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學與國家意識的思考

經典被西方悄然洗牌，文化消費主義大行其道

　　世界文學一路走來，有許多問題亟待探討、許多規律值得探尋。但是，隨著文化消費主義的盛行，西方對他者，尤其是對其經典的新一輪洗牌在近半個世紀達到峰值。其中牽涉到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所推崇的作家作品，同時也影響了近30年我國的文學史寫作和經典界定、大眾閱讀。

    從啟蒙思想家說起

   眾所周知，啟蒙運動對近現代西方國家建構過程中國家意識的產生和強化發揮了重要作用。啟蒙思想家幾可謂近現代法國作為大國崛起時國家意識的主要奠基者。關于伏爾泰，我們固然已經比較了解，但具體到伏氏的《中國孤兒》(1755)何以改變《趙氏孤兒》的價值取向，我們仍缺乏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一班啟蒙思想家建構現代國家的強烈訴求。關于這一點，湯因比等諸多歷史學家有過間接論述，認為18世紀以降，歐洲的知識精英普遍開始思考建立現代國家的途徑或方法。法國的啟蒙運動、英國的憲章運動、德國的狂飆突進運動等等，本質上都是圍繞現代國家建構的一次次自覺的思想運動。而伏爾泰從《趙氏孤兒》所拿去的恰恰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中國孤兒》直接攫取了《趙氏孤兒》的主要情節，卻改變了時間地點和人物關系。這一改變集中體現了伏氏的“拿去主義”思想。

    與之稍有區別的是盧梭。盧梭固然同樣重視中國文化，但他同時看到了它的某些不足，譬如科舉制度的弊端和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壟斷。他認為這些并不適用于構建現代國家的文化啟蒙。同樣，孟德斯鳩在《波斯人信札》中借“波斯人”一只眼看法國封建社會的凋敗淫亂，堪稱一絕。而狄德羅在《修女》中不僅對封建“神道”的鞭笞入木三分，并且呼應了盧梭基于社會契約的“真正的法律”。至于馬克思恩格斯如何肯定和褒獎狄德羅(《拉摩的侄兒》)，則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到了其中的辯證法(從主人公的矛盾性格昭示法蘭西社會的尖銳矛盾)。但總體說來，法國啟蒙作家的基本藝術指向，都建立在構筑現代國家，說穿了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懷想當中。

    被忽略的巴爾扎克

    隨著啟蒙思想家的理想很快被現實所粉碎，19世紀的現實主義作家將矛頭指向了國家(具體來說是資本主義國家)。巴爾扎克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近一個時期，我國幾乎已經沒有人潛心研究巴爾扎克。曾幾何時，尤其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眼里，他卻是現實主義的典范。

    恩格斯在評價巴爾扎克時，將現實主義定格在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這個典型環境已經不是啟蒙時代的封建法國，而是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以后的“自由競爭”。這時，資本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此，我們不能以簡單的反本質主義否定事物的基本屬性以及社會的基本狀態和歷史趨勢。在《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批評這位工人作家說：“我決不是責備您沒有寫出一部直截了當的社會主義的小說，一部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傾向小說’，來鼓吹作者的社會觀點和政治觀點，我的意思決不是這樣。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這是就馬克思所說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亞化”所言的。恩格斯同時指出，“我所指的現實主義甚至可以違背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那便是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他的偉大的作品是對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挽歌……而他經常毫不掩飾地加以贊賞的人物，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這樣，巴爾扎克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恩格斯所說的這些人就是資產階級及其代表的“人民群眾”。較之法國封建貴族，資產階級的確代表了更為廣泛的人民群眾，這也是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保證。

    誠然，這里更須強調的是恩格斯對左拉的臧否。恩格斯說，“巴爾扎克，我認為他是比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義大師”。這一評價甚至可以說是對左拉的否定。顯然，這一評價的基礎是典型論。而20世紀，隨著現代主義的興起，典型論乃至傳統現實主義逐漸被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種主義所淹沒。在這些主義當中，以左拉為代表的自然主義受到青睞。我們暫且不必否定自然主義的歷史功績，也不必就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某些親緣關系多費周章，但有一點是需要說明并相對確定的，那便是現代藝術的多元化趨勢，及至后現代無主流、無中心、無標準(我稱之為“三無主義”)的來臨。于是，絕對的相對性取代了相對的絕對性。

    被排斥的托爾斯泰

    和巴爾扎克一樣，列夫·托爾斯泰在我國的命運同樣堪憂。其中的原因，除了西方所謂的意識形態“淡化”，恐怕還有我們的自我放逐和盲目與西方趨同。

    且說列寧對托爾斯泰的褒獎具有鮮明的國家意識和階級立場。套用恩格斯的話說，那是因為他看到了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的勝利。在《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一文中，列寧認為托爾斯泰表現了俄國革命的特點。因此，他的矛盾是俄國農民的矛盾。由此，列寧稱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清醒的現實主義者。

