俗、觀望的狀態。

　　戲劇進入新時期已有30多年了，雖然，戲劇舞臺的面貌有了較大的變化和發展，但喜劇創作仍是踏步狀，相對滯后。首先是原創喜劇，真正意義上的喜 劇，屈指可數。一度卻彌漫了低俗、庸俗的、搞笑的、亂“穿越”的種種舞臺怪象，入侵和顛覆了喜劇的舞臺，也埋沒了一些有口碑的、有成就的喜劇藝術家。有些 改革的盲目性，也促使喜劇生存空間的萎縮。如上世紀80年代初，“青藝”舞臺率先內部變革，創辦了“喜劇隊”，王景愚等勇于嘗試，演出了《可口可笑》《阿 混新傳》等系列喜劇小品和啞劇小品，深受觀眾青睞。但不到三載，無疾而終。又如，滑稽戲可稱中國喜劇的“師爺”，生存空間亦越來越小。在觀戲時，我曾偶遇 了滑稽戲《顧家姆媽》的主演、知名滑稽戲表演藝術家顧薌。她對滑稽戲的前景也深感憂慮，滑稽戲劇團離淪為 “天下第一團”，只差一步之遙了。這類舞臺現象不得不引起人們的關注。

　　我國的戲劇文化資源是極為豐富的，空間也是開闊的。喜劇文化也不例外。歷史上沉積下來的喜劇作品不勝枚舉，如《救風塵》《李逵負荊》《看錢奴》 《玉簪記》等，以及當代的《抓壯丁》等都極具代表性，值得開掘和借鑒。我國以京、昆為代表的戲曲舞臺上，都蘊藏著喜劇的基因、喜劇的種子，如金珠子那樣， 幾乎在每一個舞臺上都能撿到。

　　更值得關注的是，我們的喜劇舞臺上，也不斷地冒出一批又一批喜劇拓荒式的人物，他們仍然在突圍禁忌，前赴后繼，活躍在不同的舞臺上，繼續為喜劇 藝術孜孜不倦地耕耘著、奮斗著，編織喜劇的理想之夢，攀登更高的喜劇平臺。陳佩斯可以說是他們當中杰出的執著的創造者。他以《吃面條》為代表的系列小品及 其他舞臺創作，已在當代的喜劇舞臺上書寫了精彩的一頁。王景愚也在中國當代的喜劇舞臺上業績斐然。可以說，他已將畢生的藝術精力，投身于喜劇事業之中。他 身體力行，既親自“操刀”撰寫喜劇的文本，如《楓葉紅了的時候》《可口可笑》《撩開你的面紗》《啞劇小品》結集等，同時，自己又粉墨登場，創造了眾多的喜 劇人物形象。我認為，他既是喜劇劇作家，更是喜劇表演藝術家。

　　氣候是瞬息萬變的，但喜劇舞臺需要學會適應，要勇于面對種種環境的挑戰，才能蠃得更大的生存、發展空間。同時，喜劇自身的“健身”：劇目的積 累、題材的開掘、名著的引進、人才的培養等等，也要關注。無疑，喜劇藝術不能疏遠時代，疏遠生活，更不能忘卻百姓大眾的需求。戲劇文化的繁榮與否，喜劇也 是一個重要的舞臺標志。卓別林說：“智力愈發達，喜劇就愈成功。未開化的人很少有幽默感的。”所以，走向成功，還有不少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