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與更新：近代西學中用之法

　　王國維由于過分倚重、認同叔本華和尼采的思想，讓自己的腦袋成為他人思想的跑馬場，從而走向了虛無。魯迅從中國的現實問題出發，對外來思想在借鑒的基礎上予以更新，為我所用，從個人的小天地里走出，在與更廣大民眾的實踐結合中，走向了一種更高的創新和升華。

    師生關系與門派師承，在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學術發展進程中，一直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時至近代，當傳統師生關系延伸為與西方“精神導師”發生關聯，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歷史使命使得中國學者在接受他們的影響時，會采取各自不同的路徑。尼采和叔本華以其在哲學上的卓越成就，影響了一代中國學人。身處文化轉型期的王國維和魯迅，對這兩位哲人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拿來主義”策略，分別實現著對于傳統文化的再造和更新。

    王國維：同情基礎上的哲學認同

    王國維對叔本華和尼采評價極高：“十九世紀中，德意志之哲學界有二大偉人焉，曰叔本華，曰尼采。”對于兩人學說之異同，王國維認為相同之處是都禮贊天才，鼓吹“赤子之說”。(《叔本華與尼采》)王國維認為，叔本華與尼采二人性行之相似表現為“強于意志”、“富知力”和“喜自由”，之所以如此，在于他們二人都是“曠世之天才”，而天才者必有痛苦，此為其思想不為世人理解之痛苦，所以他們不得不以其驚世駭俗之學說“弛其負擔”自尋慰藉之道，誠屬可悲也。

    王國維曾撰有《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一文，盛贊叔氏教育理論，并為其沒有成為教育家或大學教授辯護。他還指出，尼采曾撰有《教育家之叔本華》一書，說明尼采也認可叔本華在教育學方面的貢獻。況且，尼采自己就是把叔本華視為精神導師，也因承繼和發揚光大了叔本華學說，成為叔本華最杰出的學生。王國維指出，叔本華的教育理論核心就是“重直觀”和“重經驗”，因此叔本華特別看重美術(蓋指一切藝術)和德育在教育中的特殊重要作用，盡管美術與德性均不可教授——王國維的意思是真正的對于美和善的認識不能出自于抽象的知識，而是由個人的直觀感受和經驗得知。所以就教育而言，“時時與以直觀之機會，使之于美術、人生上得完全之知識，此亦屬于教育之范圍者也”。綜上所述，對于自己的精神導師叔本華，王國維不僅理解其學說，更能理解其心靈世界。這既與他個人性格憂郁、敏感及人生經歷坎坷有關，也與他所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有關。

    王國維曾引《列子》中的寓言來辨析叔本華與尼采之異同。列子此寓言大意是：周朝有個姓尹的人大力添置家產，在他手下服役的人從早到晚都不得休息。有個老仆精力已經消耗干凈，仍然不停地被使喚，白天呻吟著干活，夜里疲憊地熟睡。由于精神恍惚，每天夜里都夢見自己當了國君，既管理一國大事，又在宮殿花園游玩，十分快樂。醒來后就繼續服役。有人同情他過于勤苦，老仆卻說：“人生百年，白天與黑夜各有一半。我白天做奴仆是苦，但黑夜做國君則快樂無比，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王國維評論說，叔本華的天才之痛苦，就是這位中國老者的白晝；而其美學上的貴族主義與形而上學之意志統一，就是老人夢中當國君的快樂夜晚。而尼采則不同，他雖有叔本華之天才卻沒有其形而上學之信仰，所以無論白天還是黑夜都陷入中國老者白晝的痛苦之中，只有借顛覆一切價值之舉動來消減負擔。尼采所要做的就是想把叔本華夢中聊以自慰者，放在白晝實現。叔本華無論怎樣悲觀，都不會反對日常道德倫理，而尼采卻只能大肆攻擊傳統而沒有任何顧忌，這就是他們兩人的學說在形式上一個悲觀保守，一個瘋狂偏激的原因。