    誠然，我要說的不僅僅是列寧和托爾斯泰，而是與之關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后者，20世紀上中葉至今，西方和俄蘇已有許多討論。其中最耀眼的莫過于巴赫金的品評，諸如對話理論、復調理論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金的走紅自然要歸功于形式主義和整個后現代時期學術界對國家意識或意識形態的“淡化”，以及對“人權高于主權”的強調。不過，即或有人因某種無知或逆反而忽視列寧，至少不會忘記弗洛伊德吧？后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價固有他一貫的偏頗之處，卻不可謂不深刻、不可謂不真誠。弗洛伊德在匆匆褒獎了陀氏作品之后，就單刀直入、分析其人格問題了。他說：“由于作家選擇的素材中殘暴、兇殺、自私的人物比其他所有的人物都突出，這表明他內心深處是喜歡那種生活的，再說他自己的生活中也確有一些是這樣的，如嗜賭，也許還奸污過一名幼女(坦白)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種極為強烈的破壞性本能，這本來很容易使他成為罪犯的，但在他的生活中這種破壞性本能卻主要(沒有向外，而是向內)針對自己本人，因而表現為受虐型和罪孽感。但是他身上總還殘留著相當多的虐待狂的特征，這表現在易沖動，愛折磨人，毫不寬容——即使對他所愛的——并且表現在作為作者對待讀者的態度上。”對此，我們姑妄聽之。但是，我們不能不由此聯想到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那一班經典作家，他們大多扮演了殉道者的角色， 即為大我、為俄國的命運廢寢忘食。而陀氏卻是個偏執的宗教狂。

    文化消費主義之禍

    我的問題是：啟蒙作家暫且不論(因為他們主要不是文學家)，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緣何逐漸淡出我國(如文學理論家、批評家)的視閾，而左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陀氏，又緣何自20世紀中晚期以來幾乎獨占鰲頭、成了西方和我國批評界的寵兒呢？人們固然假借巴赫金和種種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之名給出了許多理由，但我想強調的是，這或許與意識形態或國家意識“淡化”、大眾文化或消費主義興起、“世界文學”或世界主義抬頭等不無關系。

    第一點無須贅述，因為全球化本身就意味著國家意識的“淡化”，盡管這個“淡化”是要加引號的(首先，實質也好，表象也罷，跨國公司四海為家極易模糊國家觀念；其次，不少學者認為全球化也即美國化，而白宮主人們張口閉口的“美國利益”恰好印證了這一點。這是錢幣的兩面)。

    第二點，倒是可以多說幾句。首先，從學理上說，西方知識界討論“消費文化”或“大眾文化”久矣。其次，當今美國式消費主義正是基于“大眾文化”的一種創造，其所蘊含的資本邏輯和技術理性不言自明。而好萊塢無疑是美國文化的最佳例證。早在20世紀20年代，好萊塢作為美國“大眾文化”的標志，就已成為美國高層的共識。其中的國家意識顯而易見。

    第三點指向兩個完全不同的向度，一個是歌德在看到《玉嬌李》等 東方文學作品之后所率先呼喚的“世界文學”。盡管開始應者寥寥，但近來卻大有泛濫之勢。這多少體現了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確立之后，文學是如何率先伸出全球化或世界主義觸角的。遺憾的是資本的性質沒有也不會改變。除了善意地相信其中的理想主義傾向或許多少蘊含著某種社會主義全球化的征兆，當前學術界的所謂“世界文學”與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基于階級和國家理念的“世界的文學”言說可謂南轅北轍。簡而言之，馬克思恩格斯對“世界文學”的認知是建立 在對資本從地區壟斷到國家壟斷再到國際壟斷的批判性、否定性基礎之上的。換言之，它是資產階級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世界(包括物質和精神形態)的必然結果；同時，由于國際市場的建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事實如此，不論我們愿意與否。

    反過來說，柬埔寨有文學，老撾有文學，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等所有國家皆有文學，盡管人們知之甚少。但這些國家的經典是否同樣可以進入“世界文學經典”之列？《紅樓夢》等中國文學經典又有多少是西方主流文壇認可的“世界經典”？或者，多少西方讀者通讀過《紅樓夢》？我們自己還有多少孩子在讀《紅樓夢》？這些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問題。因此，理想主義、世界主義和后人道主義固然可愛，但并不都切合實際。

    與此同時，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讓位于”張愛玲、徐志摩、周作人、林語堂、穆時英、廢名等。何也？這中間除了傳統階級意識、國家意識的“淡化”，經典邊際的模糊、認知方式的變化，以及市場(資本)的作用等，都是不言而喻的因由。而西方后現代主義總體上指向二元論的解構，最終為去中心的廣場式狂歡提供了理論或學理基礎。

    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在國家意識和階級立場之間選擇后者。列寧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區別在于時代，尤其是建立蘇維埃的訴求為列寧重新審視文學的階級性(人民性)提供了新的維度。于是，國家的階級利益發生了變化。當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即國家意志服從于大多數人的利益時，國家意識也便包含并超越了階級意識，成為更加寬泛的價值觀了。因此，當代美國主流學界冷落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們可以理解，而我們緊隨其后、欲罷不能地無視和輕慢后者就令人不明就里了。同時，魯郭茅、巴老曹或張徐周、林穆廢的彼落此起或許還不足以證明這一點，那么林林總總的下半身寫作的風行、走俏當可說明這一點。這其中市場價值取代國家意識的例子比比皆是。

    總而言之，國家意志有階級屬性、有為什么人的問題。而今，國家和階級尚未消亡，強調國家意識并未過時。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彰顯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因此，國家意識不僅不可或缺，而且凸顯并指向最大公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