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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在一次談文藝批評的會上,曾聽某位教授說:“評論家的工作就是揭露作品中的問題,作家和出版社要把書賣出去,就把作品說得怎么怎么好,評論家就要說話,要讓讀者看到真相。”我在下面悄悄說:“這哪是評論啊?這不是‘城管’嗎?”
其實,評論者、研究者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他們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揭露和阻撓,而是推進——并不是自己推進,主要是作家們在推進,評論家應是作家們前進時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文學是藝術、是審美、是創造。文學的推進,主要是靠創造者完成的,那是審美經驗、審美方式、審美境界的突破。這種突破只能以新的作品來完成,不可能靠理性的研究和分析來取代。研究者自以為高人一頭,像錢鍾書先生說的那樣忙于“教訓作者,開導讀者”,那只是自不量力而已。
但評論和研究又是很重要的。“李約瑟難題”并不是什么難題,結論其實是清清楚楚的。為什么中國沒有產生近代科學?不是因為中國缺乏經驗、實踐、審美、發現和創造,而是中國沒有科學的歸納法和演繹法,中國的那么多偏于感性經驗的創造和發現,沒有科學理性在邊上看著,沒有理性為它們“立法”,這樣,創造和發現來了又去,產生了又流失,沒有通過大面積的自覺的實驗和總結,上升為科學。這就證明了理性的重要。在文學上,理論和批評同樣是不可少的。
所以,兒童文學研究的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寫文學概論,不是搞史料收集,不是概念上沒完沒了的論爭,更不是解釋政策……這一切可能都重要;前面提到的揭露“假冒偽劣”,批評低質量的作品也很重要,但它們都不是“最重要”的工作。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讓文學活起來、發展起來,讓兒童文學有蓬勃的生命力,只有這樣,理論、史料、教學、論爭……這一切才會被“激活”,理論才不會成為死的理論,材料也不至成為死的材料,學科也才有存在發展的前提。
所以,在兒童文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關注當下的創作,尋找創作前進的動因,發現創作中不斷出現的“新質”。
在4月28日《光明日報》上,有一版老作家宗璞的報道。在社科院外文所,宗璞說:“研究外國文學要時時關心中國文學,尤其是現在的創作。”當年外文所的所長馮至同意這個觀點,還說:“這是一個自然的事實。”既然連外國文學研究都要關注當下新作,兒童文學研究又怎能不對當前蓬勃的創作投以最熱切的目光呢?
關注當下的創作也有助于理論本身的發展。離開了創作界的理論就是無源之水,封閉的邏輯推論是推不出“新質”來的,所以理論的發展光靠理論界本身是不能完成的。別林斯基的理論是和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屠格涅夫等的最新創作同時完成的,勃蘭兌斯的理論是和整個19世紀歐洲文學一起建立的,巴赫金的理論離不開對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那一代蘇俄作家的研究,美國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的理論也與包括普魯斯特在內的大量現代派作家的涌現有關。而現在,西方理論界之所以怪論迭出,這與他們脫離創作界,長期關在校園里苦苦掙扎有關。為什么怪論往往出自文藝理論家之口?為什么有的文藝理論專家有時會像缺乏專業基礎的“民間科學家”那么自大而可笑?就因為他們成了無源之水——文藝理論的基礎首先不是教科書,不是現成的理論教條,而是活生生的當下的創作。這對于我們來說,可以成為一種借鑒、一種教訓。
前幾年,在研究青年作家湯湯的童話時,我發現,她的童話常有三個層次:一是表層,即生動的、充滿童趣的、每每與眾不同的敘述層;二是與現實對應的層面,即故事中的許多意象非常巧妙地讓人感覺到自己也是熟悉這一切的,自己也與這奇異故事有關,這是她的童話讓人覺得沉甸甸的最關鍵處;三是人生意味與生命價值的層面,即常能生發出一些與永恒價值相通的東西。而第二層的存在,使她的作品充滿現實感,但與張天翼、孫幼軍等又很不同,那些前輩往往把現實生活事件直接搬進童話,但湯湯只給你一種相應的審美感受,也就是以審美的、童話的境界來對應現實,這樣藝術效果更好。強烈的現實感是中國童話的一大特色,而湯湯的實踐無疑是中國童話創作的重大突破。
在研究李秋沅、謝倩霓等人的新作時,我又發現了“質感”的重要。我認為,文學中的質感,其實是由那些“編不出來”的部分組成的。一部作品從頭讀下來,如全都是別人也能編出來的內容,那就是沒有質感。能支撐起質感的,應是再聰明的腦袋也無法編造的東西,那就只能是生活的賜予,是你生命經歷中所偶遇的,是長期積累的獨到發現和體驗。純文學的“真生命”,就是由大量充滿質感的文學體驗聚合而成的。
在研究青年作家顧抒的短篇幻想小說時,我發現,幻想類作品往往單薄,即使村上春樹的成功之作,也有人覺得“有一種空空的感覺”。因幻想再巧妙,終究是虛設的,不可能像托爾斯泰那樣以真實密集的細節堆出人生的厚度。但幻想小說是現實和幻想的結合,要想不單薄,只有在“現實”這部分加重加厚;同時,在幻想中也注入更多現實的底蘊。這正是顧抒最近一批新作成功的奧妙所在。
在研究動物小說的時候,我又發現,真正第一流的動物文學,必須有一定的“紀實性”。它也可以虛構,但你不能用人的思維來虛構,你必須有“動物生活”。有個別青年作家以動物發展史知識為依據,虛構從未見過的動物,我認為這其實就是“從概念出發”,從概念出發是不可能創作出好的文學的。由此,我對黑鶴那樣從動物生活出發的動物文學寄予極大希望。
類似的理論發現還有很多,我在閱讀和評論兒童文學新作中感受到了極大的創造活力,有一種被幸福包圍的感覺。我愿意和無數兒童文學作家共同成長,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投入到兒童文學的創作與批評、創造與發現的實踐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