    由于“體素羸弱，性復憂郁，人生之問題日往復于吾前”，性格及生活方面的坎坷經歷，使得王國維在情感上其實更近于叔本華，其《紅樓夢評論》就是以叔本華學說闡釋《紅樓夢》的代表。從1899年在東文學社初次接觸叔本華，到三年后直接閱讀叔本華原著，那時的王國維對這位精神導師態度簡直可以用頂禮膜拜形容。王國維最初視為精神導師者并非叔本華而是康德，只是由于康德文字過于艱深難懂，王國維才不得不轉向叔本華。而后者之悲觀厭世學說，恰與王國維之憂郁性格相符。而叔本華對天才的禮贊，又滿足了王國維的天才情結。何況叔本華的文字富于情感，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因此王國維舍康德走向叔本華就是必然。

    隨著學識的增長和眼界的擴大，王國維對于叔本華與尼采學說的弊病，逐漸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并最終作出了清醒的理性判斷：“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他也像西哲所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對自己最鐘愛的哲學如賈寶玉一樣“撒手而去”，先是投入文學，最后轉入純粹之學術研究。但叔本華與尼采的思想特別是人生哲學，一直影響著王國維。雖然他也知道解脫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殺，但其最后投水自盡的結局，其實依然源于他對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的認同以及對尼采之天才、超人學說的“同情”——此“同情”非他，即為陳寅恪所說“理解之同情”。這也是導致其走向虛無的重要原因所在。

    魯迅：立人需求中的學說借鑒

    當20世紀初王國維撰寫《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叔本華與尼采》和《紅樓夢評論》等一批重要論文時，魯迅正在日本求學。雖然很快魯迅就放棄以科學救國的夢想，卻并未致力于學術研究，而是選擇了文學翻譯與創作。這一時期的魯迅在介紹外來文化與文學觀念方面，與王國維一樣，把目光轉向叔本華與尼采以及19世紀歐洲的浪漫主義思潮，而且同樣也對進化論等西方近代文化思想有著獨特而深刻的理解，這些都表現在魯迅此時所寫的《人之歷史》《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等早期論文中。這些論文在很多方面與王國維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表現出的對叔本華與尼采等西方文化大師的贊美之情也極為一致。

    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中國要“生存兩間，角逐列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要“立人”，必須“尊個性而張精神”，“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些論述中明顯可以看出叔本華與尼采思想的影響，所以魯迅以熱情洋溢的文字介紹他們也就不足為奇：“至勖賓霍爾(A. Schopenhauer)，則自既以兀傲剛愎有名，言行奇觚，為世希有；又見夫盲瞽鄙倍之眾，充塞兩間，乃視之與至劣之動物并等，愈益主我揚己而尊天才也。”“若夫尼佉，斯個人主義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為本位，則惡之不殊蛇蝎。意蓋謂治任多數，則社會元氣，一旦可隳，不若用庸眾為犧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遞天才出而社會之活動亦以萌，即所謂超人之說，嘗震驚歐洲之思想界者也。”這與王國維對二人的評價幾乎如出一轍：“叔本華與尼采，所謂曠世之天才非歟？二人者，知力之偉大相似，意志之強烈相似。以極強烈之意志，而輔以極偉大之知力，其高掌遠蹠于精神界，固秦皇、漢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侖之所望而卻走者也。”

    魯迅一生多次提及叔本華與尼采，除在雜文中對叔本華之私 生活及尼采歧視女性態度有所諷刺外，對兩人學說都抱持一定程度的肯定。他在“拿來主義”的前提下，給予肯定，如對尼采“超人”學說的評價：“尼采式的超人，雖然太覺渺茫，但就世界現有人種的事實看來，卻可以確信將來總有尤為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到那時，類人猿上面，怕要添出‘類猿人’這一個名詞。” (《熱風·隨感錄四十一》)對于叔本華和尼采的悲觀主義人生觀，魯迅認為也有可取之處，這在《野草》中有明顯表現。即便是到晚年，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所寫導言中，也還引用尼采的話證明自己小說創作之獨特價值。

    叔本華與尼采的思想，都曾對王國維和魯迅產生較大的影響。但兩人在對待這種外來思想學說的態度上卻有著很大不同，這也是兩人的人生路向發生重大分歧的重要原因。王國維由于過分倚重、認同叔本華和尼采的思想，讓自己的腦袋成為他人思想的跑馬場，從而走向了虛無。魯迅從中國的現實問題出發，對外來思想在借鑒的基礎上予以更新，為我所用，“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從個人的小天地里走出，在與更廣大民眾的實踐結合中，走向了一種更高的創新和升華。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門派傳承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關系研究”(14BZW14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