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的困頓和蘇醒

　　我們知道，一年一度的“世界讀書日”是以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的忌日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立的。尤其是今年，適逢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全世界讀書人再一次聚焦這兩位文學巨匠；我國讀書界自然也不會忘記同樣逝世400周年的湯顯祖，同時反觀我們的閱讀情況。

　　閱讀的困頓

　　老實說，我們的閱讀情況不容樂觀。且不說我國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處于世界中下游(2016年“世界讀書日”公布的有關調查數據表明，2015年我國人均年讀書量仍不足5種)，較歐美國家和亞太發達國家仍有很大差距。同時，青少年的電子閱讀量迅速飆升，其內容多為快餐類影像作品和閑聊，即主要屬輕閱讀、淺閱讀范疇，罕有經典間架。更令人瞠目的是2013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網上抽樣調查結果：我國“四大名著”之首的《紅樓夢》居然在“死活讀不下 去”的榜單上赫然居于榜首。與此同時，《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橫遭批判，其做法無非是將它們剝離歷史土壤，并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關于《西游記》，或可作為個案多說幾句，因為它一直是我國少兒讀物中的第一經典。然而，它被反復惡搞。鄉賢章金萊(六小齡童)頗為憤懣，以至于不惜“以身試法”、對簿公堂。而孩子們看了許多惡搞、大話之后，便再不像我輩這么“迂腐”了，唐僧娶妻生子、悟空與白骨精戀愛之類早已先入為主，占據了他們的記憶和想象。別以為那只是簡單的搞笑。說到笑，當初我看《西游記》也一直在笑，笑唐僧迂(苦笑不迭！)，笑豬八戒黠(可氣可笑！)，笑孫悟空精(服膺的笑！)，笑沙和尚憨(會心的笑！)；后來長大了，慢慢有了些閱歷，便開始拿師徒四人比附國民，乃至國民性，謂唐僧像儒，八戒像商，悟空像俠，沙僧像民。而他們之外的那一撥神仙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而白骨精們是為非作歹的匪。再就是：一如蒲松齡是書生，因此美麗的女鬼都愛上了書生；吳承恩也是書生，所以妖怪都喜歡唐僧。而唐僧又何嘗不是書生？！他所做的其實是現代意義上的“洋插隊”——先留學，而后回國譯經授業。吳承恩無非是夸大了我等儒生的迂腐勁兒。要說信仰這東西就是厲害，無論釋道儒俠，還有各色主義，一旦信了，也便身不由己。于是，唐僧心心念念的是他那一畝三分地。但他是幸運的，因為他成功了，而許多儒生卻成了范進。孫悟空是俠義的化身，忠肝義膽、火眼金睛，卻不乏逆反心理；講道義、有信仰，但不墨守成規。他是孩子德育教學的好范例，蓋因他是非分明，乃古來忠臣名士的代表。沙僧代表蕓蕓眾生，他勤勉敦厚、任勞任怨，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輕易還手。八戒的兩面性，甚至多面性則最可用來比附一般意義上的國民性，甚而劣根性。他狡黠，但只是小聰明；貪吃貪色，卻又惰性十足、不思進取；時不時地占點便宜、開個小差，吃虧時不是阿Q似的自我安慰，便是蠻不講理地抱怨別人。

　　當然，情況遠不止于茲。屈原遭到了“弗洛伊德的攻擊”，成了“同性戀者”，于是其愛國主義精神被“戀君情結”所顛覆。此外，從杜甫到魯迅，無數經典作家被或多或少穿上了小鞋。于是，經典作家作品作為民族文化母體的基因或染色體地位被徹底撼動，甚至顛覆。這當然不是個別文人墨客或影視大腕心血來潮、指點古今的結果，其背后是資本和文化消費主義的強勁推動，也是“全球化”時代“去民族意識”、“去意識形態”的必然結果。我的問題是：既然國家尚未消亡，白宮的主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強調美國利益，我們卻輕易瓦解作為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價值認同和審美認同重要根基的文學經典，那不是犯傻或別有用心又是什么？

　　魔俠的來臨

　　話說回來，顛覆“經典”的做法是文學的本分。但這個“經典”始終是加引號的。譬如塞萬提斯顛覆的“經典”是以消遣為目的的騎士小說。曾幾何時，騎士小說在歐洲風靡一時。用最簡單的話說，騎士小說之所以風行歐洲，尤其風行西班牙，是因為王國的復興或建立(西班牙則是打敗了占據伊比利亞半島長達近8 個世紀的阿拉伯人，并迅速擢升為強大的帝國)。而騎士階層作為“王國復興”的主力完成了歷史使命。騎士們被封官加爵，遠離了金戈鐵馬、過上了養尊處優的生活，成為新興市民階層夢想的歸宿。后者正是“航海大發現”的精神基礎。哥倫布所率領的西班牙冒險家并不知道美洲的存在，他們的目標是“大中華帝國”，只是陰差陽錯到達了美洲，并誤認為那是印度。稍后歷任菲律賓總督的西班牙人一直覬覦富饒的中國，并多次上書國王派兵“占領”。只不過西班牙帝國早被野心所累，已然是無可奈何的明日黃花。但騎士夢想仍縈繞在西班牙市民階層心中；于是，過去的騎士生活被逐漸藝術化。比如，多數騎士小說的主人公不是一手舉劍、一手握筆，就是浪漫的冒險家；他們為了信仰、榮譽或某個意中人不惜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他們往往孤軍奮戰、特立獨行，具有鮮明的個人英雄主義傾向，同時不乏神秘色彩。塞萬提斯則開宗明義，要用《堂吉訶德》來掃除騎士小說的那一套有害心靈的無稽之談。于是，騎士小說被淋淋漓漓地戲說了一番。于是，孩子們看《堂吉訶德》會笑，而成熟的讀者卻每每在堂吉訶德的瘋癲面前潸然淚下。

