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的時代訴求

　　今天，文學出版可謂空前繁榮。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大約3000部。如此龐大的長篇小說出版量，良莠不齊在所難免。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部分作品不盡如人意，就整個否定中國當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呼喚有生命力和免疫力的文學。真正的文學，能提供高端的精神果實，是充滿信仰和愛意的，是溫暖的文字，是開啟心智和凈化靈魂的，是具有免疫力的。作家蘇童說：“寫作在某種意義上是作家自己呼吸、血液的再現方式，這種體會通過寫作體現出來，可以說，寫作是一種自然的揮發。”這是一種有狀態的寫作，是一種作家與文學交織在一起的文學的釋放。文學成為作家生命的自然流淌，作家的思想、情感、生命活力在文學中得以延宕、再生。

　　任何文學問題都源于現實問題，任何現實問題都蘊涵著文學問題。文學反映現實，現實燭照文學。文學是時代的證言。文學應該自覺地表達人類生存的困境，這種困境既來自于人類生命存在的“生存”問題，也來自于人類生命存在的“發展”問題。發展的極限追求沖擊著人類生存的底線，人類在長期的歷史發展積淀中形成的生存信念和發展理想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尤其是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全球化”問題和“物化”問題。“全球化”一方面給人們提供了無邊的背景和宏大的視野，另一方面也讓人們倍感渺小與虛無。“物化”問題直擊人的精神和心靈，物成為衡量和評價人的有效尺度，物成為文學的表征世界。

　　文學也應該自覺地反映當代社會思潮，在人類自我意識的文化表達中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與傳統社會重視“思想中的現實”大相徑庭的是，當代社會以強調多元、相對與虛無的方式消解了傳統的“絕對確定性”。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構成當代人類所面對的深刻的文化危機。“英雄”謝幕與“神圣形象”的消解成為這個時代特征，如果從文化層面來說，就是“大眾文化的興起”和“精英文化的失落”。“扁平化”“平面化”“媚俗化”“市場化”成為時代文化的主題詞，文學也無可逃避地跌落到這個巨大的泥潭中。問題是，文學如何從這個時代的泥潭中跋涉出來，以一種理性的姿態來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精神。評論家李建軍在談到“中國當代小說最缺少什么”這個問題時，他給出的答案是“缺少真正意義上的人物形象，缺乏可愛、可信的人物形象”。李建軍從文學性的角度來談當代小說的缺失問題，是很有道理的。但筆者以為，文學社會責任問題同樣值得重視。小說在傳達文學意味的同時，也應該強化對“作為人類生活的當代意義的社會自我意識”的思考。文學社會責任是人們對于文學存在合理性的一種當然訴求，強調文學的社會責任和擔當意識，其意義絕不僅限于文學領域，亦與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建設、先進文化的發展、民族優良傳統的弘揚以及“中國夢”的實現密切相關。

　　文學何為？怎么樣的文學才是無愧于時代的偉大的文學評論家喬治·斯坦納說，“偉大的藝術作品像風暴一般，滌蕩我們的心靈，掀開感知之門，用巨大的改變力量，給我們的信念結構帶來影響。我們試圖記錄偉大作品帶來的沖擊，重造自己受到震撼的信念居所。”

　　中國當代文學的時代使命，應該包涵這些命題：一、中國當代文學應該表達多元化的時代發展問題。作家對時代的感性直觀與理性把握，是文學的應有之意。當然在對生活和生命的態度方面，文學必須擺脫“時代”和社會的束縛，必須超越階級、性別、信仰以及族群的狹隘性，進而達到世界性和人類性的高度，否則，就很難成為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經典作品，也很難對廣大讀者產生深刻而持久的影響。二、中國當代文學應該表達普遍的社會人生觀、價值觀。社會普遍的人生觀、價值觀是一個時代精神的縮微，從中可以窺視出時代發展的氣息。三、中國當代文學應該表達中國人民崇尚和平的愿望。和平一直是中國人民最樸素最真誠的夢想。在中國文學的歷史長河中，“和平”承載著太多的民族苦難和悲劇人生，尤其是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更能說明問題。中國人民歷來是向往和崇尚和平的，中國文學應該表達中國人民對和平的深刻領悟。四、中國當代文學應該表達“和諧中國”。和諧是一個人、一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世界發展的共同基礎。沒有和諧就談不上發展與進步。文學是人類情感與精神的共同的場域，文學讓我們心潮激蕩，感慨系之。文學不僅僅要反映和表達時代精神，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塑造和引領新的時代精神。五、中國當代文學應該表達“個人夢與中國夢”。無數個“個人夢”就匯集成了“中國夢”。“中國夢”又是我們“個人夢”得以實現和起航的“精神場”。

　　總之，“文學何為”是我們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應該沉重思考的一個問題。文學永遠也不會脫離它生成和反映的時代，文學的時代訴求是文學意義生成的重要內涵。文學反映時代，是時代發展演變軌跡的見證，是思想著的時代的鏡像。

　　(韓偉，作者為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