　　同樣，莎士比亞在喜劇一統天下的時代寫下了使他得以成為經典作家的一系列悲劇。適值人學顛覆神學，人性的本能成為文壇刺激觀眾、獲取資本的猛料。毫無疑問，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思想家始終視人本主義為雙刃劍，即它在否定神學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彰顯了人性的另一面：資本產生和發展的潤滑劑。而文 藝復興運動作為人本主義的載體，無疑也是資本的溫床。14世紀初，但丁即在文藝復興運動的晨光熹微中窺見了人性(人本)三獸：肉欲(豹)、貪婪(狼)和狂妄(獅)(見“神間喜劇”《神曲》)。未幾，拉伯雷在《巨人傳》中惡搞神學，并酣暢地狂歡了一把。伊塔大司鐸在《真愛之書》中把金錢描繪得驚心動魄、無所不能。薄伽丘則以罕見的打著旗幟反旗幟的狡黠創作了一本正經的“人間喜劇”《十日談》。15世紀初，喜劇在歐洲遍地開花，幽默諷刺和玩世不恭的調笑、惡搞充斥文壇。16世紀初，西、葡殖民者帶著天花占領大半個美洲，伊拉斯謨則復以毫不掩飾的快意在《瘋狂頌》中大談人類下半身的“那樣東西、那樣東西，只有那樣東西”才是創造人類文明的真正動力。

　　然而，莎士比亞仍在其苦心經營的劇場里左右開弓，而塞萬提斯則通過堂吉訶德顛覆了騎士小說、使人目睹了世風日下和哀鴻遍野。

　　經典的蘇醒

　　巴爾加斯·略薩認為經典有自我翻新的能力。然而，事實是經典的翻新或復蘇取決是時代社會，即讀者的青睞和激活。

　　且說隨著啟蒙思想家，尤其是浪漫主義的理想被現實所粉碎：19世紀的現實主義作家將矛頭指向了國家(具體說是資本主義國家)，從而改變了經典的界定方式。這其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評價巴爾扎克時，將現實主義定格在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這個典型環境已經不是啟蒙時代的封建法國，而是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以后的“自由競爭”。這時，資本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此，我們不能以簡單的反本質主義否定事物的基本屬性、社會的基本狀態和歷史趨勢。在《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批評這位工人作家說：“我決不是責備您沒有寫出一部直截了當的社會主義的小說，一部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傾向小說’，來鼓吹作者的社會觀點和政治觀點，我的意思決不是這樣。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這是就馬克思所說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亞化”所言的。恩格斯同時指出，“我所指的現實主義甚至可以違背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那便是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他的偉大的作品是對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挽歌……而他經常毫不掩飾地加以贊賞的人物，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這樣，巴爾扎克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 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恩格斯所說的這些人就是資產階級及其代表的“人民群眾”。較之法國封建貴族，資產階級的確代表了更為廣泛的人民群眾，這也是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保證。

　　但是，從上世紀開始，巴爾扎克在西方學界遭到冷遇。隨著現代主義的興起，典型論乃至傳統現實主義逐漸被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種主義所淹沒。在這些主義當中，以左拉為代表的自然主義首當其沖。我們暫且不必否定自然主義的歷史功績，也不必就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某些親緣關系多費周章，但有一點是需要說明并相對確定的，那便是現代藝術的多元化趨勢，及至后現代無主流、無中心、無標準(我稱之為三無主義)的來臨。于是，絕對的相對性取代了相對的絕對性。資本及其推動的文化消費主義則是其不竭的源泉。

　　和巴爾扎克一樣，列夫·托爾斯泰的命運同樣堪憂。其中的原因，除了西方所謂的意識形態“淡化”，恐怕還是“去國家意識”、“去意識形態”的文化消費主義在作祟。曾幾何時，列寧對托爾斯泰的褒獎具有鮮明的國家意識和階級立場。套用恩格斯的話說，那是因為他看到了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的勝利。在《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一文中，列寧認為托爾斯泰表現了俄國革命的特點。因此，他的矛盾是俄國農民的矛盾。由此，列寧稱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清醒的現實主義者。

　　誠然，我要說的不僅僅是列寧和托爾斯泰，而是與之關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后者，20世紀上中葉至今，西方和俄國已有許多討論。其中最耀眼的莫過于巴赫金的品評，諸如狂歡理論、對話理論、復調理論，等等。不過，稍有記性的人即或因某種無知或逆反而忽視列寧，至少不會忘記弗洛伊德吧？后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價固有他一貫的偏頗之處，卻不可謂不深刻、不可謂不真誠。他說：“由于作家選擇的素材中殘暴、兇殺、自私的人物比其他所有的人物都突出，這表明他內心深處是喜歡那種生活的，再說他自己的生活中也確有一些這樣的是：如嗜賭，也許還奸污過一名幼女(坦白)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種極為強烈的破壞性本能，這本來很容易使他成為罪犯的，但在他的生活中這種破壞性本能卻主要(沒有向外，而是向內)針對自己本人，因而表現為受虐型和罪孽感。但是他身上總還殘留著相當多的虐待狂的特征，這表現在易沖動、愛折磨人、毫不寬容——即使對他所愛的——并且表現在作為作者對待讀者的態度上。”對此，我們姑妄聽之。但我的問題是：我們有人拿弗洛伊德理論興高采烈地顛覆屈原，卻緣何在陀氏研究中幾乎只見巴赫金、不見弗氏的身影？

　　鑒于此，竊以為經典的蘇醒只能寄希望于重返馬列、重塑國家意識。后者才是我們的利益訴求，也是最大公約數在閱讀和精神領域的有效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